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零 一、文字离不开国家 文字创制、文字改革是国家行为,带有强制性。 秦始皇搞“车同轨,书同文”,短短十来年,六国文字,说废就废了。解放后,我亲眼目睹,大陆推行简化字,也是短短十来年,就没人会写繁体字。过去,文改会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准,全是白搭。这些方案后来转化成电脑汉字的输入系统。 中华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国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纪事”当文明标志,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就是秦国历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没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并论。 虽然,学者指出,国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挂钩,如印加文明就是没有文字的国家(用魁普即结绳的方法记事),苏美尔的国家权力也先于文字。 现在,“文字离不开国家,但国家可以没有文字”,在国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但国和国可大不一样。种地的跟骑马、航海的不一样,小国和大国不一样,松散联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样。中国大一统,没有文字,不可想象。 其实,我们应该分析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不需要文字,什么样的国家没文字不行。 郑也夫说,“唯国家权力可望产生文字,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一定会创造文字。换言之,文字依赖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依赖文字——这两个命题是不对等的,前一关系是非它不可,后一关系是有它方便。” “方便”二字很重要。 李零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国家,有没有文字可大不一样 中国的很多民族,特别是游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长或分种为酋豪,好像无政府主义者或地方自治主义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对他们说来,文字可有可无。他们祖祖辈辈,没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没错。中国史料记载,他们在步入大帝国之前,往往都是靠结绳刻木记事,以言语为约束,情况与印加文明相似。但他们跟汉族打交道,模仿汉族,把松散的部落拢一块儿,编户齐民,建大地域国家,情况却不同,没有文字还是不方便。 藏文是松赞干布命通米桑布扎创制,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创制,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回鹘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鹘人塔塔统阿创制,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创制,老满文是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新满文是皇太极命达海改制。他们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邻,利用现成文字,有些参考其他文字,根据本族语言的特点加以改造,既考虑自己好使,也方便与他人交流。 文字和大地域国家有关。起码就多数情况看,创制文字是从部落生活迈向大帝国的一道重要门槛。蒙古入主中国,满族入主中国,不光在本族内使用本族文字,还允许被征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体并行,后者是五体并行,覆盖面比汉地更广。 欧洲建东方学,各种古文字的破译是靠古代铭刻的多语对读。这些铭刻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产。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他是从《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入手。当时的汉学讲座是汉、满、蒙三语讲座。 《御制五体清文鉴》(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汉字和大一统 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书面语太发达,早就跟马背行吟船夫曲拉开距离,我们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史诗,特点是口口相传,《诗经》有《大雅》《周颂》,虽然有几篇庶几近之,但中国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写不靠唱。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中国,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郑也夫说,中国人不爱辩论(辩论跟狱讼、哲学、宗教关系很大)。辩论是面对面,只有小村小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才当街抬杠。书面语,没准相去十万八千里,只能背对背。 中国和欧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有人信同一个教,但没有统一的国家;中国,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信教,群众基础是愚夫愚妇,认不认字无所谓,但国家,幅员广阔,没有政令统一玩不转。 中国,大一统叫“车书一统”,车是邮驿,书是文字。大地域国家,要用统一的文字抄写文件,用统一的邮驿系统传递文件,非此不能纳万里于方寸,运天下于指掌。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条御道连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兰文、波斯文三体书写,埃及和小亚,还兼用当地文字。这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 元朝六体并行,清朝五体并行,和波斯类似。 现在的机场、观光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经常多语并行,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一手。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 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四、我手不写我口 中国大一统是车书一统。只有书同文,口语统不起来。统不起来就算了。历史上,各地人说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种字。老舍、赵树理、鲁迅、郭沫若用同一种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种字。粤语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陆推行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是同步进行。中国太大,方言不统一,拼音玩不转。 黄遵宪倡“我手写我口”(《杂感·大块凿混沌》),“五四”运动倡白话代文言,原因是中国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我手不写我口,文字并不记录口语。即使白话创作,很多也是假口语。 我手写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顺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语言学的定义。虽然他们也有文字拼写脱离口语的情况(如来国龙举英语为例),但远不如我国严重。 中国文字,特点是超口语,凭文字横行天下。汉唐以下,甭管口语怎么变,书面语还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异言,相去万里,但口语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问路,语言不通没关系,写个字条,一看就懂。 朝鲜、日本、越南借用汉字,受汉文化影响最深,他们的汉字也超口语。 可见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并不等于说,文字和语言是如影随形,文字是语言的尸体,文字是语言的照片,一点儿独立性没有。事实上,在汉语环境下,我们读书,经常不是读书,而是看书,一目十行,拿眼扫描,字是靠形体分辨。 古书,形声字,声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读字读半边,多半念白字。如果没有反切,没有注音字母,没有拼音字母,只凭音某读若某,经常读不准,实在没辙,干脆不吭声,默记在心。反切是翻译佛经的产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现代才有,都受外来影响。 两种文字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