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哲学，作为传统社会最后一位‘通儒’，也是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学者的杰出代表，梁启超给20世纪初开出的药方是‘新民说’，以此应对新环境下中国哲学的挑战。”

8月18日上午，在2020书展“七天七堂课”的最后一天，72岁的华东师大终身教授高瑞泉接着前五堂哲学课中的孔子、庄子、朱熹、王阳明、徐光启的其人其学，带来了压轴的梁启超。“徐光启提出‘会通以求超胜’，在西方文化大规模入侵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0世纪初，梁启超是徐光启事业的后继者。”

在现场哑语翻译频率极高的手语变换中，聋哑听友和普通听友一经历着梁启超所在时代的起起伏伏，感受着他的“新民说”思想里的灿烂前景——从臣民转变为国民，从私德扩充到公德，寄国家的雄飞于青年的成长，谁又不“心潮澎湃”呢？

接着哲学七堂课的前五讲，在孔子、庄子、朱熹、王阳明、徐光启后，高瑞泉带来了压轴的梁启超“新民说”

集事功、学问、修身于一体的通儒和现代学者

谁都不怀疑梁启超的天赋和才华，乃至会为有这样杰出的同胞心生骄傲。

*20世纪初的重要政治活动，都有梁启超的身影

1872年出生于普通家庭的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乡试获举人，18岁拜入康有为万木草堂门下修习。此时，康有为尚未中举，只是监生，相当于考试较好者有资格在国子监听课，“好比博士生拜本科生为师”，高瑞泉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因为佩服康有为的思想和学问，治古文经学的梁改向治今文经学的康学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讲“三世”进化。自此，梁启超便随着康有为积极从事“天下大事”。1895年，23岁的梁随康公发起公车上书，从事改良运动，主编《时务报》《清议报》，任《新民丛报》主笔，一时名动天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东走日本；回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支持学生蔡锷起兵，期间做过四个月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五四期间积极参与民间外交。“二十世纪前20年的所有重要政治事件，都有梁启超的身影。”高瑞泉概括。

出游欧洲留下《欧游心影集》回国后，梁启超从事教学和著述。1923年，主持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将游历过18国却无任何文凭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招入门下。他俩和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丹青作品《清华国学院》，自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关于文艺复兴的序言一写就是七万字，只花了15天

陈寅恪中国断代史做得很出色，但梁启超发愿并断断续续写《中国通史》有二十余年，虽然没有完成，但他是有大视野的，而且在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方面都有贡献，可见其学问之好。高瑞泉认为梁启超有两大贡献，一是开一代文风。梁启超一生著述1400万字，倾倒一代读者。他能非常娴熟地杂糅俗语、文言、外来语，且笔锋藏着情感。梁启超作为多家报纸的主笔，文风也影响了后来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作为立言者，梁启超文风影响了一代人。”

二是主张大量翻译外来著述。从欧洲的亚里斯多德、培根、尼采直到柏格森，日本的福泽谕吉，梁启超尽可能地翻译最新的域外思想，引介时尚人物。他有大量的专著，如《儒家哲学》《墨经校释》《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在清代学术的论著中，他的《清代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最佳，朱维铮先生这样评价“纵横论列，巨细兼顾，头绪清楚，体系粗具，不同于那些明察秋毫而不见舆新的考据家”。

有一段轶事，颇能反应梁启超的学识才情。梁启超的学生、朋友蒋方震将军，写了一本八九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梁启超作序。但梁一不留神写了七万字，只好另行出书并反过来请蒋方震写序。最神奇的是，据其保姆回忆，这七万字，梁启超只花了15天写成，一手拿着茶杯，一手小楷悬空。期间还常把保姆叫去，吩咐一些杂事。

此情此景，令后人唏嘘。“立德、立功、立言，梁启超都做到极致，可谓事功、修养、学问兼备。”高瑞泉发出了后辈学者的佩服称赞。

梁启超的研究著述包括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梁启超全集》201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所处“过渡时代”，需要道德革命，造就大批“新民”

从事了50年哲学学习和研究的高瑞泉认为，纵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哲学概念，但哲学问题中离不开八个字：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是一个有悠远传统的古老问题。中外先贤均有自己的回答。《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每天要在实践中提升自己。梁启超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1902年提出了“新民说”。

高瑞泉提示，新民的要义有两点：“淬厉其本有而新之，採补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大意是，已经有的要时刻更新，没有的要重新学习拥有。“这可以理解为今天提出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雏形”。梁启超将所处时代定位为“过渡”时代，将当时对时局的普遍恐惧感和不确定性转换成一种乐观。“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有进步则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过渡时代乃千万英雄豪杰大舞台也。”他的眼里，度过过渡时代，就是一个新世界。既然过渡时代是改革的时代，在精神生活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价值冲突、新旧道德交替，由此，需要“道德革命”，目标之一就是造就大批的“新民”。

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于创刊号写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臣民变国民，身份变化带来观念变化：私德扩充到公德

梁启超认为，在这个过渡时代，必将带来身份的变化，所以，“新民”的核心就是从传统社会的臣民变为现代的国民，这个转变是因为国家观念的确立。而国民或人民必须具备“公德”。高瑞泉分析，私德的人伦关系是建筑在传统的五伦之中的，较多的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但是公德则面对社会和国家，以有利于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

对于广义的“德”字，至少包括了power和virtue两重含义。后者的品质、能力可以看作是中性的理解。如《论语》里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上草必偃”中的德。强调公德的多方面含义，也就是要超出原来私德的局限，才能成为新民，国民。

因此，在中国社会，提倡公德和私德相结合。私德扩充为公德，称为中国道德建设——“国民”公德——中的一个目标。仅仅“束身寡过”的私德是“平庸之恶”。

为此，梁启超认为要有五大观念组合，这样才能形成公德。

高瑞泉新著《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一书201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束身寡过”是逃避责任，缺乏现代人格的独立性

（一）合群观念Vs.自尊观念

人存活于世界，要与人合作，因此要善于合群。影响国人“合群”的主要是公共意识缺乏和规则意识不足等原因。在新型国家所合的群，是具有“自尊”观念的个体所组成，自尊必须自爱。“必以先求自立为第一义。”而自立如何表现呢？生机上自劳自活，学问上自修自进。高瑞泉点题，自尊者必“自任”，就是孟子所言的“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度。“这组观念是要保证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平衡。”

（二）权利观念Vs.责任、义务观念

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现代人，他的权利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上有作为自由和平等的私法主体，比如财产所有权，这在今年通过明年要实施的《民法典》中已有充分体现；二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在道德上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三是在政治领域，每一个成年人都有平等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这组观念里，高瑞泉指出，“权利是非道德的，责任和义务则是给权利以道德约束。”梁启超的“权利”首先是与人对“群”负有“责任”观念而言的。这也被梁启超认为是“苟不尔者，则忽丧其为人之资格，而与禽兽立于同等之地位。”因此，正确的权利不仅是狭隘的经济利益，更是现代人格的独立意识。

新的义务观念，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就不能用原先五伦中私人关系里的“施恩-报答”来解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精神。一个国民享受了国家的保护和福利，只做个“束身寡过”的“乡愿”，或者不参与公共事务，包括不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其实是逃避了他的责任。

听友们排队请高瑞泉签名其新作《动力与秩序》

*政治能力需要专业知识和积极的协作精神

（三）政治能力-自治、合理的分工与分配

梁启超强调，作为一个“新民”，必须有政治能力，首先要具有参与政治的意愿，而这是建立在民众能够自治的基础上的。自治包括个体的自律，包括群体的公共事务的民主自治。“从传统社会走来的习惯消极接受乃至等待垂直权威的民众，尤其需要培养这种能力。”

政治事务需要合理的分工，那就提倡“专业精神”，就是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同时有相互协作的精神。“协作以消极而言，是不相妨碍为准，积极则是扶掖为用。”高瑞泉指出，这就意味着合作中要有宽容态度，允许多元的存在，善于对话，善于沟通，善于求同存异，“这也是政治能力的重要表现。”

良好的政治体，包括有合理的分配制度，因此，“新民”要具有经济学的知识，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眼光。

“换言之，政治能力需要知识的准备和理性的支持。”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治”一篇中专门讨论了地方自治问题

*求真从“除心奴”开始：古人、世俗、环境、情欲

（四）自由观念-毅力。

这里的自由除了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的政治的自由外，更强调心灵的自由。梁启超提出，求真自由必自“除心奴”开始：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环境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这在字面上都可以理解，至今也是很多现代人的“心奴”，高瑞泉理解，网红就是世俗的奴隶，剁手党、月光族就是受消费欲望支配的，“重要的是保持冯契先生所说的‘保持心灵的自由’。”

自由的实现需要主体对自己选择的坚持，这就是“毅力”。

（五）“进取冒险”Vs.“慎独”

梁启超认为，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就是进取冒险，它来源于希望、热诚、智慧、胆力，只有相信人的力量不迷信于宿命的人，才有可能有冒险进取的精神。这也和创新密切相关。“任何一种创新就是冒险和进取。”高瑞泉重点解析“思想也是一种冒险”，因为都是从已知追求未知，思想就是知识创新过程的冒险，因为你无法确认成功的概率，未知就是不确定性。比如屠呦呦发明青蒿素，比尔·盖茨辍学创业。

慎独和谨小，都被梁启超列入了“私德”一节，是个人修养，与成就丰功伟业大格局的“进取冒险”在形式上相反，实质上相成。

手语翻译为上海大学人文学院的寇辰珠（右一），她接受记者采访中说，第一次用手语翻哲学对团队是个考验，一般会先做足功课

东方哲思录是“文教结合项目”，有学生和聋哑人参与。手语翻译说，聋人朋友很感谢这七堂课，因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母语”——手语，学到了新东西，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为20世纪初的国民提供了一个行动标杆。而他承袭了陆王心学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办公学，寄语少年的发展来作为行动的路径，“少年强则中国强”之说风靡几代中国人，他主张要贯彻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在清华国学院第一天的座谈会上，他就指出，现代教育的问题在于只有知识教育，缺少了道德教育。

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这位倡导尊重和平等的父亲叮嘱：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高瑞泉展示梁氏儿女照片，尽管他的九个孩子个个成才，三个院士、两个教授，为人熟知的有建筑学家梁思成，“但孩子们记得最牢的是父亲信里的十个字——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这也是转型期的现代学者杰出代表梁启超之“新民说”的最大的成绩单之一，对今人来说，要做一个“新民”，依然是努力的目标之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十个字依然是亲切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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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念

现场照片：李念
编辑：刘梦慈 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