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预言了人类命运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后期的辉煌十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

[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戴大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写作了深渊般作品《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的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肩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苏珊·桑塔格都曾对陀氏表达感激和敬佩。布罗茨基称他写出了人类能抵达的全部深度，鲁迅将他视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回顾他的一生，重读他的作品，足以重新激活19世纪以降的诸多思想资源和回应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于2014年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书最后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也于2022年3月出版，1881年1月作家逝世于圣彼得堡为这部非同寻常的文学传记画上了句号。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56岁时，对于死亡之必然的感悟。

>>内文选读：

1877年秋天和冬天的几个月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辛辛苦苦地出版《作家日记》，尽管他写信告诉安娜·菲洛索福娃，他“这个月［11月］病了，因为发烧卧病在床两个星期”。这封便函是收到菲洛索福娃得了重病的消息后的回复，他“保证，只要一有机会放下校样我就设法去看您”。1877年10月，他告诉《作家日记》的读者，他打算在年底停止出版《作家日记》。他对又向他要钱的继子帕维尔·伊萨耶夫说：“你向我要钱的时机不可能……比现在［12月初］更不合适。我刚要停止出版我的刊物，而停刊清算所需要的钱比我预计的多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斥责帕维尔对保住饭碗漫不经心（他打算辞去莫斯科的工作搬回彼得堡）并告诉他，作为一个如今已经30多岁而且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人，理应表现出更多的责任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拒绝了继子要钱的要求而且声明，他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低三下四地请求有影响的朋友为帕沙找工作。

老朋友斯捷潘·Д.亚诺夫斯基医生从瑞士沃韦来信，代表当地的俄罗斯人社群对《作家日记》基于爱国主义给予祖国的声援和支持表示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热情地给这位年轻时的伙伴、自己过去的私人医生回信，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亚诺夫斯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爱我、宽容我的人之一，我对你们也坦白诚恳，真心实意，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像许多人一样，亚诺夫斯基对《作家日记》停刊表示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除了因为癫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决定暂停出版《作家日记》还因为，“我的脑海里和心中有一部小说，它一直乞求我把它写出来”。此外，将来“我想尝试出版一种新的刊物，把《作家日记》作为一部分纳入其中”。1878年初，他为这种新的月刊草拟了一个方案。这是一份不再由他独自撰稿的杂志，杂志的内容计划包括更多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有关于新老作家的评论文章以及紧跟现实的时事评论，最后这一部分内容将与《作家日记》合并。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过去这两年他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后悔，他高兴地告诉亚诺夫斯基，许多人来信强烈要求他继续出版《作家日记》。他还兴奋地对医生说：“您可能无法设想，在出版《作家日记》的这两年，我得到的俄国人的支持达到了什么程度。”他欢欣鼓舞地发现，“原来，在俄罗斯这里，真诚的俄国人而不是那些持有堕落的彼得堡知识分子的看法的人……非常多，与我两年前所想象的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读者来信都“说明，人们渴望正常的新生活，深信我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即将发生某种变化，他们已经脱离了民众，甚至根本不了解民众”。亚诺夫斯基轻蔑地谈到了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的《呼声报》，这份报纸对俄土战争进行了猛烈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断言，“这些先生实际上快要灭绝了”。“毫无疑问，这些不了解民众的人马上就将不得不与股票经纪人和犹太佬结成一伙，这就是我国‘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下场。”就这样，他不假思索地认为“犹太佬”与所有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的非犹太俄国人是同伙，在具有极度偏见的他看来，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是庸俗肮脏的物质利益。

对《作家日记》进行改造的计划表明，他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他的文学事业的未来。在笔记本中写着他为新刊物草拟的方案那一页的背面，他先前草草地记下了另一条笔记：

1. 写一个俄国的老实人。

2. 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3. 写我的回忆录。

4. 写一部关于四旬祭（在人死后第四十天举行的追荐仪式）的诗意作品［поэма］。注意，除了最后一部小说和计划出版的《作家日记》之外，所有这些至少需要写10年，而我现在已经56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有生之年没有完成这个计划中的任何一部作品，不过，他在《作家日记》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荒唐的人的梦》完全可以被认为描写的就是一个俄国的老实人。我们还可以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正如Л.П.格罗斯曼所说，除了多次提到伏尔泰并且提到《老实人》本身之外，这部小说的主题同样是理性无法接受上帝治下的不义和罪恶。关于耶稣基督的书也许可以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基督的现身联系起来，而《作家日记》中许多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篇章则可以作为他没有写成的回忆录的替代品。

四旬祭可以追溯到1875年夏天提出的写一本（大概是死后的灵魂的）“漫游之书”的计划，这本书要描写一系列“磨难，一（二、三、四、五、六……）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磨难是一个年轻人与撒旦之间的对话，它预示了伊万·卡拉马佐夫与魔鬼的对话。这个关于一系列“磨难”的想法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九卷中被以此为标题的几个章节采用了，它们描写德米特里因被认为犯了罪而在“预审”的过程中所经受的“灵魂磨难”，分别题为第一次磨难、第二次磨难和第三次磨难。他提到的四旬祭除了是一种文学概念之外，很可能还包含着更多的个人意义。他总是想到死亡，而经常探望痛苦的涅克拉索夫也使死神不断出现在他眼前。

▲《躺在灵床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И.Н.克拉姆斯科伊绘

保守的剧作家德米特里·阿韦尔基耶夫请求他帮助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他写信告诉阿韦尔基耶夫：“涅克拉索夫一直卧病在床，看上去像一具尸体，偶尔才说几句话，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但他仍然关心《祖国纪事》。”一个月之后，涅克拉索夫于1877年12月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在教堂举行的葬礼，不过，在安娜的劝说下，他没有跟随灵柩步行两小时穿过城市。从举行葬礼的拥挤闷热的新圣母修道院里出来，他和安娜走进墓地呼吸新鲜空气。四周的寂静在使他平静下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暗示了他自己的必然死亡，于是，他转向安娜，请求她不要“把我埋葬在沃尔科夫墓地的作家墓园。我不想躺在我的敌人中间——活着的时候我已经受够他们了！”这种谈话对安娜来说当然是痛苦的，她试图使他放松心情，“在祈求他尽可能长寿的同时，为他描绘了我想象的未来葬礼的情景”。只要他尽其天年，她保证，他将被安葬在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诗人В.А.茹科夫斯基的旁边，“不仅年轻人簇拥着你的灵柩，全彼得堡的人都会为你送葬”，而唱诗班和在教堂举行的葬礼也将更加豪华和壮观。听到安娜的这些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笑着说：‘好吧，我尽量活得时间长一点’”。唉，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悲伤地评论道，仅仅就在三年后，她“想象的情景”就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