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善恶报应是因果报应的一种形式，它是以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与否作为报应依据的一种理论，即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在道德信仰确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体现了道德知识的真理性，为确立道德信仰提供了认知前提；同时它也体现了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代表着伦理秩序和伦理权威，为道德信仰确立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外在保障。其他道德信仰确立方式与善恶报应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虽然在道德信仰上决定论是贫困的，但是，善恶报应的实现将有助于道德信仰的确立和道德的履行。 善恶报应是人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几乎人类所有的文化形态中都有善恶报应的内容。善恶报应不仅体现为一种理论形态，而且是一种实践模式，它沟通了理论与实践，体现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双向互馈关系，在道德信仰的确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它对道德知识真理性的确证，而且体现在为道德信仰的确立提供了外在依据和内在动力。 我国传统文化很早就已经产生了朴素的善恶报应思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中庸》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追求赏善罚恶的伦理秩序的善恶报应思想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西方思想中同样存在着对善恶报应的追寻和探究。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提出了善恶及其后果的对应问题：“做正义的事、实践做好事、做正义的人(不论是否有人知道他是这样的)有利呢，还是做不正义的人、做不正义的事(只要不受到惩罚和纠正)有利呢?”人类文明进程中，伴随着道德的产生而出现了对行为报应的思索和探讨，这种思索和探讨将伴随整个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 一、善恶报应体现道德知识的真理性 在善恶报应理论中，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个符合人类认知规范的自觉过程，其中既有内在主义的证成，又有外在主义的说明，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脉络里体现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协调。 (一)道德知识的客观性 虽然道德怀疑主义对道德知识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学界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即道德仍然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应该”的道德知识无处不在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精辟论断已经毋庸置疑。人类的社会存在方式决定了道德的必要性，道德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很多学者都认同道德源自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道德无客观性、无知识性，就会成为主观任意的东西，那么，正常的人类生活秩序的维持就成为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人类理性决定了人会从自己的存在方式出发寻找适合自己的行为规范，否则就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无论是主动的义务论、德性论，还是被动的契约论、后果论，都体现了人类理性。正是人类理性的存在，决定了人类行为的限度，决定了道德知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善恶报应符合内在主义的融贯论 善恶报应符合内在主义的融贯论。按照内在主义的观点，真理是某种合理的可接受性，是我们的诸信念之间、信念同经验之间的某种融贯。善恶报应理论符合融贯论的要求，体现了道德知识的自洽性。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道德的行为，或者“善”的行为，它的结果应该是普遍善，即有利于增进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善”的行为的后果是损害行为者本人的利益，则违背了它的初衷，那么就是对道德本质的背离，道德知识就陷入自我矛盾的悖论之中，道德知识的真理性就值得怀疑。 (三)善恶报应符合可信赖主义 外在主义认为，决定知识辩护的因素，不仅仅是相信者的内在状态，而应该是在可信赖的认知过程中所产生。在外在主义看来，内在主义具有自我循环、自我确证的可怀疑性，是不可信的。根据外在主义的理论，善恶报应仍然具有真理性，知识信念应该是在可信赖的过程中产生。可信赖的过程或可靠的过程是指符合认知规范，包括正常的知觉过程、记忆、正确的推理和内省等，它们引导我们的认知，使对知识的信念得到辩护。善恶报应绝不是自我循环、自我确证，在其理论思想中，形成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互馈系统，理论是向实践开放的。正是这种互动开放，善恶报应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而且符合正确的推理和内省，符合可信赖的认知过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符合人类的理性认知，是正确的推理得出的必然结果；相反，如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不到实现，那恰恰是对人类理性的反动。  二、善恶报应为道德信仰提供外在依据和内在动力 在认知科学领域，知道意味着相信，即知道P是真的，同时意味着相信P是真的。但是，在道德领域，知道“应该做什么”，却并不意味着对“应该做什么”的命题的相信并遵从，知与行之间存在着距离，有时甚至是难以逾越的距离。伪善是典型的知与行之间的断裂。如何从知到行，把道德知识升华为人们对道德的信仰?仅仅有对道德知识的真理性确证是不够的，还需要被人的认知所接受，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信念。善恶报应不仅注重动机，也注重后果，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体现了工具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的统一，也体现了道德权威和秩序，为确立道德信仰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外在保障，有助于道德信仰的形成和确立。 (一)善恶报应体现了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 首先，善恶报应具有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自我关切和社会关切的效用性上。善恶报应在逻辑关系上明确地体现出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是一种个人利益实现方式。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简要地说，善就是理性欲望的满足。”[2]93如果道德没有自我关切，难以获得人们的情感接受和理性认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会相信并且履行，那么他就是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善恶报应通过因果联系实现自我关切，体现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的深层含义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所得包括物质利益乃至幸福都由个人决定。 其次，在善恶报应中，道德本身就具有价值，即具有目的善。善恶报应不仅能够因果有效地实现目标、目的、愿望或效用，即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目的性证成。善恶报应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意义追求，体现了对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尊重。人的社会性存在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有功利性的关系，更有人与人的友爱等目的性价值。根据个人行为得到相应报偿，个人辛勤劳动，就能得到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体现着对个人劳动、人格和价值的尊重，是人类理性所追求和肯定的理性秩序。因而，善恶报应不仅反映人类生存的低层次需求，也体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 最后，善恶报应体现了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善恶报应绝不等同于功利主义，也不等同于单纯的义务论，而毋宁是二者的结合，它超越了后果，又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僵化的道德戒律，是基于义务论基础的功利主义。黑格尔认为，“两种原则，即藐视后果的行为和以结果来评价行为并将其作为行为标准的原则，都是抽象的理解力”。善恶报应恰恰是对这两种原则的摒弃，把这两种原则合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目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 从总体上看，善恶报应更像罗尔斯所说的“基本的善”(a primary good)那样的东西，它对大范围的甚至是所有的人都能带来普遍的好处，为社会带来公平正义；善恶报应从道德出发，超越了个人和社会的纯粹的功利要求。因而，它不仅具有工具合理性，而且具有目的合理性，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没有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将失去依托；没有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将走向庸俗，并且失去目标。换句话说，失去目的则盲，失去手段则空。总之，目的性价值为工具性价值提供指引，工具性价值为目的性价值提供保障。 (二)善恶报应体现伦理秩序与伦理权威 善恶报应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理论方面为道德信仰提供工具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还在于体现着伦理秩序和伦理权威。 首先，善恶报应的主旨在于德福一致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以德性与利益的密切相关为特征和主要内容。在这种伦理秩序中存在着个人道德行为与后果的相关联、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相关联。一方面，德性是获得利益的手段，而不是阻碍我们获得利益。个人的行为是决定其获得利益、幸福的重要依据，个人追求利益、幸福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个人对个人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多数人的幸福。在善恶报应理论和实践中，个人利益、幸福与社会利益、幸福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其次，善恶报应为道德赋予内在和外在的权威。善恶报应之所以能为道德提供内在权威在于它的合理性。根据康德的观点，道德的权威性就是理性推理所具有的权威性。善恶报应所具有的权威性，来自于它符合理性推理，具有内在的自洽性；它能满足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这不仅包括个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整个人类的普遍的需要。善恶报应能为道德提供外在权威在于它的有效性和强制性。有效性和强制性主要来自于因果联系的实现，而这种实现则需要依靠道德的保障措施，即道德的制度层面的建设。 因此，在善恶报应中，由于理论与实际的相联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互馈机制，道德既不是非理性的情感反应，也不是非理性的任意决断，而是充分论证后的理性认知的结果，在此意义上，道德知识获得了真理性的地位，并且得到人们的内心认可，具有价值倾向的可接受性、可信赖性和可意欲性。  三、其他道德信仰方式与善恶报应的关系 善恶报应在道德信仰确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道德信仰确立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绝对不是惟一的方式，在道德信仰确立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且其他信仰方式与善恶报应并非不相容，而是具有内在的相通性。 (一)宗教信仰 由于信仰宗教而产生的道德信仰(信仰其中的道德主张、道德戒律)是非常广泛的一种方式。世界上各大宗教都有丰富的道德内容，并且往往是把履行道德诫命作为修行的一种重要方式。 宗教信仰与善恶报应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各大宗教思想中都有善恶报应的内容。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就是一种终极的报应实现。佛教的轮回报应是把报应链条无限延长，延长到无法验证的来世。伊斯兰教明确提出善恶的因果报应，侧重现世，也可在来世实现。中国道教的“承负说”则把善恶报应扩展到子孙后代身上。各大宗教报应的依据主要为对神的态度和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主要是以道德诫命为判断标准。从总体上看，宗教中的报应思想也主要是基于行为道德性的报应，只不过其报应链条或者延长到来世、或者延长到末日、或者延长到子孙身上等，具有不可证伪性，从而使其理论精致化、圆融化。 (二)德性信仰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德性主义传统，提倡“为了美德而美德”，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履行道德要求，并不注重行为对自己的回报，而更注重行为本身及其对普遍善的意义(对他人、对社会)。不过，在德性本身的评判上，还是需要实践后果的反馈参与。如果把实践后果完全抛开，德性论就成为一个单向度的封闭的系统，德性本身的真理性就成为值得怀疑的。因而，如果德性论纯粹从自身出发就难以避免走向僵化，成为死板教条的东西，无法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丰富和完善，并且不可避免陷入道德上的主观任意。 从表面看，德性论或义务论虽然并没有为道德后果留下位置，但是其在确定德性、义务时就已经预设了德性、义务会造成普遍的好的后果，实质上暗含着后果的考量，因而德性论与善恶报应是相容的，而绝不是对立的。道德的最大特点是实践性。对德性、义务的判断离不开实践依据，这也是为什么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道德哲学中是没有意义的。道德知识若是脱离实践的反馈，其合理性将会大打折扣。 (三)道德直觉 人类是否有道德直觉的能力，目前仍然缺少普遍的共识。在麦金太尔看来，“道德哲学家引入‘直觉’一词乃是其论证已走投无路的标志”[7]88。即使人类有道德直觉的心理能力，与德性信念同理，如果其否定善恶报应的因果联系，那么这种直觉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 四、道德信仰上决定论的贫困 虽然善恶报应在道德信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有了善恶报应就必然会产生道德信仰。在道德信仰问题上，任何决定论都是贫乏的。信仰问题正如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所反映的，具有无限复杂性和难以把握性。知性认知与道德信仰、道德履行之间存在着距离，如前所述，即使能够证实一个命题为真，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相信；即使相信，也不一定按照其要求去做。 在理性的人看来，道德是人们应该去做的，因为道德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追求。但是在道德信仰上，任何还原论都是贫乏的。道德与理性、利益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也不能把道德信仰还原为理性的考量、欲望和利益的满足等。何况，现实中存在着道德怀疑主义者，他们怀疑道德事实的存在；存在着非道德主义者，他们承认道德的存在，但却对之无动于衷。对于这两类人来说，无论怎样，道德信仰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在道德信仰的形成中，自由意志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信仰的建立与个人的认知、意志紧密关联，一个人只有当他意欲相信某事时，他才会相信。在信仰中，自由意志是关键，相信与否在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但是，不可否认，善恶报应为道德信仰、道德履行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基础，也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只有把道德信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信仰才不会轻易坍塌。 当前中国社会中道德信仰问题是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传统道德文化的权威消失殆尽，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信仰尚未完全建立。在此背景下，如果现实像诗人北岛所写：“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么，“信仰只一细烛香，那点子亮再也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诚然，善恶报应既不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它在道德信仰确立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善恶报应形成机制，能够通过制度化保障其实现，能够如自然规律般在人类道德生活中发挥着作用，那么，即使没有对道德的信仰，也会产生对道德权威的认同，有利于形成认知共识和行为习惯。因而，善恶报应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关系当前道德信仰及道德履行的重要课题。 （来源：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哲学2015年05月22日，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2014年第20146期。作者：孙长虹——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26国学网配图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