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面子”》：只要弄懂了面子，就能看透中国人的性情

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清朝末年来到中国，一住就是五十多年。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要面子，几乎算是一个“特性”。在《中国人的性情》中，阿瑟·史密斯写道：“‘面子’这个词本身就是一把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也就是说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情，就得弄清楚他们那种要面子的心理。

阿瑟·史密斯承认自己无法给“面子”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而且还有多种复杂的含义，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范围。他只能把中国人爱面子的特性解释为一种戏剧化的表演欲，一种追求形式上完美的心理。

近代以来，在中国人之中，鲁迅先生可谓是最了解我们民族性格的人了。但是他在《说“面子”》中也没法给出“面子”的具体定义，他认为“面子”类似于“脸”，但有一条界限，如果落到这条线以下，便是失了面子，也叫“丢脸”；而如果超出这条线以上，那便有了面子，或曰“露脸”。因此，面子仿佛是一个界限或者说尺度内的东西。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这么一个主观的尺度在，将其视为自己的底线，所以中国人普遍要面子、爱面子，甚至不惜以“活受罪”为代价。

然而，说到底“面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一个便于理解的定义？为什么鲁迅说“要面子”有时候会跟“不要脸”混在一起？我们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面子？这些便是本文所要弄清楚的问题。

“‘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

人们常说的“要面子”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看，要理解一个概念的含义，最好先比较它与矛盾方的关系。顾名思义，“面子”的反义词就是“里子”。里子是内在的，面子则是外在的。内在的东西人们一般看不见，不需要刻意掩饰，而外在的东西则过于显露，为了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就需要进行特别地修饰。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常说贾府已经家道艰难，“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这说明贾府的里子早已亏空了，但仍不敢料理省俭，因为怕外人笑话，所以就极力保持外在的豪华，仍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俗称“摆架子”。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将“要面子”定义为一种极力要维护外在体面的心理。

重视里子的人会顺从自己内心的去修行自我，不怎么在意旁人的目光；爱护面子的人则处处小心旁人的议论，希望做足表面功夫，以免被人笑话了去。至于表面功夫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视个人的身份地位、心理预期、具体环境及社会舆论而定。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一个旗人跟汉人到茶馆里喝茶，他俩都穷得叮当响。这汉人对喝四文钱的廉价茶并不在意，旗人却放不下架子，非要自己带茶来店里泡。他逢人就说自己的茶叶是法兰西进口的上好龙井茶，可别人一看，其实只是平常喝的香片茶而已。旗人又点了个烧饼来吃，吃完后看到桌上落了许多芝麻，待要用舌头去舔，又怕旁人笑话，便假装沾着口水在桌上练字，借此偷偷地将芝麻全吃完了。旗人与汉人本来都是相同的穷酸里子，但碍于出身及舆论，旗人要刻意维持形象上的体面，做出与里子不相符的行为，这又是“爱面子”的真意。

因此，我们说面子是相对于里子来说，它表现着人们追求外在的、形象上的体面心理。人们基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生活环境和主观判断，想要通过修饰外表形象，以便获得他人的认可或者掩饰自己内在的缺陷，不让人看出来。那么，“要面子”到底是不是好事情呢？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如何看待“要面子”的心理？

一个人穿着得体、举止皆当，会给别人带来舒适的美感；在交际场合做好表面的功夫，也会树立起恭敬的形象。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计较自己的脸面，在旁人面前袒胸露乳、满口污秽，则会被视为全无羞耻之心。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的，故而鲁迅说：“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如果一个人做事不惜颜面，不在意舆论的评判，也没有一点羞耻之心，那么这种“不要面子”的行为就成了“不要脸”。

人人都要面子，说明人人都还有底线，这是好事情。而且我们做事时也会考虑到别人的面子，不要触犯到他人的底线。但是，如果过于要面子，进而形成了“爱面子”的心理，那么就容易导致人格的虚伪。阿瑟·史密斯说：“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表演欲，做戏是其本能。”鲁迅在《宣传与做戏》中也承认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一。国人内心戏很足，在现实生活中也要按照戏剧化来行事。譬如那个穷酸的旗人罢，在别人的眼里他也不过是个穷光蛋，但在他看来，自己的旗人身份十分了得，一定要摆出个架子才显得有面子。孔乙己不也明明是个偷书贼，却非得狡辩说：“窃书不能算偷”么？更有甚者，阿Q被王胡暴揍之后，便欺负起比自己弱小的尼姑来，在众人九分得意的笑声中，他也仿佛挽回了面子一样，斯亦卑怯也已。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古人说“刑不上大夫”，因为对士大夫用刑会伤及到国家的体面，所以汉朝时薄昭杀了朝廷的使者，汉文帝便命群臣日夜到他家去哭丧，一直哭到他受不了而自杀为止。这样，文帝也就避免了诛杀大臣及舅舅的争议，给皇家留了一点体面；而据说清朝时，地方官在被杀头之前，会得到特许，能够穿着官服去受刑，以便“体面”地离开人世。

更有甚者，据《小腆纪年》记载，李自成攻克北京城的前夜，崇祯帝打算杀尽自己的妻儿，然后再自尽。他对皇后说：“莫坏皇祖爷体面”，迫令她到坤宁宫去自缢。这说明，在亡国的大耻辱面前，崇祯居然还想着妇女“节烈”名声。为了保留所谓的面子，他不是想办法让子女逃出去，而是要拉他们一起殉葬，这便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然而，古人何曾不想对犯罪的士大夫用刑？崇祯帝听了李明睿的建议后又何曾不想逃出北京？但是面子挡在那里，他们要按着“刑不上大夫”和“君王死社稷”的剧情表演，才能保全体面。由此可见，当想的跟做的不一样，里子与面子互相背离时，人们就会因“爱面子”而“活受罪”了。

中国人常为了面子而活受罪

“死要面子”其实就是另一种“不要脸”

我们都知道，不在乎面子的人有时候会变得不要脸；但也常常忽略了，过分“爱面子”其实也是另一种不要脸，这点鲁迅就指出来了，他认为不顾是非、死要面子跟不要脸其实是一回事。

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B偷了A的钱包，大家都看到了，但B就是要极力抵赖、矢口否认。之后他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将钱包扔到一边，然后像重新发现了一样，指着说：“看，这是你‘丢’的钱包。”待A捡起来后，B还要骂骂咧咧，好像自己真被冤枉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A找回了钱包，B保住了“面子”，而作为和事佬的C也会出来和稀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就这么算了罢，因为他知道，倘若不给B面子，他日后必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从这个例子来看，B可谓是十分爱面子的了，以至于不要脸、睁眼说瞎话的地步。

爱面子与“是非之心”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一个人爱护面子到了不顾是非的地步，那么他也就从“爱面子”转变成了“不要脸”。鲁迅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许多人坚持要说谎，这并非认为自己骗得了别人，而只是想以此自欺。他们以为谎言能够保全自己的面子，留住外在的体面，以便日后还能挺着腰子做人，所以说得自己都信了——但在旁人看来，他终究还是不要脸。

由此看来，面子与脸之间并不存在同向的关系。中国人讲究面子，一方面是“要面子”，这说明我们的底线意识强，并且也能够尊重他人的底线，是好事；另一方面是“爱面子”，如果爱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便成了不要脸、没底线，反而是坏事。

不要面子会导致不要脸，过于爱面子也会导致不要脸。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事而避免做坏事呢？这就需要掌握要面子的尺度了，这个所谓的尺度就是里子。

阿瑟·史密斯著《中国人的性情》

符合“里子”的“面子”才是我们应追求的

里子与面子是一对矛盾，而且里子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制约着面子。面子只有在里子的限度内、符合于里子的时候，才是要脸；一旦它超出了里子的限度，并且与里子相背离、并试图蒙蔽里子时，就成了不要脸。

穷人与富人的里子不同，所以对维持外部的体面要求得也不一样。富人穿着讲究，注重礼节；穷人穿着随意，生活随便，谁都没失了面子。但假如富人穿着邋遢地进入会议室或会客厅，那么会被视为失礼，丢了面子；而穷人如果也刻意伪装阔佬，开着租来的大奔回乡显摆，那么在知情人看来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同样，犯人做错了事就应该甘心受罚、悔过认罪，而不是说谎抵赖，全无底线。认错不是丢脸的事，说谎才是。面子与是非息息相关，如果失去了是非之心，也就不可能得到外在的体面，一个人的面子要与他的里子相符才有意义，做真实的自己才最有面子。

人们要面子，想维护外在的体面，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不能与做戏混淆在一起，想装给别人看，通过欺骗别人来欺骗自己。里子与面子是否相符，决定着你究竟有没有给自己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