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传记作者张建智在迪阳公寓王府合影

王世襄给张建智的信

竹谱

王世襄《锦灰堆》撰书法

王世襄90岁时

作为“吃主儿”、美食家，王世襄在烧菜

文汇网讯（记者 顾军）《忘我与自珍——王世襄传》修订版日前已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文物专家、学者、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世襄先生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该书作者张建智把王世襄先生作为一个时代的，甚或一个生动的典型来研究与解构。

张建智说，王世襄的名字，已早名扬中外，记得我为他写传之际，他早已拒绝外人为他拍照、谈访、写字等各项活动。在他迪阳公寓居所的门上，用人家难求的书法，贴上了门条。有一次我上他家录音、访谈时，曾莞尔问他：“看来我们也要遵循您老贴出的规矩吗？”王老回答道：“我只是划了道符，不让外人利用拍照，去做那些胡扯的所谓‘明代家具’去赚黑心钱！”从中也可看出王世老对我为他写传，是给了我一个特优的条件。为王老写传，自问力不所逮，王老活到近百岁，在他一生历经了多少世事，经过了多少坎坷的人生之旅，他出身大家，无论是从父系还是母系血脉，都是中国难得之人物世家。一如董桥先生所言：“王世襄”三个字早已经是中国文化艺术精致学问的象征。王老精通中外文化与艺术，从表面上看他花了七十多年弄的是老古董，但却表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张建智透露，王老之传，他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每一章节出之，他都为之亲自修改、甚或标点、命题、错别字，均出自他老之笔。（至今，我把这些改稿、通信，视为对他的一个珍贵纪念）为此，这次的修订本，在内容的空间与视野上，均增加不少新资料，新图片，以及从未与读者见面的王世老夫妇俩的部分日记。

回顾王世襄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他与夫人袁荃猷保护了大量珍贵文物，自己却过着朴素清寒的生活。他们心中看重的，是他与夫人用了几十年的那破旧的日常买菜的筐提，“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他们为后人留下一部部学术著作。他们胸怀忧患、思想深邃，挚爱中华民族已近失传的文化。他与老伴坚守的是“歌成老妻喜，喜为道不孤”，这个道，便是他们的学问之道，做人之道。

链接·邵燕祥为《忘我与自珍——王世襄传》写序

我读王世襄

读人如读书。读书有所谓浅阅读，读人亦如是。譬如读王世襄，——哦，久仰久仰，他对明式家具、养鸽子都内行，老头儿人缘也挺好。这说得都不错，但失之浅。有的所知略多，说，那是个公子哥儿，上燕京大学还提笼架鸟玩蛐蛐，整个一个“玩主”，玩出“世纪绝学”来：评价不低，用意甚好，但似是而非。为什么似乎都不甚了了？是由于王世襄虽在专业圈子早为人知，而名满四海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我也是这样的一员，就像当年的外籍教授温德说的，“一知半解”。总是从朋友处听说：这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骑自行车倍儿帅，一手扶把，一手夹着案板，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还是球迷，傍晚穿着背心、短裤，骑在车上，又是单手扶把，一手拿着大芭蕉扇，径奔东郊“工体”门口等退票……偶从一处展览看到他的法书，不禁折服，向他说起，蒙老人赠我一张复印件。心想魏晋时的名士也许就是这般风度吧，但我想象中的古代文人仿佛都是清癯消瘦，而王世襄则为大骨架壮硕之士。道听途说，片片断断，对不上号，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王世襄。盖因对他的了解，属于“浅阅读”也。

张建智这本《王世襄传》，于王世襄老自己的著作之外，让我对传主有了深入一步的且是较全面的了解。王世襄（1914—2009）近百岁的生涯，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上显现出来。他幼年曾寄居湖州外祖家，所谓“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乡情萦怀。传记作者恰是湖州人，于当地历史人文颇熟，又成为王世襄晚年信得过的忘年好友之一，访谈记录，并得到老人提供的资料。旧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今借此书之助，好像得与王世襄老一次又一次谈心忆旧，听他亲口说百年风波，一生往事。

其实，纵看王世襄生平，无论1949年前还是之后的履历，一笔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的。横看王世襄留下的工作贡献和学术成果，一笔一笔也是清清楚楚的。就如他那年辈的许多学界中人一样，孜孜矻矻，埋头业务，绝不张扬，并不传奇，怎么竟看得我心潮起伏，联想不断？是他寻常中确有不寻常处，在芸芸众生里，他独一无二，这样的人可一而不可再，可遇而不可求。

永葆童心天趣的老者 毕生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王世襄落生在北京芳嘉园一个富裕家庭。有人说，这是他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这有一定道理，然而富家子多矣，几十年下来，王世襄只此一个。我以为若论他的出身，与其强调是官宦世家，不如说贵在书香门第。母亲金章出身名门，游学欧陆，擅画花卉翎毛，尤其借鉴西洋画技法，绘金鱼水中动态，质感光感，层次分明；所著关于画鱼的《濠梁知乐集》，在中国美术史上独辟蹊径。舅父中有一位大画家、两位竹刻家。来自王、金两家的艺术熏陶，其影响怕不下于家馆的传授，自小培养了王世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份热爱渗透到骨子里，是任何暴力也夺不走的。做外交官的父亲让他从十一岁起就入英语学校，通过外语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熏陶。今天的富人家庭，也会送孩子上“贵族学校”，以至送出国做小留学生，但难得兼有民族文化的底蕴传承。西谚有云，贵族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一时半会儿，急不来的。

衣食无忧，又有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学生那时不少，但能不能都像王世襄有那么广阔而多彩的课外活动空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架鹰逐兔，养狗猎獾，养鸽放飞，范瓠绘葫，秋斗蛐蛐，冬怀鸣虫，真的是优游卒岁。他小时候放鸽子，手执长竹竿在房顶上跑，把屋瓦都成垅地掀翻了，正房厢房间距好几尺，这房顶一步跳到那房顶，文弱的母亲吓得晕了过去。“人无癖不可与交”，他正是由好奇、兴趣而专心致志，广交朋友于三教九流，求师就教于同癖同好的前辈，癖好也就成了学问（有些当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学问，经晚年王世襄笔之于书，也都化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王世襄自幼身体好，更没有偌多作业的沉重负担，加上家庭中你说是溺爱也罢，说是西方式的快乐教育也罢，总之自由放任，任他率意而为。这一点，不但当年的老式家庭办不到，即使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没这条件了吧？还不是让王世襄占了个“独一份”？

当然，不能永远这么由着他的性儿。“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燕京读大二时碰了钉子。他是遵父意上的医学院，两年下来数理化都不及格。按校方规定，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他转入国文系。有家学垫底，对付课业倒是游刃有余。有一次《文选》课布置作业，他竟自己命题，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鸽铃赋》，仍是凭个人兴之所至！也只有当时学风自由的燕大，才能容忍这样自由发挥的学生。

战后抢救几千件国宝

王世襄以《中国画论研究》获燕京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并不停步，他把原只有从先秦至宋代部分的论文，续写了元明清，共计七十万言，与人合作用毛笔誊清，装订成册，晒蓝复制一份留在古城，随身带着原稿南下去大后方。在重庆成都等地，求职谋生成了要务，哪还有时间修订补充，付印成书？谁想，他这份处女作，竟因为战争和“运动”的先后干扰，直到六十年后的2002年，作者已年老体衰，只能以“未定稿”影印出版，成了谢幕之作。

几经周折，王世襄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他在这里读到中国古典建筑经典《营造法式》的同时，还读到《清代匠作则例》等。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兴趣刚刚唤醒，就因日本投降，失地即将光复，他立即向马衡、梁思成请缨，投入“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的工作。

在王世襄担任这个“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他奔走调查，煞费苦心，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郭觯斋所藏瓷器四百二十二件，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一千零八十五件（附件三十九件）等。他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一百零七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而他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并没有庞大的所谓班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枪匹马！

这就是王世襄自认平生做得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他经手收回的几千件国宝，如今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了，不怀偏见的人也公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贡献。这是从1945年秋到1947年春的事情。但在“翻天覆地”的1949年后，喘息未定，故宫博物院随全国一起开展“三反”运动中，这竟成为他的历史疑点。他和另一位同事、文物专家朱家溍同时沦为“打老虎”重点对象，说他们是马衡的亲信，要从他们口里撬出有关这位1934年以来的老院长的“材料”，打出一个莫须有的“盗宝案”来。为此大搞“逼、供、信”，围攻批斗，体罚关押，无所不至。最后什么想要的伪证也没有，却还把他开除公职送往看守所拘禁，继续轮番审讯，疲劳轰炸。一个本来身强体壮的王世襄，在东岳庙（当时占为公安学校）等地被囚期间患上肺结核，才“取保释放”，打发回家。直到1954年，好歹在民族音乐研究所觅到一枝之栖。

王世襄1949年夏从美、加考察博物馆归来，本是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想把自幼神往的故宫这一世界级文物宝库，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的博物馆，然后好好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但至此幻灭，一切落空了。

一本书的际遇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

王世襄说过平生最得意的第二件事，就是写出了《髹饰录解说》（辞书释“髹”字为把漆涂到器物上）。他的这项研究恰恰是从1949年开始的。《髹饰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漆经”，明黄成撰，杨明注。只有孤本藏在日本。朱启钤老人几经周折抄录得来，正是在1949年把它交到刚从北美归国的王世襄手上，希望他把这本晦涩难懂的“天书”加以解说。“三反”前，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展卷揣摩，或观看一些院藏漆器作参照。“三反”后被开除，在家养病有了时间，却失去观摩故宫院藏大批漆器的机会。到民族音乐研究所，白天忙本职业务，晚上和休息时间全神贯注做这件事。他一方面下死功夫，查阅大量古今以至国外的文献，一方面逛古董店、挂货铺、晓市、冷摊，拜访藏家，观看实物，又遍访京城髹漆匠师求教，这样积寸盈尺地弄清制作不同漆器的各种具体技法，也弄清古今名词术语的异同，对书中所述的髹漆工艺作出正确的解说。这一注释工作前后历时九年，完成之日已到“反右”之后、“大跃进”高潮中的1958年！王世襄也因对过去的“三反”运动提出批评意见而划成“右派分子”了！

王世襄不负朱启钤老人“愿见其成”的嘱托，但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公开出版无望，为了向年已八十八岁的朱桂老报命，他准备自费刻蜡版油印。这在今天看，事属平常，当时却要冒着相当风险。他把手稿送到研究所门口边的誊印社，不想誊印社送研究所党委审查，所里中层干部马上要开会批判“右派放毒”。幸亏所长李元庆看了书稿，认为是一本有用的著作，解了围。

于是，《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印了二百部。线装厚厚一册，上有朱启钤的题签和序言。限于作者身份，“右派”不能署名，便署了别号“王畅安著”。除向朱老九十华诞献礼外，分赠师友、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漆器厂。扬州的漆器厂闻讯派人来京索取，可是研究所中层领导不同意会见，也不许赠书，还是严禁“右派放毒”的老意见。尽管这样，仅印二百部的《髹饰录解说》，不但在业界引起反响，还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王世襄学术之旅的一个里程碑。

王世襄到晚年已经有了规模更宏阔、影响更深远的明式家具研究的巨大成果，可以说在当代历史上，在全世界范围“复活了”明式家具，但他仍然十分在意《髹饰录解说》这部书。我想，一是它凝聚了朱老的信任，三十年的书缘，历经一路坎坷、毕竟三更灯火的甘苦，感情上寄托遥深；二是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治学方法，即穷研典籍、尽览实物、遍访匠师三合一的作业方式，嗣后应用到各项研究中，乃是从这部书开始收效的。此书在1983年正式出版增订本，篇幅为油印本的二十倍；1998年再版，终于配上彩图。上距1949年整整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层积性”的劳绩了。

不懈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精神

王世襄每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每一部精心的著作后面，几乎都有一个夹缝中苦斗的故事。他奔跑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物博物研究所等部门之间的身影，他骑着车在古城大小胡同间走街串巷，寻访古董，踏破铁鞋，不惜为一个一眼相中的黄花梨杌凳跑二十趟的身影，都是人们看得见的。而他处在特异年代视文化为罪恶的逆境里，于写检查交代、思想汇报之余，焚膏继晷，“偷偷地”做事，则只有近邻知道——黄苗子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而王世襄书房的台灯，四点多就透出光亮了。苗子有诗记之：“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这还是“文革”之前；“文革”事起，即使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也还是提心吊胆。一切文化文明都成“四旧”，据说合该“砸烂”，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王世襄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所谓“干校”劳动。当时，他的肺结核病复发，也得不到军代表的宽待。20世纪70年代有一天，他去菜园挑水，一下子晕倒。缓醒过来，睁眼看见一棵倒地的油菜花，枝头折断了，依然开着金黄的花朵！——为这朵不屈的油菜花，他吟成绝句一首：“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也正是王世襄的誓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遭受不白之冤，且长久不得洗雪，王世襄在妻子袁荃猷的支持下，与她以“自珍”互勉：不仅要堂堂正正做人，而且绝不能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卑不亢，对一己作客观之解剖，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并且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期。这使人想起司马迁所指的圣贤发愤之作，乃至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王世襄以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令“世人终竟识真吾”，这一自觉体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信念主体！现实是残酷的，但王世襄夫妇以历劫之身，在“非正常生存”条件下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最终由历史证明，比那些加害于他的、摧残文化和文化人的丑类们，活得更好，更有价值，更赢得普遍的尊敬！

王世襄留下的大量著作，关于明式家具、髹漆艺术、竹刻艺术、葫芦与鸣虫、观赏鸽与鸽哨、皇家建筑与匠作则例、各种工艺，以至书画、雕塑、音乐、饮食烹调等，不只是相关知识的结晶，也是涉及“生存与创新”——一种学术风范和世界观的结晶。

透过他的生平，他的出处，他的好恶，我们看到焕然于王世襄一身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懈解读文化遗产，不懈追求精神价值，而不为世俗权威和功利所动的堪称高贵的精神，在这个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上，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精神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