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性骚扰成为公共话题：受害者为何容易遭受二次伤害？

原创 周郎顾曲 东亚评论

编 辑 | 郭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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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场人士在边界意识上的提升，近年来，性骚扰已经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过一段时间，公众都能看到职场性骚扰的案例发生，这其中：性骚扰往往发生于上下级权力不平等的场合。

除了男性上司对女性下属做出的性骚扰，同级之间、同性之间的性骚扰也不可忽略，尤其是存在老板、上级、领导、对自己有恩之人的场合，性骚扰事件层出不穷，而举报的案例不过是冰山一角。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未经对方同意，随便讲黄段子、发性暗示图片也属于性骚扰。

因为参考《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性骚扰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骚扰的情形”。

因此在今天，面向大众普及一堂反性骚扰课程有其必要性。性骚扰的发起者不只是影视剧塑造的色欲横流的恶棍，它更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很多人其实是在无意之间“性骚扰”，甚至当事人也不以为意。

比如说中国的饭局文化里，讲三俗段子是很常见的事。这时候，人们要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听这种段子。

比如有些女下属，ta们迫于领导、老师或者业务往来的需要，参与这些饭局，但ta们内心对此感到不适，这其实也是涉嫌性骚扰的。

“完美受害者”VS“不完美受害者”

大众传媒和影视剧作品经常会塑造出一些“完美受害者”形象。

这个“完美受害者”的图景，是指当性骚扰发生时，受害者明确说“我不要”、“不可以”，但仍然遭遇性骚扰的情况。也就是说，受害者在口头或行为上予以明确反对，但没能制止恶行的发生。

在学术界，挪威犯罪学者Nils Christie曾于1986年给出过“完美受害者“的定义，它包括：

①相对施害者而言，受害者处于弱势地位（受害者极有可能是女性、生病、很年长或者很年轻）；

②受害者起码在从事合情合理的日常工作；

③对于发生的事情，受害者无可指摘；

④施害者对受害者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能够用负面词汇进行描述；

⑤施害者不认识受害者，也和ta毫无关系；

⑥受害者拥有力量、影响力，能够成功言说自己的受害人地位并且获得同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受害者都符合上述情况，比起“完美受害者”，所谓“不完美受害者”反而是更多的。

如记者傅适野在《强奸发生之后：从不完美的受害者到勇敢的幸存者》中所说：

“根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当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即紧张性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通俗来讲，就是陷入‘假死’状态。这种因恐惧而无法动弹的状况，绝不意味着受害者没有反抗的意愿，更不意味着ta们因此就应该被侵犯。”

在性骚扰中，“不完美受害者”更为普遍。

ta们受制于权力关系、舆论影响和人情世故的因素，当性骚扰发生时并没有明确反对，而是通过委婉的言辞失意侵犯者停止。

比如：上司讲黄段子时，下属感到不舒服，但上司是提拔ta的恩人，这时候，ta不能公然忤逆上司，只好找个借口，说自己不方便听下去。

或者：开车或走路途中，当事人遭遇暧昧的身体接触，可ta迫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第一时间明确制止。

这在司法审查中是模糊地带，由于缺乏关键证据，法官判定起来也顾虑颇多，但它是有可能涉及性骚扰，需要职场人士引以为戒的。

学术界有一个自我防卫性归因假设（Defensive attribution hypothesis）：“人们相信只要自身的特征与受害者的特征相似度越低，受伤害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同理，当受害者的特征与自身特征越相似，谴责受害者的概率就越低。”

当“完美受害者”成为一个标准模板出现在舆论场上，那些受伤害的人为了取得舆论同情，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完美受害者”，以引导舆论方向。

然而，ta们也害怕，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完美受害者”，舆论会瞬间转向，演变为对受害者的谩骂。比如：说对方是诬告，或者说“苍蝇不叮无缝蛋”、“两边都不是好鸟”、“你也没拒绝啊”等言辞，来羞辱当事人。

“不完美受害者”与“荡妇羞辱”

在性骚扰案例中，“荡妇羞辱”屡有发生。

舆论把受害者形容为水性杨花的女人，用“不干净”、“居心叵测”甚至更为恶劣的言辞来侮辱受害者，最终把受害者塑造成“荡妇”形象，使其彻底污名而遭遇“二次伤害”。

这样的伤害不但会造成受害者的精神危机，也可能导致ta们在职场上遭遇排挤，很多潜在受害者正是担心“荡妇羞辱”，而放弃了公开维权的机会。

要列举“不完美受害者”的案例，公众最熟知的，或许是《黑箱》作者伊藤诗织的遭遇。

据《黑箱》一书记录：

2015年春天，还只是新闻系学生的伊藤诗织回到东京，和业内名人山口敬之见面。彼时，山口敬之是日本著名记者，给安倍晋三写过传记。两年前，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与ta认识，视ta为前辈。山口敬之约ta谈工作签证的事情，但整个会面过程中，山口不断吹嘘自己的成就，伊藤诗织一边附和，一边喝了少许清酒。未几，伊藤诗织感到一阵晕眩，借口去洗手间，却就此晕了过去。ta在那一晚遭遇性侵。

事后，由于日本法律对于强暴的定义和取证十分落后，伊藤诗织不得不在三名男警员前，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模拟案发经过。这个恶心的经历让她感觉自己遭遇了二次侵犯。

伊藤诗织被下药迷奸，检察方却管把起发生在密室、没有第三方知情的案件视作“黑箱”，撤销了对山口敬之的指控。不仅如此，她那些眼神迷离、身材性感的照片被娱乐小报大肆传播，说她不检点的言论在舆论中发酵。

警察劝她放弃，家人要她服软，直到2019年，伊藤诗织才等到了公正审判。伊藤诗织胜诉了，但在她背后，很多人迫于舆论、对方的权势，连公开站出来都害怕。

2019年12月18日，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控告遭遇性侵案中胜诉。

ta们怯懦、微小，ta们是“不完美受害者”，但这不等于ta们遭遇的伤害合理合法。恶行就是恶行，是不应被掩藏的已经发生的过错。

侵害发生后，对受害者的理解和陪伴弥足珍贵。

面对性骚扰，我们能做些什么？

当然，直面性骚扰，也需要看到它复杂的一面。

性骚扰案件中存在诬告的可能，有时候被骚扰者为了讨回公道，ta们会诉诸舆论，甚至主动渲染自己“受害者”的标签。“受害者”在此不但是一个身份，也是一种斗争策略。

而在法律层面，对性骚扰的界定是很难的，这是应当看到的现实局限。正因如此，谈论性骚扰案例，既需要愤怒与发声，也需要审慎和理智，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还原事情的真相。

其实，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当性骚扰发生，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声讨不同的是，在实际环境中，基于人情的“护短”才是更普遍的现象。

站在被歧视/骚扰者眼前的不只是一位领导、上司，还有他身后庞大的人情网络和利益集团。这些人不需要辱骂，他们的冷眼旁观就足以将受害者吞没。

若你身处其中，你深知举报一位行业内的权威的压力有多大，这不但关乎你的前途，还要赌上你自己的道德声誉。

即便到今天，当一位女性暴露自己被性骚扰，仍会有大量路人嫌弃她不检点，甚至搬出“苍蝇不叮无缝蛋”来混淆是非，舆论帮扶时尚且如此，倘若声援她的舆论退潮，她的处境就更加不妙。

受害者要维权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绝大部分人是无法承受这种不平衡支出的。这个困境的承受者不只是女性，男性也身处其中。

反思性骚扰，是因为我们已处在一个现代化治理的社会，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尊重与平等是基本的理念。

这不再是一个下级对领导唯命是从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女性要忍受父权羞辱的社会。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群，应当在相处中探讨彼此尊重的方式。

当疑似受害者站出来，不必急于怀疑对方的动机，也无需因为受害者的“不完美”，而对其口诛笔伐。打破沉默并不容易，一个人勇敢地站出，背后是经年累月的折磨与忍受。

2019年12月14日，于东京涩谷抗议“求职性骚扰”的学生们。

而我们的一举一动，也被诸多潜在受害者看在眼里。舆论对站出人的反应，决定了这些阴影下的受害者是否能鼓起勇气，迎接阳光。

*本文未标明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当性骚扰成为公共话题：受害者为何容易遭受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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