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日本不宣战，可免受国际法制约，继续从美国进口军需品
从1931年—1945年，中日战争进行了十四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才对日本宣战，而迄至战争结束，日本对中国都是“战而不宣”。之所以会有这种怪状的发生，是因宣战与否，牵扯甚广，须多番考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都不想扩大战事，在名义上还是力图通过谈判，恢复和平，不存在宣战的问题。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宣战”后，也只是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不承认与中国爆发战争。①随后1938年1月，发表了被广田弘毅称为“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本“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两国断交。
日本是否对华宣战，事关中国抗战战略，国民政府给予极大关注。如1938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讨论“日本如对华宣战，我之对策应如何”；1940年2月，则推测“在美国禁运政策实行之后，敌政府考虑对华宣战，为当然之举”。②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日本竟始终没有宣战。
如此一来，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即可免受国际法的约束，如宋美龄在《不宣而战之战争可以肆无忌惮》一文中说，“日本方今以种种事实证明，不宣而战之战争，如何可以征服弱国，如何可以毋须遵守束缚正式战争之种种国际公法，因此而尽量利用之。”③譬如日军在战场上抓获的中国士兵，即不被当作战俘处理。
其次，日本当时需从美国进口大批战略物资，而依照美国《中立法》，要对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实行武器和军需品禁运。日本不宣战，即可规避禁运条款。统计显示，1937年—1939年，日本从美国的进口物资总额，每年都在2亿美元以上，其中军需品所占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1939年为81%。④在日本侵华期间，美国卖给日本的军火总值约5亿美元，占日本所用全部武器价值的一半以上。⑤
1942年12月23日，汪精卫与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前中）晚宴前合影。另一方面，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为“中国政府”，不能再对国府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本宣战，但日本决定，“发动对重庆作战，可以不搞形式上的宣言”。⑥究其原因，乃是第一次近卫声明后，日本就已否认重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视之为一个地方政权。1940年11月，日本更与汪伪政权正式“建交”，承认其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由此，一方面，日“中”两“国”成为“盟邦”，无需宣战；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再对重庆的中国政府宣战，就会冲击汪伪政权的“合法性”。因此直到战争结束，日本再未讨论过对华宣战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战而不宣”，在获得不宣战好处的同时，也不妨碍其实际行使交战国权利。根据国际法，只有交战国“对敌港口或敌人占领的港口和海岸可加以封锁”。但事实上，中国的海上港口，几乎全部被日军占领，陆上通道也相继失去。1940年6月，随着法国投降，滇越公路被关闭；7月，迫于日本压力，英国也将滇缅公路关闭了三个月。这些行动达到了封锁效果，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中国外援。
因为没有宣战，以至很多日本人确实未将与中国的战事看做“战争”。裕仁天皇理解的“和平”是“不同英美交战”。在他看来，“只有与世人公认的强敌英美开战才是战争”。⑦这种想法成为日本军人在战后狡辩的借口。甲级战犯武藤章在东京审判时即宣称，中日间的战事是“事变”，不是“战争”，作战抓捕的人员就不是“战俘”，不能享有《日内瓦公约》里规定的权利。⑧
总的来说，日本不对中国宣战，主要是由其侵略利益决定的。如此做，日本既能免受战争制裁，又能扶植汪伪政权，实际享有交战国权利，没有必要去追求宣战这一形式。当然，日本宣战与否，都无法改变其发动侵华战争的事实。
武藤章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页；②《王世杰日记》，1938年2月26日、1940年2月4日；③⑤⑥孟国祥、费迅：《关于日本对中国战而不宣问题的研究》，《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④孙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何以始终未向中国宣战？》，《军事历史》，1992年第3期；⑦（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⑧洛河：《日本侵华战争与战俘问题》，《抗日战争史研究》，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