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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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介书生，却能带兵平叛，达成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成就。
他被称为儒家最后一个圣人，与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并列。
他的学说在日本、东南亚都有广泛的影响，无数杰出人物是他的信徒。
他就是明朝的王守仁，后世多称之为王阳明。
《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评价他说：“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则评价说：“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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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出身于明朝一个官宦之家，从小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年轻时便把“做圣贤”列为平生志向。
他曾经认真学习朱熹的理学，但发现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做到太过困难，于是他改弦易张，力求突破，终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他意识到：每一个人其实都具有“本心”，“本心”决定了人可以感知外物、分辨善恶、判断推理。圣人之道原本就存于每个人心中，因此不必向心外去求什么，“吾心即道”，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
自此，王阳明在理学之后开启了心学，将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阳明心学中最核心、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与他跌荡起伏的一生有很大关系。
他一生之中屡建功勋却也屡遭贬谪，他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建立不世之功，却遭馋臣构陷，不得不辞官还乡，他剿灭了无数山匪之患，然后施以教化，实现地方安宁，却一直颠沛流离，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正是这样的处境，让王阳明的学说具有很强的“适配性”，因为要让他能在这种极度的不公下还能保持淡泊平静，依然能够存有进取之心。
所谓，乱极时站得定，才是安身立命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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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王阳明在家乡讲学时，在“知行合一”基础上，又提出了“致良知”理论。
在阳明心学的体系中，“心即理”是起因，即意之动；“知行合一”是过程实践；“致良知”是根本目的。
也就是说，“天理”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应该“知行合一”地去提高内心的修养和智识，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
在王阳明的设想中，每个人只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唤起最本初的良知，那么人人皆可为圣，社会大治也就能够实现了。
然而，“致良知”几个字听上去平淡无奇，真要实践却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连王阳明自己都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所以在今天重提阳明心学，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要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这个时代的病每个人都有一份，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必须从自我的修为开始，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的轻松写意、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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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的原因，阳明心学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度很少被提及，反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发扬光大，影响了一代锐意革新的志士。
日本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甚至直言“一生俯首拜阳明”，阳明学说在日本的传播之广令人咋舌。
蒋介石当年在日本军官学校留学，发现日本人几乎人手一册《传习录》，不由得慨叹：“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
除了政界和军界，日本的企业界也有很多王阳明学说的追随者。例如前几年备受中国企业界推崇的稻盛和夫，其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便脱胎于阳明心学。我们竞相谈论稻盛和夫却不知王阳明，这种情形多少是让人感到羞愧的。
阳明心学算得上儒家里颇为优质的精神遗产，很长时间里居然被弃之一旁，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一大损失。在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大潮下，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是该有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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