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古会】——陈阳静书法新作我们
陈阳静 湖南浏阳人
书法博士（硕士：导师为吕金光先生，博士：导师为胡抗美先生）
二OO八年在河北美术学院创办书法学专业。
现为河北美术学院书法学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书法作品二十余次在中国书协主办的大展中获奖、入展。
其中，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获奖提名
全国第三届草书艺术大展优秀奖（最高奖）
第五届全国书法百家精品展最高奖(书法十杰)
有数万字的书学理论文章发表于权威期刊《文艺研究》《人民曰报》以及《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等专业报刊。
主编《高校书法专业碑帖精选系列》七十五卷本（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隶草”探微
陈阳静
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旨。”这里出现了“隶草”一词，而且还道出了“隶草”出现的大致时间和历史因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隶变”。“隶草”（或“草隶”）所指的最初是一种新字体——早期的草书，到书法自觉成为一种士族阶层竞相推崇的艺术门类时，草书已经由最初的“隶草”发展成为“章草”和“今草”。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180㎝×24㎝×2
景元《画松》
画松一似真松树，且待寻思记得无
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裴迪《送崔九》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
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45㎝×35㎝
19世纪以来，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为书法带来了大量可供学习的新材料，比如：里耶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这些秦汉之际的简帛书中“隶草”的大量出土印证了赵壹等人的文字记述，同时也让我们一睹汉代“隶草”之真容，给草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清末到民国的一些代表书家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典范，沈曾植、王遽常等人均在汉代简帛书中找到了突破口。当时沈曾植曾经多次要求罗振玉从日本寄回“流沙坠简”的影印资料，以便于书法的研习，收到资料后赞叹说：“皆足为欧人先导之姿，所谓质鬼神、俟百世。”
王勃《九日登高》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宋之问《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29㎝×21㎝
苏轼《少年游》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31㎝×8㎝
柳宗元《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60㎝×49㎝
汉代“隶草”是文字发展过程中一个成熟完备的体系。从出土的汉代简牍草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已经成熟固定并已经系统化的草书写法，也正因如此，稍晚的一段时间才会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度更加严谨的“章草”。侯开嘉先生《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认为隶草为草书的源头。简帛书中的“隶草”沉睡了两千多年，魏晋以后其对中国书法的影响越来越微弱，特别是世人争相追捧“二王新体”的唐代到清代早中期，这个草书的源头几乎已经与世断绝。启功先生说：“隶草书兴于汉世，究属草创，木简之出土多已断缺，其由章草变之今草，体势完备，当在晋世。故言草书者，必以晋人为上，上窥炎汉，以溯渊源，下概李唐，以穷俗变。”
苏轼《十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一月二十六日》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泠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
32㎝×16㎝
汉·张衡《鸿赋序》释文略
马融《琴赋》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于是遨闲公子，中道失志，孤茕特行，怀闵抱思。昔师旷三奏，而神下降玄鹤二，入轩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
34㎝×20㎝
《常州赋》
常州，初名延陵，为季札封邑。展为县，再则郡，继设州，后称路，终成府。历二千五百余年，得襟江带湖之胜，控舟车百越之汇。厚土不负，皇天多眷。春秋开基，魏晋肇文，唐宋擢贤，明清立派，近代名世。史册留名如跃马叠迹，难言其数。文采风流若掣鲸入海，唯见其游。俊采星驰，看大鹏缤翻，翼垂云外。人杰地灵，仿百川结流，鼓荡大荒。号中吴要辅，独萃江东儒雅之秀，礼成故国彬彬之邦
42㎝×42㎝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流沙坠简”的重见天日，“汉晋”古法又呈现在世人面前。王国维是简牍研究方面的先驱，《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简牍出土之事》、《木简之长者为尺牍》、《<流沙坠简>序》、《<流沙坠简>后序》等均是研究出土简牍的较早资料；特别是1914年王国维、罗振玉根据沙畹提供的资料编撰成《流沙坠简》一书，更使人们亲眼目睹了汉晋时期的墨迹，影响巨大。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汉晋木简的出现不仅仅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同时也为书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50㎝×45㎝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武班碑》
右汉班碑者，盖其字画残灭，不复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阀、卒葬皆不可见，其仅见者曰“君讳班”尔。其首书云“建元年太岁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识。以《汉书》考之，后汉自光武至献帝，以“建”名元者七，谓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宁、建安也。以历推之，岁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后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为建和元年，又岁在丁亥。则此碑所缺一字当为“和”字，乃建和元年也。碑文缺灭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为可惜也，故录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书。
134㎝×68㎝
张衡《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 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 荣辱之所如。
40㎝×63㎝
清末民国以来，有些书家开始取法秦汉简帛书，并法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沈曾植、王遽常、王世镗等人。沈曾植曾对弟子王遽常说“凡治学，务去常蹊……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出……章草自宋祝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对隶草挖掘还有待深入下去，尤其当代书法要回归传统并寻求突破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寻根于汉代隶草。这种取法不应仅仅限于形式上。由于简帛书，尤其简牍的书写空间狭窄，往往每一支简和牍上只能书写一行至三行字，《公羊传砖文》字数比较多，也才仅仅五行字。这势必要求当代的书家首先在章法上要对汉代草隶进行取舍并融入后世行草书章法特点、顾及通篇的形势关系，进而才能够创作出适应现代展厅效应的大幅草书。
《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70㎝×33㎝
黄庭坚《跋蔡君谟帖》《书林和靖师》
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见陈懒散草书数纸，乃真得才翁笔意。寒溪草堂待饭不至，饥时书板，殊无笔力。
134㎝×68㎝
陶渊明《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68㎝×68㎝
另外，汉代隶草的字体非常小，而当代书法创作在尺幅形式上动辄数尺巨幅，要将其放大数倍来进行创作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让我们想起王献之曾经劝王羲之“改体”的故事：“王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势，未若稿行之间，大人宜改体。’”隶草与“古之章草”均字字独立，要想达到“宏逸”的艺术效果，就要将其合理变形，而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晋人由此创新出了“今草”的样式，书风为之一变。当代对于隶草的学习也应当具有这种思维，也就是将碑、帖的艺术元素融入其中，使其笔法、字法、墨法以及章法形式更加丰富。如果照搬，在书写过程中，纵势易得，但是往往会一贯而下，在形势上往往容易缺少左右之间的动态与张力；如果创作过程中缺乏横向的呼应，则也不足以展现隶草本身的隶意之美。
造化时用新境界 追模自属劣抄临
180㎝×32㎝×2
黄庭坚《题东坡书道术后》《书所作官题诗后》
136㎝×46㎝
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6㎝×39㎝
秦汉之际的隶草是由篆隶经过隶变演化而来，其本身就具有篆隶书的浑厚古拙之美。在出土的简帛书中，隶草往往与篆隶夹杂在一起，在笔法上也显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因此，隶草也是沟通篆隶的一个途径，或者说篆隶笔法本身就与隶草是相通的。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颐。”在《青川木牍》等秦代的古隶中，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中锋行笔是篆隶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用笔结字的过程中，笔与纸面形成的摩擦力造成的滞涩与上下字之间互相连缀的纵势会造成一种紧张的矛盾，这样，浑厚古拙之美与连贯畅达之美就统一起来。此外，学习隶草还要有个人的审美追求，如若不然，也会流于千人一面。
未知肝胆向谁是 唯有图书相与亲
134㎝×23㎝×2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晋贤法帖》
右晋贤法帖。太宗皇帝万岁之余，留精翰墨，尝诏天下购募钟、王真迹，集为法帖十卷，摹刻以赐群臣。往时故相刘公沆在长沙，以官法帖镂版，遂布于人间。后有尚书郎潘师旦者，又择其尤妙者别为卷第，与刘氏本并行。至余集录古文，不敢辄以官本参入私集，遂于师旦所传，又取其尤者，散入录中。俾夫启帙披卷者时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倦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
180㎝×43㎝
节临《好大王碑》
234㎝×127㎝
在汉代简牍大量出土之前，崔瑗、张芝被认为是那个时代草书的全部，但是其墨迹久已不存，翻刻本多以失去本来面目，可供学习的汉代草书作品几近绝迹。近代简牍的出土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魏晋以后许多极具创新精神的草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汉魏隶草做过研究。即便是“以狂继癫”的怀素亦是如此，他在《自叙帖》中写道：“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使以妙闻，迨乎伯英，尤善其美”“汉代草书上承古文草字，旧迹可寻，下启今草草法，新规已设。因此，研究汉代草书，如据草书发展的桥梁，上窥古文奇字之奥妙，下探今草狂草之递邅玄理。”
游明圣湖日记（一）
21㎝×29㎝
游明圣湖日记（二）
21㎝×29㎝
游明圣湖日记（三）
21㎝×29㎝
游明圣湖日记（四）
21㎝×29㎝
游明圣湖日记（五）
21㎝×29㎝
游明圣湖日记（六）
21㎝×29㎝
苏轼《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180㎝×68㎝
当代书法的发展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契机，掌握了前人所没有掌握的新材料，如何运用这些宝贵资源来创造出新的书法样式，是每一个书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草书创作而言，只有具备学古而不拘泥于古的创作意识，才能借古开今，符合时代的特色。正如刘正成先生在谈到楚简帛书与当代书法艺术时说过：“在当代，随着简牍的大量出土，随着它在各个学科研究影响的不断增大，也影响了书法界的发展。尤其是这三十年，在大量出土简牍考古资料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新的书法风格范式，至今方兴未艾。所以说，新时期书风的判识度，应该看是否有在甲骨和简帛书方面受到影响，他是判别新时期书风的一个重要年代学标志。当然也是艺术断代史的重要标志。”
鼓钟作乐 鸾凤和鸣
2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