本网讯(通讯员 刘佳源)6月2日下午，应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高瑞泉先生在振华楼B214做了题为“中国观念史的学科意识”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廖璨璨副教授主持。讲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吸引了校内外百余名师生听众与会。

（廖璨璨副教授主持讲座）

高瑞泉教授概述了中西方观念史的研究历程与现状，并通过对观念史的定义、研究缘由、研究对象及学科定位的发问引出了他的主体部分论述。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高教授重新回到了本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他认为虽然这场讨论没有在知性上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其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中国观念史的学科意识正是由这场持续已久的论持所激发。高教授援引了牟宗三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指出中华民族的活动有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在指导，并且这一观念由特殊的民族生命来表现，中国哲学的中心可视为“生命”的观念。因此，“做”中国哲学既可以将古代经典中围绕“生命”的一系列观念，借与西方哲学的架构之比较，演绎成概念化的理论体系；也可以对那些核心观念如何在指导民族生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作一种历史研究，即观念史的路径。后者的重点不在于对理论系统的阐释，而在对相关观念的资料广泛收集的基础上，将它与更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意义的课题联系起来展现其演化史。

（高瑞泉教授讲演）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高教授回望了中国哲学研究中观念史研究的发源并展望了观念史研究的可能空间。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指出以观念史的形态研究中国哲学的路径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等受德国人的“精神史”和美国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的影响，以观念的内在开展为方法框架阐发中国思想。高教授认为，虽然这一影响程度尚未有明晰定论，但就讨论观念史研究的学术自觉而言，作为一项现代学术形态，中国观念史研究实由此发轫。基于金岳霖和洛夫乔伊对观念的哲学分析，高教授指出，批判的观念史虽然以特殊的哲学史来自我定位，但是其“特殊性”又包含了一些理想。其一，在对特定观念的研究中，任何与此观念相关的哲学史叙事都被视为构成该观念史谱系的一部分。其二，只有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中，观念的真实面貌及其意义才得以具体地呈现。其三，承认观念主要来源于生活世界，所以在解释观念的历史性断裂之时，更注重从社会史中去求解。

在讲座第三部分，高教授对“观念史”与“哲学”、“哲学史”、“思想”、“思想史”的纠缠作了详细地厘清。高教授结合了金岳霖关于“思想”一词的讨论和史华慈对思想史的界定，提出了他的论断：哲学史是特殊的“知性思想史”，重视的是概念化安排的系统理论，而观念史重视的是“观念”本身，它的直接对象是观念世界中最重要的“观念”，即人类精神活动中那些最基本的“固定化的思想产品”之一“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过程。观念史的“做法”，可以偏向历史，也可以偏向哲学。实证的观念史关心如何确定与相关术语联结的“观念”之历史，强调史料考辩和实证方法；解释的或批判的观念史倾向于用一种更具哲学分析意味的方式，研究蕴含在相关术语及其用法中的“观念”的意义之生成、分化与演变，并将其与普遍的哲学问题相连接，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史。无论是实证的观念史，还是解释的或批判的观念史，都实际上牵涉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讲座最后，高教授落脚到观念史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意义问题。高教授指出，观念在不同时代总是或显或隐，呈现出观念的位移甚至断裂，而观念史与社会文化史的适度结合，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哲学的发展何以折射出文明的进步。

在提问环节，现场师生分别就观念史研究是否存在有限性、观念史在逻辑学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请教高教授，高教授均予以细致回应，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部分参与讲座的老师同学合影）

（ 摄影：陈瀚钊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