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与宋神宗的对话——以李公麟《五马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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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悄无声息地从伪满洲国皇宫流入日本，后又传毁于“二战”战火，竟于 2019 年岁首出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令世人大为惊愕。这是此画销声匿迹 80 余年后的首次展出。

　　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悄无声息地从伪满洲国皇宫流入日本，后又传毁于“二战”战火，竟于 2019 年岁首出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令世人大为惊愕。这是此画销声匿迹 80 余年后的首次展出。

　　展出场面十分震撼，观看者排起长队，络绎不绝。其后，由板仓圣哲编纂的《李公麟五马图》出版，原大、原彩影本和解题文章，以及附有各种红外、荧光照射图，让世人得以真正亲近《五马图》这件无上妙品，亲炙千年之前李公麟的绝代妙笔。印刷版与展出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这桩艺坛盛事。

　　五 马 图

　　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五马图》在宋代原名《元祐五马图》。天马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语境中，有着特殊的含义。西汉武帝时期，不惜重金派兵前往西域求取天马。从此以后，天马就在中国成为威服天下的一种象征。李公麟所画之天马则是北宋的御马，南宋时罗大经《鹤林玉录》有记：

　　李伯时工画马，曹辅为太仆卿，太仆廨舍国马皆在焉，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大概画马者，必先有全马在胸中。若能积精储神，赏其神俊，久久则胸中有全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所谓用意不分乃凝于神者也。山谷诗云：“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

　　根据罗大经的说法，李公麟与太仆卿曹辅交好，得以终日纵观太仆寺的御马，他长期观察，非常投入，以至于动笔画马时，全马已了然在胸。根据《五马图》中的宋代题款可知，这些马都属宋代左右骐骥院与左天驷院。北宋晚期，宋神宗开始对西北用兵开边并取得军事上一系列胜利，西北诸蕃望风降附，争相进贡马匹于宋廷，这些马皆源于此。李公麟作为宫廷画家，可以很方便观看这些原产自西域的北宋御马。

　　《五马图》中共出现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分别是于阗和吐蕃。于阗，故地在北宋初年被回纥人的喀喇汗王朝占领。吐蕃，有董毡和温溪心两位首领。董毡（1032— 1083），吐蕃唃厮啰政权第二代统治者，他的政权以青唐一带为中心（今青海西宁一带），在西北是介乎宋廷与西夏的第三方力量，宋廷比较笼络他，以便对西夏进行制约，他被北宋封为武威郡王，死于元丰六年（1083）十月。温溪心，是当时靠近宋廷吐蕃部落的首领，曾经归附于西夏，后来又与北宋交好，他又曾经臣属于董毡，董毡死后，因为唃厮啰内部权力之争，单独迁出部落。

　　《五马图》局部之一

　　《五马图》局部之二

　　黄小峰先生研究认为，整幅手卷展现了至少三种不同的情境——外族贡马、水中浴马、驯马调良，体现为一种混杂的画面。虽然，第三幅明确是皇帝御马“拣中秦马好头赤”，第五幅图因为标签的丢失，不能明确其确切来源，但不可否认的是，蕃部首领的贡马是手卷表现的主题，御马只是其中点缀。

　　晚宋时期的刘克庄，还曾见过李公麟所绘的《十国进贡图》，他在《李伯时画十国图》题跋中写道：“李伯时画十国图，十国者，日本即倭国。于阗在葱岭北。”这表明李公麟肩负的任务，是要对各朝贡国进贡时的场景，立此存照。观察此图中于阗国形象及诸外蕃首领等画像，李公麟的绘画技法可谓炉火纯青了。

　　技法之上，还有基于对诸外蕃的深入了解与认知。王安石变法后，北宋的军备力量进一步壮大，对西夏也展开了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在宋神宗熙河开边及元丰对夏作战中，吐蕃、于阗协助宋军，对战争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元丰六年（1083）五月丙子朔日，宋神宗于文德殿受于阗贡方物，见于阗使者于延和殿，“诏于阗人首领，画到达勒达诸国距汉境远近图”。于阗使者还给宋军提供地图。元丰年间的宋夏兰州之战中，于阗人充当运粮人被西夏所截获。“元丰六年（1083）五月甲午日。熙河兰会路制置使司言：西贼犯兰州，破西关，杀管勾左侍禁韦定，并掳略和雇运粮于阗人并骆驼。宋神宗诏赠定文思使依永乐例，推恩所掳略于阗人畜，令制置司优恤之”。可见永乐城之战与兰州之战都有于阗军夫参战。

　　《五马图》局部之三

　　《五马图》局部之四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是月，董毡死，阿里骨继立，阿里骨，于阗人，非唃氏后，其母章穆辖卜，尝侍董毡，因养阿里骨为子。既而董毡得风痺病卧帐内，委政于阿里骨，甚亲信之。

　　因此，吐蕃、唃厮啰与于阗一同朝贡北宋，一致对西夏。凉州吐蕃与西夏世仇，潘罗支即为西夏李德明所杀， 河湟吐蕃也在西夏的军事高压下艰难生存，西夏日益侵扰河湟吐蕃，让西夏四面树敌。这些吐蕃族裔或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吐蕃支系联合西北诸族，主动与北宋联合，不仅维护了自身安全，获得了朝贡和中转贸易的双重经济利益，还起到威慑西夏的作用。

　　李公麟此时绘制《五马图》，其用意不言而喻，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期望的富国强兵与拓边西北之雄心，跃然纸上。正如前文所言，在第三幅图中，北宋皇帝所乘之“拣中秦马好头赤”，与西域马匹并驾齐驱，表明神宗期望自己的御马，一如西域马匹可以驰骋疆场。

　　《五马图》局部之五

　　清乾隆帝得到李公麟《五马图》后，甚为喜爱。他一生三次题跋该图，对《五马图》的欣赏可见一斑。引首书有乾隆帝题诗（1753）：

　　杜陵题画马不一，要贵取义非修辞。当时此技谁绝胜，陈闳曹覇臻神奇。

　　幹虽画肉不画骨，天闲万骥皆能师。后来继者何寥寂，三百年始得伯时。

　　横图迥立见五马，权奇沛艾天英之。凤头骢来于阗国，董毡锦膊翩相随。

　　天驷最数好头赤，照夜白仿唐名为。其后一马失题识，昂藏殊相星瞳辉。

　　艺成放笔一马殂，太仆惆怅何争差。我闻元祐多正士，拔茅云路骖䯄骊。

　　伯时轩冕有弗屑，喜画画焉能累斯。清流往往祸自取，姓名未泐安民碑。

　　丹青结构有深意，同人藻鉴遥应知。刍秣豆饲信堪羡，那免按队牵金羁。

　　乾隆帝对唐宋以来的画马名家，如韩幹等人，作了简单回顾及点评，将李公麟推崇为第一人。清乾隆帝看到《五马图》的保存状态，基本与现代所见装帧无异，那时第五幅图标签已丢失。

　　自南宋以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成为主流，遭受迫害的元祐党人备受推崇，特别是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以后。名列元祐党人碑黑名单的黄庭坚与曾纡，都获得后世尊敬。他们都曾题跋于《五马图》，此图因而深得乾隆帝的特殊好感。乾隆帝也看出此图的特殊深意，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后面题跋即说道：

　　龙眠手写五马图，一一骥院之英骏。来自于阗或董毡，事拟天马登歌韵。

　　即今哈萨及布鲁，岁市为常无论万。（哈萨克每岁驱马至伊犁，以内地绸缎布易之，价廉而多得良马，数盈千万，每匹不过三四金。伊犁易马既多，该将军请拨解新疆各城，及甘省各营补额且省采买繁费。因饬军机大臣议覆施行布鲁特马，亦至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等城交易，每三十匹抽税一匹）

　　爱乌罕更远于彼，马高七尺有八寸。五马之高不足称。（爱乌罕在拔达山西，所进四马曰：超洱骢；曰来远骝；曰月騋；曰凌崐白，均高逾七尺。公麟所画《元祐五马图》皆当时骐骥院所收，高者不过五尺六寸，较爱乌罕四骏，不可同年而语矣）于思牵来敬以进。

　　育之天闲聊备数，未如上驷调习顺。（上驷院御马皆蒙古地所产， 闲习调良，向年行围，所乘必用此，至哈萨克布鲁特马只可供行路之用，不可御以行围也）

　　然今老矣逾古稀，那似昔年磬控迅。展图自愧且自怜，石火光险阴速诚信。

　　《五马图》题跋

　　乾隆帝赞扬清朝占有的哈萨克与布鲁特等地，均为良好放牧区，清廷与之贸易，可得良马数万而且价格低廉。众所周知，清朝统治者满族为马背上民族，国语（满语）、骑射是其不遗余力推行的基本国策，历代清帝对于骑射均相当重视。而且，乾隆帝将清代骏马与李公麟所绘宋代良马尺寸进行对比，得出了“高者不过五尺六寸，较爱乌罕四骏，不可同年而语矣”。北宋《五马图》中之天马，与皇皇大清之良马相比，不过尔尔。乾隆帝如此比较，无疑是在揶揄宋代疆域局促，岂能与清朝相提并论。

　　乾隆帝所言不虚，有清一代，幅员辽阔。哈萨克、布鲁特等地，均在于阗、青唐地区更西的地方，水草丰美，出产马匹更为魁梧与标致。康雍乾三代持续不断地用兵准噶尔等西北地区，最终成功开疆拓土。哈萨克、布鲁特所产的良马功不可没。他们开疆拓土，达成所愿，实现中华地区更大范围的统合，比之汉唐盛世，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神宗威服于阗、唃厮啰之后，开动大宋的宣传机器，鼓动宫廷御用画家，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其实他那些事儿，根本入不了乾隆皇帝的法眼。虽然，乾隆没有直接批评宋神宗君臣，但是，其真实用心，在题跋诗中已有非常明确的体现，只是没有说破而已。当然，乾隆帝对自己早年骑马之英姿津津乐道，因为比起李公麟隐晦绘制北宋皇帝御马的形象，自己这位马背上民族的后代、马上得天下的皇帝，更令他十分自豪。尽管此时的太平皇帝，或许他的“武功”早已荒废多日了！

　　乾隆帝后，《五马图》一直束之高阁，直至咸丰九年（1859）。这一年，吏部侍郎许彭寿受咸丰皇帝之命，前往懋勤殿临摹《五马图》，并请军机大臣祁寯藻题跋。

　　许仁山宫唐彭寿摹宋李公麟《五马图》跋

　　谨案高宗御题《李公麟画马诗》屡见于圣制诗二集、五集中，独《五马图》两邀题句，一则乾隆十八年，一则四十九年。初题长歌，历叙四马，名曰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四夜白。其后一马失题识者， 则疑为曾纡跋中所云满川花也。再题《五马图》，则在新疆久定、天马云集之后，故有万人之行马，高七尺有八寸。五马之高不足称于思弃来，敬注以进云：“哈萨克每岁驱马至伊犁，以内地绸缎布易之，价廉而多得良马。布鲁特马亦至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等城交易，每三十匹抽税一匹。”又云：“爱乌罕在拔达山西，所进四马曰超洱骢、曰来远骝、曰月騋   、曰凌崑白，均高逾七尺。”公麟所画《元祐五马图》，高者不过五尺六寸，较爱乌罕四骏不可同年语矣。又五集中题公麟画三马，苏轼赞诗，注云：“癸未岁爱乌罕贡四骏，命郎世宁为之图，形极相似。更命金廷标用郎之奇，肖李之韵，为四骏写生，并各有执靮人， 即用回部衣饰，更为萃美。”盖龙眠山水、佛像、人物无不精绝，画马尤尽变态，其编入《石渠宝笈》者屡荷题咏，此《五马图》则更鉴赏之上品也。按苏集有《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诗，即五马之一。当时所画，或分又合，不止一本。又《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诗， 皆元祐初年官翰林学士时作，一时刘贡父、苏子容、黄鲁直、王仲至皆有次韵。坐观诸诗所云，则伯时于所藏韩幹三马外，别有摹本。今所传东坡赞者，当即伯时所摹之三马也。又《宝笈》三编有公麟临《韩幹师子骢图》，亦元祐五年作。是时群贤盈延，儒雅风流，传为盛事，圣制诗所云“元祐多正士”，盖谓此也。许仁山宫唐世长染翰余闲，摹本见示，不谓驽朽获睹骏材，回瞻玉堂，好在天上矣。咸丰九年岁在己未仲秋三月，寿阳祁寯藻谨识。

　　祁寯藻的题跋，首先高度赞扬乾隆帝。对比清代著名宫廷画家郎世宁之画马，以为李公麟与郎世宁画马有共同点。根据江上波夫的研究， 越向西地域出产的马，比向东区域要高大，西域马必然大过蒙古马，蒙古马更比朝鲜马、日本马要大，西南地区川马、滇矮马根本就是马中侏儒，如果不是更西方来的马，体型势必小些。不过尺寸之长短，代代有别，宋清未必一致，不好比，这些祁寯藻未必不知道，却都是不能说的事情。祁寯藻对比《苏轼文集》中题李公麟画马诗，研究此图的绘制时

　　间，可谓是首创研究之先河。祁寯藻还曾写诗《许仁山彭寿少詹事摹李伯时诗》透露一个信息，此图至少在咸丰九年（1859）就已经在清宫懋勤殿收藏，板仓圣哲编《李公麟五马图》解题认为此图在清代一直收藏在内府，却未能说明其具体收藏地，诚为憾事。

　　李公麟《五马图》实在为中国绘画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最精美绝伦之艺术结晶，其中李公麟绘画制作与北宋神宗拓边西北之息息相关，又有其后乾隆帝三次题跋评论，让两位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皇帝得以对话同一幅图，真是难得的景观。从李公麟此图原迹与乾隆帝题跋中，我们还看到了让人会心一笑的题外之义。艺术不仅关乎艺术本身，还成为当权者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工具。他们对于西域边疆的心态，体现了不同时期中枢的看法，为人们了解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增添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