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英]埃玛·伯恩 著

    吉永劭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写在前面 “骂娘”——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

    1 爱说脏话的大脑：神经科学与脏话

    2 “肏，疼呀!”：疼痛与脏话

    3 抽动秽语综合征，又：为什么不该把本章放进书中

    4 作风问题：工作场所的脏话

    5 “瞧你这只臭猴子!”：(其他)灵长类也说脏话

    6 淑女不宜：性别与脏话

    7 Schieβe，Merde，Cachau：其他语言的脏话

    总结

    致谢

    参考资料请容我带着爱意与感激，将此书献给

    Team Science Baby(科学宝宝团队)。写在前面

    “骂娘”——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

    脏话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各式关于宗教、生殖、愚

    蠢、排泄物以及国籍背景的敏感词汇，以求一针见血、振聋

    发聩。“爆粗口”是发狠，也是取乐；惹人讨厌，也荒谬可

    笑；是口头禅，也是无事生非。

    ——杰弗里·休斯[1]

    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傻

    屄”(twat)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只不过当它是“挖苦、嘲笑”(twit)的一个学名。我在那个耳

    光过后明白了两点：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

    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

    当然您看，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如今步入职业女性道路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

    脏话跟男同事们打成一片。要知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着仪

    器大喊“该死的狗屎”(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可以算

    作某种入团仪式。

    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

    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真他妈的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

    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实验里有67名勇敢的志愿者，一桶冰

    水，一句脏话，还有一块秒表。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

    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

    的哪些本质。

    但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脏话，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

    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

    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

    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

    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

    负面形象(这本书在出版阶段也曾在书名上面临过痛苦的抉

    择)，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

    灰。

    再拿先前的例子来说，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

    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

    事之间联系纽带的功效。不论是在工厂车间，还是在戏剧排练

    场，科学家们都通过对照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事之间互用

    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

    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工

    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

    动。全凭酣畅淋漓的一句——“我日!”

    脏话研究也帮助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脏话用于

    情感测评、量化，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已有超过150

    年的历史。由此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的事实，包括大脑

    分为左、右半球，以及特定脑内结构如杏仁体在情绪发生、控制之中的作用。

    脏话也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比如说，人

    在用非母语说脏话的时候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这一点指引我

    们去探寻人在早期教育阶段如何逐步了解情绪和禁忌。又比如，说脏话会使人心率加快并给予大脑暴力的暗示，与此同时却降低

    了实际使用暴力的概率——真是应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俗

    语。

    在集体的语言储备之中，脏话还是异常灵活易变的一环。社

    会禁忌不断变迁，脏话的面貌也得以代代变异。曾经的指天咒骂

    能够演化为喜悦之情的流露——足球球迷满口不堪的字眼，众所

    周知是不限于发泄愤懑与诅咒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是我个人的发现。在一次和伦敦大学

    同事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数千名足球球迷在比赛期间的脏话行

    为。对于脏话出现的频率，尤其是像“日”(fuck)、“屎、狗

    屁”(shit)这样的字词泛滥成灾的情况，我们早有准备。但是

    两者之间(“日”“屎”)呈现出某种比例关系且能与胜负形势

    高度吻合，倒是令人始料未及。是这样的：几乎毫无例

    外，“屎”等粗口对应的是球队失球或其他赛场上不利的状况，而“日”则不区分形势利与不利。另外，脏话连篇的球迷尽管看

    似鲁莽，其脏话的攻击性却远不及我们想象中的程度——在网络

    媒体上观测到的球迷骂脏话，几乎全部指向自己支持的球队或球

    员，而非赛事对方[2]。

    这项研究一经发表，着实让我品尝到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

    最先上门的是英国某著名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我不点名，但对于它雷厉风行的道德急先锋姿态，以及一面披露大幅女星长焦裸

    照，一面煞有其事地批评其“出位”，可谓老少皆知。两个质问

    劈头盖脸扔过来：一、浪费了多少钱在这项研究上面；二、可不

    可以从事一些有用的研究(比如癌症治疗)。我的回答是：第

    一，统共6.99英镑——研究小组自费的一瓶超市红酒，是我们在

    制定研究假设的时候喝的；第二，我与另外一位此次项目的负责

    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在医治肿瘤方面没有丝毫的专长，不得已

    只能把癌症患者托付给相应的专业人士。之后那家报社便再没回

    音，舆论风波不久也平息了。虽说如此，脏话研究仍为公共舆论

    所不齿，确实通过这次事件得到了验证。

    尽管您可能对脏话也抱有“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成

    见，但要知道在科学界，脏话研究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

    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其抱有长久的

    兴趣，实在是有极好的缘由的：脏话现象看似不值一提，却恰恰

    能告诉我们人脑、思维以及社会是怎样运转的。

    在这本书中，我不把脏话作为单独的现象来剖析。我认为脏

    话非常“屌”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触类旁通、无孔不入，所以写

    着写着，必然会岔得远一点，甚至在有些章节中不提任何脏字。

    但是从日语拐弯抹角的语式，到黑猩猩的坐便训练，不管乍看之

    下再怎么不可思议地离题，我保证“我们是如何骂脏话的”这一

    点将会贯彻始终。

    有人会问：我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宣扬不和谐、破坏社会

    秩序的行为？非也。我绝对不希望看到脏话泛滥成灾。况且，脏

    话之所以还能有脏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上的震慑效

    果。反观过去一百年间主流脏话的变迁，可以轻易发现早先的脏话或消减于社会上的过度使用，或没落于普遍价值观的变革，而

    新的禁忌又不断被制造出来以填补空缺。与过去以不敬神、没有

    信仰为根基的脏话咒骂不同，当今社会视种族、性别歧视为大

    忌，也就因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咒骂。到底这是象征了新自由主

    义“政治正确”的霸权，还是代表了抗击恶毒偏见势力的可喜进

    步，这点就要留给读者您自己来判断了。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

    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

    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

    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

    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

    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

    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

    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

    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

    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

    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

    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

    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要想得到更为确切的脏话定义，我们还得诉诸语言学的研

    究。首屈一指的脏话语言学专家得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芒努斯·

    荣(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发布的《跨文化的脏话

    语言学研究》(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据

    数千份调查样本，总结出脏话具有以下共性：

    · 包括“日”“屎”等禁忌词；

    · 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 大体遵循一定的语式；

    · 情感性强，具有表现即时情绪的作用。

    本杰明·K.伯根(Benjamin K. Bergen)则在他的著作《我

    肏，什么玩意儿》(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 000余

    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

    广泛的差异性[3]。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

    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

    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

    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

    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词来说，大致可以译

    为“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くた

    ばれ!”(译为“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

    音。论到“脏话女王”一点上，日语倒是与其他语言不约而同，要把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形象一并封杀(见

    2014年行为艺术家五十岚惠在东京的个展)。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

    伯根在他的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老天日屎黑鬼分类

    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据各语言中最常见的

    脏话指代对象，将其归入一类。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三种(宗

    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

    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

    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

    国，将人叫作“蠢牛”(daft cow)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

    叫“昏猪”(old pig)的话，则罚2 500欧元[4]。荷兰语则习

    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

    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狱两年[5]。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

    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

    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

    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

    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谐音错意”，是早自莎士比亚时代文

    学就常用的笑料，在莎剧《亨利五世》中“学语”一折即可见一

    例——嫁给英吉利王的法兰西公主凯瑟琳不耻下问，向婢女艾丽

    斯讨教英语词句“脚”(pied)和“长衫”(robe)，方才学会

    了“臂弯儿”(elbow)、“脖颈儿”(neck)和“下巴尖

    儿”(chin)三个词。

    凯瑟琳：刚刚可不是讲与你听了——“鼻环日”，“脖刚日”，“哈爸斤日”(d’elbow，de nick，et de

    sin)!再来——“手脚”的脚还有罩身的长衫，你们英语里

    该怎样念？

    艾丽斯：“脚丫子”(le foot)——您也一道念，夫人

    ——“长衫”(le count)。

    凯瑟琳顿时仪态尽失，连笑不止。艾丽斯将两词照着法语习

    惯一念，口无遮拦，竟然像极了街头闾巷的鄙人土语：“搞阿

    姐”“大胯日”，我的老天哟!这样不上台面的污言秽语，下等

    人私下互相说说也罢了，恁地教我讲给我那无上尊荣的夫君听？

    嚯!“搞阿姐”“大胯日”!

    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

    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

    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

    《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Language, 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从语言学和

    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

    ——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

    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

    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

    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

    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

    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

    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

    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

    ——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

    情感、集体的文化。!

    我们要脏话确切的定义，何不拿本词典翻翻？可惜，古往今

    来的词典极少对脏话做直白的注解。1538年托马斯·埃利奥特

    (Thomas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

    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

    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

    另觅他处。”[6]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听闻两名上流女士对其词典省略“滑稽之

    言”的赞誉，反倒质问：“汝等岂非遍寻未得乎？”[7]到了维

    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

    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纪，渎神以及种族歧视的咒骂已然步入各大词典的庙堂，像“肏”(fuck)、“屄”(cunt)和“撞了邪”(the

    curse)这样的字眼却仍被拒之门外。说到这里，有个挺有意思

    的现象：英国的文化关于月经发明了大量的隐晦用语，就比

    如“撞了邪”，还有“涨红潮”(the crimson tide)、“家里

    闹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请人刷墙”(having

    the decorators in)，但从没人想过拿它造出些骂人的词来。

    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买加土话中讲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话再说回来——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之中依礼

    数之需，擅自脱漏现实生活中脏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

    半叶。1976年美国《韦氏词典》再版时，刻意简略

    了“dago”(拉丁大哥)、“kike”(犹太狗)、“wop”(意

    大利歪泼)、“wog”(瘟鬼，指非白种人族群)，并在前言中

    声明：“切实有害于人种以及民族和谐的恶语语汇，考虑其使用

    频率在当下确实已呈越发降低的趋势，本词典决定不加以收录及

    注解。”

    《韦氏词典》编辑的做法虽说出于善意，却也天真得有点过

    分。词典中不再收录的用法，不能说在现实中也就一笔勾销了。

    也许当年的编辑确实看到了种族纠纷就此晏清的希望吧!但是一

    晃40年过去了，这样的乐观不免令人唏嘘。

    那么究竟哪些词句为“脏”、为“俗”，由谁来做判别呢？

    实际上我们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内，我们每个人都有

    判定语言禁忌的权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却

    可以作为陈情达意的工具。一国之内，往往社会阶层也能纳入某

    些词句是不是脏话的考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尔斯·波尔塞纳，或：脏话何去何

    从》(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当

    时“私生子”[8]一词在“被统治阶层”之间一旦出口，足以导

    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恋”(bugger)则在他本人所处的阶层中

    更具威力，以至于几乎通篇皆作为“对反自然恶习的贪恋行

    为”或“保加利亚的异教陋俗”出现。

    他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以下说法：“统治阶层对于庶出的子

    女是宽容得多了的，毕竟再低贱往往也有皇亲贵族的血统；而‘同性恋’则较少冒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本身就不避讳同性

    间的性行为。”此处解说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着写

    道：“(然而)30余年前，此词一旦跃上高门会馆的布告，赫然

    指控某位交游甚广的名流时(指作家王尔德)，人群间霎时爆发

    出一场骇人的躁动，时至今日依然尘埃未定。”

    虽然脏话因为人群不同而相异，其语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线上

    模具造出来的一般。光拿英语来讲，不知多少的脏句都可归于数

    得上来的几个构造法。杰弗里·休斯的作品《英语脏话，咒骂和

    亵语的社会历史》(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里面就举了个例

    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怜)和shit这几个词

    没有别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s sake(“看在某某的分

    上”)这个词组中间，达成类似的语意。

    我自己又想了想，印象中许多脏话词组虽然合乎语法，却极

    少在现实中使用——反而像“屌你个头”(cock it)或者“给

    我屌一边去”(oh do cock off)这样不合逻辑的结构，倒是我

    经常挂在嘴边的——拿英语里的“shit”来说吧，既可做名词亦

    可做动词(“屎”或“拉屎”)，却没见过谁把“shit

    it!”或者“shit you”当成完整的句子来骂。看来在当下的用

    法里，“shit”用在谓语位置上时有一个特殊的语义，也就是恼

    人或诓人的意思。“You’re shitting me!”(“你在骗

    我!”)即为一例。习惯上的作答则颇具古风：“I shit

    younot.”(“非骗也。”)换作“肏”和“鸡

    奸”(bugger)，则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用到任意的什么

    词组里都行。英式英语中的常用脏话构词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广播节目中各式脏话的看法。我将调查结果汇总，绘制成

    了以下的柱状分布图(图1)[9]。单看英语中的脏话“四巨

    头”(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宗教类的脏

    话，一般人认为情节较轻；污蔑歧视特定人群的脏话则程度尤为

    严重。其中再细分下来，又以针对种族或性取向的最为犯忌。还

    有一条尚不足为凭据的消息——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里，有科学

    家专门从376名志愿者口中搜集了统共1 000多万单词长度的会话

    录音，发现不少排斥同性恋和异族的污蔑语已经不再用于日常对

    话了。

    图1 各类型脏话中，不同程度(强烈—轻微)词语所占百分比说到“遗臭万年”的经典骂词，诸如“肏你妈”(fuck

    you)、“滚鸡巴蛋”(bugger off)这样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

    么深远，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机勃勃，不乏俗众的追捧。话虽如

    此，要是几代人后这两句话变得跟“我主洒血!”(sblood，或

    God’s blood，莎士比亚时代的咒骂)和“弄瞎你的

    眼!”(blast your eyes，19世纪的流氓咒骂)一样地不入

    流，我想也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当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脏

    话也就该尾随而至了。

    脏话的演变

    在了解社会现行的忌讳方面，脏话就好比我们的信使、报信

    鸟——攀不上涵养，信息却总是准的。放在150年前一句“我主

    基督!”，其重量级约同于今天的“我日”和“狗屁”。而反过

    来，有些字眼虽配得上以往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马克·吐温的文

    采，甚至也能唱进昔日的童谣、摇篮曲中去，拿到今天却无论如

    何也没法在体面场合说出口了。

    总体上社会对脏话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或有增减。莎士

    比亚在世时，伦敦戏院有个宫廷游艺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衔，乍听不像严肃的职位，实际上是奉英国皇室之

    命监督演出风纪、杜绝言语猥亵的。后来《奥赛罗》和《哈姆雷

    特》传世的折本未见原本中的“我主洒血!”和“扎伤灵

    体!”(zounds，即“God’s wounds”，同为当时俗用的咒骂

    话)。热火朝天地清剿了几代人之后，“zounds”一词仅存于纸

    上的零星遗迹，现实中却讹读为“zaunds”，早先的渊源也就这样在民间失落了。

    社会上不容许哪些语言，我们知道标准都是一变再变，删改

    莎剧的例子还仅仅是沧海一粟。宏观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来

    看，文艺复兴应当算作欧洲骂史上的一大转型时期。在此前的中

    世纪，关于个人隐私和贞节方面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造成

    了当时的人把身体器官或功能挂在口头也不甚感到羞耻。然而历

    经文艺复兴时代，身体发肤的字眼渐渐取代了宗教式的咒骂，最

    终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语脏话至今仍在演进着，只不过擎着“可耻”旗帜的“带

    头大哥”已经换作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蔑语——紧随其后的是

    抹黑残障者的词语。促成这样变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们集体

    上已经认识到“排他”之思维定式的恶果。所谓“排他”，这里

    是指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自觉地发

    掘彼此的异处，以此将人群划分为“类己”与“异己”(或“他

    者”)。往往我们亲善并较为厚待类己，于是类聚群分，不同族

    群之间恃强凌弱，任意倾轧——过去数百年间尤其不乏惨痛的案

    例。而且既已占优的一方，又总忍不住对弱者继续采取言语上的

    碾轧。相互间的仇视和隔离，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就像史蒂

    文·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场在《新共和报》中所写的：“听

    到‘黑鬼’一词，仿佛片刻间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当真地思

    忖起非洲裔美国人的可鄙来。”[10]

    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么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对待弱势群

    体的态度而定。这就好比拿天神赌咒发誓到底属不属于亵渎，也

    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说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

    名普普通通、四十出头、出身中产的《卫报》读者，但对我而言，拿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号骂人就是比“肏你妈屄”和“狗

    屎”听来刺耳得多。我倒真心希望脏话的源泉能够重归于我们的

    身体——没有性生活人类就不得繁衍，茅房运动中也蕴藏有世界

    文明的大同。正如绘本大师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

    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

    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

    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

    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

    动武。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

    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

    ——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

    老练，骂的大意是：有鸡巴堵你自个儿屁眼去，你个婊子养的

    (go fuck himself in the arse，the son of a whore)。最

    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

    濡目染。

    我这个人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

    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

    的潜能(确实有极少数的脑卒中患者不具备爆脏字的能力——他

    们的案例可供我们做有关情绪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根据我们目

    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

    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

    右倾者更爱骂脏话[11]；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12]。

    进入正题，有时您会看到我把骂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

    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

    propositional swearing)。这是科学和语言学上都喜欢用的分

    类法。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

    韵、语义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

    绪区域，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流露和爆发。有些人会大而化之

    地理解成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左半球，非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右

    半球——这是不恰当的。脑内结构协作开展与脏话相关的行为，其过程相当复杂难测，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毛皮而已。

    我们许多人平日志向高洁，有意地规避脏话，然而时不时地

    仍能被激出一两个不中听的字眼。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环境，往往

    研究的是指向型的脏话。不是我们心系职业道德，不忍心把我们

    的研究对象激到狗急跳墙，口吐污秽——仅仅是使人有意地骂脏

    话，更易取得配合罢了。

    跨洋脏话研究案例：不见屌和尻

    写这本书时我还碰到一个难题，即“同文异俗”。脏话研究

    的结果多出自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虽说语言相通，但是各地的骂人习俗却大相径庭。

    纵观英语世界，大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可算

    关系密切。这些地区颇以诙谐和调侃权势的打诨为自豪，脏话的

    传统十分悠久。美国和加拿大则不一样。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阶层是极度忌讳脏话的，对言语上稍微多一点荤腥都难以忍受。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老处女，其实这样的时尚在

    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

    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

    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

    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

    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

    将不胜荣幸。”[13]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英国就未曾在脏话上束手束脚过了，只是英美文化的分野注定了大洋两岸的脏词常常无法对应。一个

    英国人如果说“can I bum a fag”[14]，无非是想摁灭手上的

    一根香烟，而不是像一名美国恶汉要“拿个娘娘腔耍耍”；而反

    过来，在英国要是说“fanny pack”[15]，就是直言不讳地在做

    妇科的讨论了。英国的cockerel[16]渡过大洋，摇身一变成

    了“rooster”；英国人若不清楚底细，就该认为美国人所说

    的“roach”是去了势的“小强”了[17]。然而您的ass(屁股)

    要是在英国遭受了不测，好心的路人定会建议去牲口保护基地，而非就近的急诊室[18]。

    美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英国人得知美国脏话怎么骂法也

    就一点不稀奇了。反过来讲，让美国人了解英式的脏话，则不见

    得那么容易。美国人熟悉的英国广播剧《唐顿庄园》和《神秘博

    士》，在英国人看来都是阳春白雪，哪里能反映平常的交流习

    惯。我和北美地区的同事谈天的时候，要几次三番地大费口舌才

    能将某些“乡曲所好”解释清楚。我发现有三个词最生僻难解释：“打鸟的”(tosser)，“撸鸡巴的”(wanker)和“傻

    屄”(twat)，此处容我为广大读者们指点迷津。

    首先讲讲在英国下酒馆，需要遵循哪样的礼仪风俗。朋友之

    间习惯“轮酒”，也就是一人破费为全体买单，斟满一轮酒；干

    完一轮，再由下一人继续买单。如此轮请完毕，每一轮都要一齐

    饮酒，这就是为何英国人往往成群结队地喝成醉泥鳅——都是看

    在朋友间的礼数嘛!不愿意和人一道混酒场的嘛，说不合群算是

    轻的。反正想要礼貌地回绝与人轮酒，是压根没有的事情(要回

    绝也要待到喝吐了之后)。规矩讲明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三

    位——姑且叫他们亚当、巴里和克里斯吧。

    亚当晚上参加酒局，忘了带钱包。他问人借钱才请了大

    家一轮酒。这人就是个打鸟的货。

    巴里同样忘了带钱包，但他索性没有买单，光顾着蹭酒

    喝了。这人是撸鸡巴撸残废了。

    克里斯赶巧把钱包落在了家里。他不光蹭酒，还想要额

    外借几张票子好在回家的路上买烤串。这货便是天生的傻

    屄。

    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

    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

    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

    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

    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

    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

    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

    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

    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

    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

    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

    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

    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

    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

    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

    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他妈的放尊重点!

    [1] G. Hughes, 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 Blackwell, 1991.

    [2] E. Byrne and D. Corney, sweet FA: sentiment, soccer and swearing. in S. P.

    Papadopoulos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oMuS ICMR 2014 Workshop, Glasgow,Scotland, 01-04-2014, published at http:ceur-ws.org.

    [3] B. K. Bergen, What the F: What Swearing Reveals about Our Language, Our Brains and

    Ourselves. Basic Books, 2016.[4] E. Welhoffer, strafe Für Beleidigungen: Wie teuer ist der, stinkefinger‘?Express.de, 15

    March 2016. www.express.denewspolitik-und-wirtschaftrechtbeleidigung-beschimpft-strafe-

    schimpfwort-teuer-anzeige-strafbar-1261268-seite2.

    [5] rechtspraak.nl (database of dutch court cases and rulings):

    https:uitspraken.rechtspraak.nlzoekverfijnljn=d2881.

    [6] M. Mohr, Holy Sht: A Brief History of Swear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 Hughes, Swearing.

    [8] 原文为bastard，特指非正室所出，即北京话所说的“丫挺”。——译者注

    [9] ofcom. Attitudes to Potentially offensive language and Gestures on tV and radio.

    www.ofcom.org.ukresearch-and-data tv-radio-and-on-demandtv-researchoffensive-language-

    2016.

    [10] S. Pinker, What the F? New Republic, 8 october 2007.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63921what-the-f.

    [11] K. sylwester and M. Purver, twitter language Use reflects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PLoSONE 10, 2015, e0137422.

    doi:10.1371journal.pone.0137422.

    [12] K. L. Jay and T. B. Jay, taboo Word Fluency and knowledge of slurs and General

    Pejoratives: deconstructing the Poverty-of-Vocabulary Myth. Language Sciences 52 (2015),251–259. doi:10.1016j.langsci.2014.12.003.

    [13] G. rayner, sir Winston Churchill Quotes: the Famous lines that He Never said.

    Telegraph, 13 october 2014. 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conservative11155416sir-

    Winston-Churchill-the-famous

    [14] fag在英式俚语中是“烟蒂”的意思，而在美国则解为对男同性恋的恶意称呼。

    ——译者注

    [15] fanny在美式英语中是“腰包”的意思，而在英国则指女性生殖器。——译者注

    [16] “雄鸡”，简称为cock时亦解作雄性生殖器。——译者注

    [17] “蟑螂”在英式英语中作cockroach，其实并非cock和roach的复合词。——译者注

    [18] 英国俚语中“屁股，尻”一词应作arse，而非美式ass，ass在英国指驴。——译者注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认识，绝大部分是通过“试错”的方法得

    来的——重点要放在“错”字上。神经科学上有好些个重大突破都

    并非借助于什么高明的手段，而是靠在人头上钻一个洞瞧瞧，或

    跑进一家疯人院看看，当然也少不了满嘴喷脏话。

    在归纳大脑的功能和结构方面，神经科学对于我们理解脏话

    大有裨益。其实这两者算是互惠互利——了解脏话行为的发生与

    起源，反过来也可供我们用来推测大脑的结构。神经科学在刚起

    步时期就有一桩著名的案例，恰恰能够说明这一点。

    案例的主人公是铁路先驱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

    1848年9月的一天傍晚，盖奇正参与佛蒙特州腹地的一项岩面爆

    破工程。在他的亲友看来，此人业务精纯，个性随和，尤其在19

    世纪40年代美国大兴铁路时颇出了一阵风头。他的上司也看重他

    的工作效绩，在报告书中赞许道：“干劲十足，勤勉不已。”然而

    正是这份勤勉和干劲即将整个地改写盖奇的人生轨迹：前一刻还

    是铁路专家、包工头模范，下一刻就要成为堪称荒诞的医学奇

    闻。

    为了凿通铁路线上的山岩，盖奇的施工队连日施工钻孔。这

    项作业在安全性上有点赌博的成分——钻出孔后，首先往里填放

    炸药跟引线；接着用沙土把炸药埋上，以便爆破时向内聚力；最

    后用1米长、6千克重的铁棒将孔封死。没人清楚那天的作业出了

    什么岔子，只见盖奇刚刚亲手将铁棒送入孔中，炸药立马引燃，旋即铁棒飞出，直穿盖奇脑颅继而飞出25米开外。

    据目击现场的医师爱德华·H. 威廉姆斯(Edward H.

    Williams)日后回忆，当时盖奇伤势危急，他还未下车就已见其颅中穿孔，因为“大脑搏动清晰可辨”。头上受到如此创伤，伤员

    即便还有意识，也该偎伏于地，不声不响地自责大意吧？然而医

    师与在场的几名工友后来一致认定，盖奇受伤后坐在那里、谈笑

    一如往常，而且还绘声绘色地向旁人叙说事故的经过。

    医师的回忆录中还写道：“盖奇先生坚称创口是由棒状物直

    穿造成的。”起先他并不相信盖奇的说法，认为他必是错认了迎

    面飞来的土石。然而过了一会儿，盖奇先生“起身呕吐，有约半

    茶碗体积的脑组织伴随呕吐受压落出”。虽说“半茶碗”算不上严格

    标准的度量，却也足以使得其时的场面浮现于眼前。如此这番惊

    悚过后，伤者竟然依旧神志清醒。

    盖奇本人得以生还不属此事最为奇异之处，而是消息既出，方兴未艾的脑科研究一时间齐齐聚焦于盖奇其人。要说本案例发

    生的年代，科学上对大脑的认识还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方将大脑

    比作层层叠叠的蛋糕，另一方坚称大脑较像奶冻。我们用这两种

    甜品来命名意见双方：“奶冻派”认为大脑凝成一块，没有分别，这一块组织跟那一块都一个样；“蛋糕派”认为大脑内可以分出不

    同的部位，这一个部位跟那一个部位各司其职。要是把奶冻挖走

    13，剩下的还是奶冻；如果拿掉蛋糕上面的几层，结果就不一样

    了。以我们今天对大脑的认识，自然要诧异此等分歧到底意义何

    在。但要知道在1848年，既没有扫描活体大脑的法子，又极少有

    脑部受创伤的病例幸存下来以供研究，所以科学家们只得在争吵

    中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得悉的盖奇案例的许多细节，都来自随后接手治疗的约

    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医师。他通过临床观察，完

    成了两篇记录盖奇伤情与伤愈过程的传世之作：首篇恰如其分地名为《头部被铁棒穿通的调查》，续篇也一丝不苟地题为《头部

    被铁棒穿通后恢复的调查》(简称《恢复》)。

    哈洛其人喜欢钻研，不光心理承受能力超强，还不知用什么

    办法说服了卧床的盖奇允许他直接用手触摸颅内，以便探明颅内

    创伤的具体状貌。起初他想确保伤口内没有留存骨渣或其他碎

    屑，这才在事故过去3小时后，决意动用自己的手指。对此他记

    录道：“我将整根食指探入(颅顶一侧的伤口)，没有碰到任何

    阻碍；另一根食指探入脸颊一侧的伤口，情况亦然。”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哈洛一指钻在盖奇的脸颊里，一指钻

    在他的头上，好似在玩中式指套子(Chinese finger trap，一种使

    人两指对伸入一编织小套而无法拔出的把戏)。继此之后他又多

    次进行研究以求详细资料，包括对盖奇头、面部的测绘，头部石

    膏模型，以及不可胜数的基准测量。最终哈洛确认：盖奇的左前

    额叶已遭损毁(即事故现场流出的那“半茶碗”)，而右侧保全。

    放在今天来看，哈洛的描述是完全切中要害的。2004年，在

    波士顿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医师们根据盖奇的头骨三维模型(盖

    奇的家人在其逝世后将其遗骨赠予哈洛医师，现藏于此院)，得

    知异物穿颅的轨迹与哈洛所记完全吻合，依此彻底验证了百余年

    前的诊断[1]。

    哈洛观察之严密，极大程度上使我们对大脑构造的认识由朦

    胧变得清晰。当年事发后，盖奇的身体痊愈了，而整个人却变了

    样。1849年他再谋包工头的职位时，原先称他“干劲十足，勤勉

    不已”的领导对其现况均大失所望，不予聘用。事故12年后盖奇

    方才离世——死前他只得在田地里做杂活。原来盖奇在此前死里逃生的后遗症之一，即为不自制地骂人。哈洛医师在《恢复》一

    篇中便提及盖奇“躁动不安，口无遮拦，时常无端使用极猥亵的

    词语(与其过往言行形成反差)”。

    正是因为有这等古怪，盖奇一事终于升格为“甜品之争”的核

    心证据。假使实际情况如“奶冻派”所言，盖奇的大脑在部分残损

    后不该有整体功能上的缺失，而应当以略小的体积，承担同于往

    日的职责。但是无论怎样看来，盖奇在人格上确实是完全变了样

    ——要是说一个人被6千克的铁棒扎破了脑壳，其心理上的后遗

    症似乎既不该深广如性格突变，却又不该仅仅局限于此吧？哈洛

    也同样惊讶道：“以往处于此人理智与动物本能之间的平衡，或

    者可以说是某种协调关系，似乎是在此番打击之后失落了。”换

    言之，盖奇在智力、记忆力和技能上均未受损伤，唯独丢掉了自

    控能力。莫名其妙地有了用“极猥亵的词语”的习惯——或许这是

    暗示我们：掌握盖奇性格特征的某种要素，原本恰巧藏于他残损

    的左前额叶之中。!

    原本主张“大脑有结构分层”的人，在观念上也不完全苟同于

    今日之所见——当时所谓的“结构理论学派”说白了，十有八九依

    然属于骨相学，也就是说，摸摸脑袋上的骨突，就可以测出一个

    人的性格来。

    作为一种时尚的“科普知识”，骨相学风靡一时，报纸杂志上

    的文章也常常引以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于是在当时的几篇新

    闻报道中，骨相学与盖奇一案狭路相逢，例如事故发生当年佛蒙特州丹维尔镇的《北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难不死，仅差半

    碗》。此篇文章的作者认为，盖奇的状况恰可由骨相学得到解

    释：“异物自颧下侧入，于颅顶刺出，其间所行恰逢骨相术所称

    之‘恭敬之脏器’。”1851年《美国骨相学报》以《一桩最显著的案

    例》为题进一步阐释说，事故造成仁爱和恭敬的器官一并遭到了

    损害，这就解释了“彼之渎灵，以及礼数和良善之缺乏”。这还仅

    仅是开头——之后的150年间，不论哪种神经科学理论占了上

    风，都要拿此事做一番文章。

    时至今日，骨相学早已被正确地归为伪科学——因为其中理

    论实在经不起证据的推敲。不过且不论好歹，至少这些琢磨气质

    和行为特征的术士为我们确立了“大脑有结构分工”这一事实。以

    此为基础，医学上开始密切关注脑损伤及其相应的后果。系统建

    立大脑结构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工程正式开张了，而“奶冻派”的理

    论再也没能成为热门。随着骨相学转衰，科学家们开始怀疑，是

    否穿颅的铁棒带走了某种更加基础的东西。问题有一部分在维多

    利亚治下的英格兰得到了解答，而解题的关键则在于研究脏话。

    维多利亚神经科学的起源

    在19世纪后期，凡是诊为“精神失常”的病号，全归精神病看

    护所负责——一个“精神失常”里，包含有癫、抑郁症、精神分裂

    症，以及脑卒中的后遗症。在19世纪中叶，像在伦敦臭名昭著的

    疯人院(Bedlam)仅关了不过有1万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此

    地不但监管人数上升至10万，还常常将病号缚以枷锁、镣铐，且

    不问病因，进院皆先注射溴化物的镇静剂。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是维多利亚

    时代的科学家，也是神经科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他1835年出生

    于哈罗盖特地带的一户小地主家庭，青年时期赴伦敦以及圣安德

    鲁斯攻读医学。在校期间，他与周遭新派的医者一道，志在用演

    绎推理的思维来革新医药。日后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正是受到此番革新思潮的启发，从而塑造了他笔下

    大名鼎鼎的演绎推理家福尔摩斯。

    精神病看护所当时对外开放，自是要以病患作为奇观、笑

    柄，夺人眼球。当时的人去参观疯人院这样的地方，为的是看惊

    悚和滑稽的戏码，而同去的杰克逊却认真地研究起了“精神失

    常”。他要搞清楚病患间某些固定的、重复出现的癫到底是什么

    来由。就靠这种研究精神，他突破了不少科学上对大脑的成见。

    比如他注意到癫患者症状发作时，经常是脑损伤部位的身体对侧

    受到更强烈的牵动。这就引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一点：大脑的左

    侧控制着身体的右侧，反之亦然。

    此外他还证明了大脑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协调。例如，凭

    借对痉挛在体内扩散方式(从手指或脚趾一直到脸部)的观察，可以推演出神经传递运动信号的脉络。

    翻阅杰克逊的癫研究笔记，可以看见有关另一种特殊病例的

    奇异记录——失语症。许多疯人院等地收容的病患，都因脑损伤

    而或多或少地遗失了说话的能力。患上失语症的人，不能重复他

    们在被问及时所说的话，无法将他们所说的内容描述明白，而且

    说完一句话接不上第二句来。以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的崇尚文

    藻、爱一惊一乍的性格，大多数医生都易将这些患者报道为完全

    不能说话——毕竟病名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嘛。杰克逊却不喜欢“失语”一词。他嫌这个说法既在某些方面过于具体，又在另外

    一些方面上失于笼统。失语症并未完全从肌体上遏制说话。此症

    真正从患者处夺走的，是用言语以及肢体动作传达信息的能力。

    大多数失语症患者并非不能说话，再不济也能蹦出零星的词语

    来，只不过根本不能用这些词语表达出任何意思。

    杰克逊认为，失语症患者表面上所使用的词句、短语，实际

    不过是言语上的抽风。就好比人总要眨眼睛，这些词语由于扎入

    病人的意识极深，因此止不住地要冒出来。最常见的“抽风”话包

    括赌咒发誓、亵渎神明之语。此外还有一位病人，只是整天孩子

    气地嚷嚷着“??!”(Poo!)。像这样类型的失语症患者受到

    的真是两倍于其他病患的糟心。说话不能自主，无法求助，无力

    传达美好的情愫，与此同时还陷于翻来覆去几句台词的囹圄。

    关于这些病人，杰克逊还注意到两件事。第一，语言能力本

    身与理解所说的内容无关。他如此写道：“尽管由于大脑左半部

    的疾病，语言能力彻底丧失，患者依然能够完全理解我们所说的

    内容，只要内容相对直白明了。”此观察看似不很出奇，却揭示

    了一项基本的事实：口述和理解语言不是同一回事，也并非源于

    大脑的同一部分。如果把人的语言比作音乐，那么它必不是一个

    乐器的独奏，而是一部交响乐。

    第二，杰克逊注意到，脑损伤患者情况再严重，往往也能用

    所剩极少的言辞外加语气转折表达情感。他记录道：“病人词语

    反复，然而一时加以此种语气，一时更变以别种，皆以表达心中

    的烦恼、愉悦，等等。”又记录道：“正如前文记录过的，他在兴

    奋时可能会骂脏话。”由此可见，失语症病人虽说谈不上言语流

    畅，可也远未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要不是杰克逊不顾世俗地记录病人骂脏话这一历史真相，大

    概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来替这些病人辩护了吧!从这点来看，我们

    这位医师真可称得上奇人了。即便按照当今一些医疗界人士的说

    法，脏话都不应该算作“真正的语言”——相反，拿脏话咒骂反映

    的是野兽的行为，像动物的嚎叫多于文明人的言谈。回到当时，上流社会间不屑于骂脏话，在疯人院任职看护的医生也多自诩为

    典雅，自然忽视了病患身上如此普遍的行为。但杰克逊医师完全

    没有在脏话面前端起架子，而是悉心记录，因此至于19世纪80年

    代，根深蒂固的骂脏话行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杰克逊关

    于不文明用语的观察是超前的，但笔记完成近一个世纪之后，对

    于失语症患者仅存的那一点脏话以及这些不文明的残余印迹究竟

    怎样益于沟通，科学家们始终缺乏真正的重视。为什么脏话的生

    命力如此顽强，我们也才刚刚有一点点头绪。

    于是乎，脏话研究上就此出现了历时近百年的空白期。当时

    科学家们正对性别、死亡和疾病方面的新研究摩拳擦掌，也不清

    楚怎么就没有几位来沾沾脏话的边。即便今天，我还看到不少相

    关论文在开头要为“非礼”致歉。照我想，大概脏话在大多数人看

    来还属于小节，不屑蹚这趟浑水。

    这种对研究骂脏话行为的蔑视和鄙夷，终于导致20世纪80年

    代前几乎不再有认真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

    末学风急转，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遍地开花的

    脑损伤患者研究纷纷证实，除却个例，失语症患者普遍存在有谩

    骂习惯。不过此项研究领域初开，大部分作者都心照不宣地避过

    了病人使用的不文明用语，令人读来颇为失望。看不到最基本的

    数据，让人怎么判断哪些词语是容易得到留存的呢？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1999年，两位美国加州的神经科

    学家迪亚娜·范朗克(Diana Van Lancker)及杰弗里·卡明斯

    (Jeffrey Cummings)教授冲破了禁忌。他们观察到并列举失语

    症患者常用的敏感词句如“见他妈的鬼”(bloody hell)、“顶你个

    肺”(bloody hell bugger)、“日日日，日你妈蛋”(fuck fuck

    fuck，fuck off)、“哟，你爱搞屁眼是吧”(oh you bugger)，另

    外还包括一系列高频的短语，如“我知道的”(well I know)、“等

    一等”(wait a minute)，或“别难过”(don’t be sad)[2]。

    研究对象中有一名不幸的病人——我们暂且叫他查尔斯，此

    君的整个左侧大脑都不得已遭到了摘除。术后结果，即为查尔斯

    再也不能说出物件的名字，例如曲别针、卷尺、手表和钟。曲别

    针他会报成“sood”，而其他的几样则根本说不出来。乃至要求复

    述词语时，也总冒出许多差错来：让他说“记住”(remember)，他有时说成“十一月”(November)，有时说成“三明

    治”(sandwich)；要读“宪法”(constitution)，却说成“小维

    金”(regent-lich)。

    然而此君在骂人方面却不见退步。在一条5分钟的录音档案

    里，研究员向他问及所示物品的名称，然后要求其复述短语，结

    果全程得到7次“该死”(Goddamn it)的答复，以及“老

    天”(God)、“狗屎”各一次。范朗克教授还留意到，查尔斯骂脏

    话之轻松，远过于令其推敲日常短语。他骂出的脏话流利且易

    懂，而说任何其他的话都免不了含糊、艰辛。还有一次研究员向

    查尔斯出示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照片，竟然收获奇效——总统的

    名字在一连串出奇流利的脏话后顺利说出[3]。原来此患者不仅政

    见鲜明，还不乏直陈胸臆的胆略，而脏话在其中恰巧就起到了润滑的效果。简而言之，给予适当的条件，病人即可借助脏话的渠

    道，实现别种形式的沟通。

    范朗克同卡明斯于是打算进一步研究，但首先就碰上了数据

    量化的问题，因为即便今日也不存在什么骂人水平的临床测验；

    类似的测验倒也有，不过是评估幽默水平的(下文会提及)。尽

    管已经有证据表明骂脏话对心理的益处，终究大家还是认为脏

    话“不可说，不可说”。因此两位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不无叹惋地

    写道：“在恢复过程中，通常不鼓励患者使用脏话，似乎必须装

    作不懂得脏话有助于治疗的原理。”

    更为可惜的是，两人开创的研究线索因久久得不到支持，最

    后便没有了下文。大众对于脏话的排斥态度，自此又添了一个牺

    牲品。对许多身心横遭劫难的病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持久的灰

    暗：原本脏话就是他们所剩无几的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如今

    我们非但不许他们讲那唯一的一点话，还要令他们管住自己的嘴

    巴。强迫失语病人走入更深的沉默，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听不得

    一点激烈的词语罢了!

    丧失大部分语言功能的病人到底为什么还能如此执着地骂脏

    话呢？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脏话的功用是

    多样的——它可以挑衅、可以威吓、可以加强语气，也可以用来

    逗乐。正因如此，脏话深深关联着大脑中的许多部位，而与处理

    情绪的区域又格外地亲密。这其中的好些部位实为生命的基石，完全可以带我们追溯人类种族开化之前的岁月。

    何为左？何为右？坊间流传着不少有关左、右脑的“科普知识”，其中瞎诌的是

    大多数，要不就是在删繁就简的过程中全失本来意义。但是论及

    脏话乃至语言，这其中的道理的确也较为直白。

    如果一个人受损或移除的是大脑左侧，那么是相当有可能发

    展出失语症的。因为语言官能所需的组织，一般位于左脑。失语

    症能给患者的沟通能力带来特别显著的影响，因此稍加留意即能

    观察到许多左脑半球运作的机制。研究右脑损伤则比较困难，症

    候隐蔽且不易孤立开来观测的情况都较左脑为多。

    有位名为戴维的患者，在他身上就能找到此种复杂的症状。

    这位患者的右脑在脑卒中后重度受损[4]。他75岁，脑卒中前后都

    能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法语。根据他的医生的说法，戴维是一个

    文化修养高，口才极好的人——脑卒中之后依旧如此，只不过说

    话上变得有点奇怪。平常对话的时候还觉察不出什么异样，时间

    久了，才发现他把许多讲了一辈子的习语都给忘掉了。例如，他

    从小就会背的犹太教颂词、祷告、祝福语，现在统统都记不起来

    了。想要从一数到二十，也不能十分流利。原来，只要是他曾经

    熟记于心的内容，都已如石沉大海般捞不出了。

    光丢掉了熟语和经文还不算。原本戴维就不太爱说脏话，脑

    卒中之后他说自己连想骂一句的冲动都没有。研究人员问他在各

    种场合习惯上用哪些不文明的词语，他一个都想不出；拿写下来

    一半的骂人话给他，他却填不出“你妈”中的空档。

    戴维的状况确实特殊，但也不是孤例。右脑半球受损伤的

    人，总是容易变得“不近人情”，说话也习惯直来直去。这些患者

    很难理解笑话和打比方，包括俗语。即便以往脏话连篇的患者，多半也不自觉地“从良”了。要是确实有项脏话水平测试的话，放

    在这里必是有用的。

    不过话说回来，临床上倒的确有一项幽默水平的测试，叫

    作“幽默风格量表”。李·布隆德尔(Lee Blonder)医师和罗宾·希

    思(Robin Heath)医师就将此量表用在了脑卒中后右脑损伤患者

    的身上[5]。他们发现，这些患者虽然能够理解身边人所讲笑话的

    内涵，但是他们笑不出来，连会心一笑也没有。若要让他们自己

    开个玩笑，通常不是不合时宜，就是干巴巴的，没有笑料。大概

    是他们无法对常人的捧腹大笑感同身受吧!

    不论讲笑话，还是听得懂笑话，从情感上而言都有极其复杂

    的工序。我们首先要能模拟出段子中人物的所思所想，以及推测

    周围听众或者讲笑话者本人可能做何反应。看不到笑点，有可能

    意味着大脑情绪官能的匮乏。对患者幽默水准的标准化测量之

    一，即为“完形填空”——这里先读一个场景，然后请在以下选项

    选择一个适当的笑点。

    一人在周日正午时分挨家挨户地借什么东西。到了史密斯先

    生家门前，他问道：“史密斯，你下午可要用割草机？”史密斯有

    点警觉地答：“是呀，我要用的。”接着那位借东西的邻居说：

    1. “哎呀!”因为他刚巧踏到了钉耙上，钉耙把呼到了

    他脸上。

    2. “这么说，估计你也用不上高尔夫球杆了——借我用

    用吧!”

    3. “好吧，你用完了再借给我用好吗？”4. “老是有鸟儿来吃我的草籽。”

    这不是什么高明的笑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项2明显

    优胜。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斯塔斯(Donald Stuss)博士发现，右脑半球前方受损的患者在此类测试中的错误率为没有脑损伤患

    者的12倍。即便左脑半球受同等损伤的患者，其测试结果仍然较

    优[6]。

    还有，右脑半球损伤的患者对幽默风趣不会做任何外在的反

    应。负责讲笑话的研究助手也是可怜，专门要费功夫在一群笑不

    出来的听众上。娱乐的目的自然是落空了，然而多亏了这些百折

    不挠的尝试，我们总算能够设想为什么右脑损伤患者不能骂脏

    话，而左脑损伤则会造成相反的症状。至少当我们把人群限定为

    惯用右手而讲英语的个体时，像这样的实验表明：左脑半球大致

    容纳的是负责“循规蹈矩”语言的部分，而右脑半球则包含了大量

    帮助我们处理情绪的部分。

    左右脑存在差异的线索最早浮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

    初之间，当时吉多·加伊诺蒂(Guido Gainotti)教授(后任职于罗

    马天主教大学)研究了患有一侧大脑损伤的病人。受伤范围不超

    过左侧的患者，在面对提问时变得情绪激动、焦躁易怒。孤立来

    看这种情况本来也在预料之中，应当能够理解。然而，在右侧脑

    受伤的情况下，加伊诺蒂教授发觉病人反应冷漠，好像没有什么

    能让这些患者产生一点轻微的情绪——终日饱受残障之苦，他们

    似乎依然无动于衷[7]。加伊诺蒂教授依此得出了看似合理的结

    论：右脑半球是情绪的“领地”。脑损伤只要未波及右脑，那么患

    者就会对自己的病情显现出合乎情理的反应——例如愤怒、烦闷和抑郁；右脑半球受损的患者，情绪上做不出合乎情理的反应，是“不自然的”。

    在常人看来，对于自己的残疾若能像瓦坎人(《星际迷航》

    一剧中极端理性的物种)一样冷静处置，岂不算是某种福气？但

    是情绪与我们的思维密不可分，一旦失掉它是会造成认知障碍

    的。情绪运作起来如同电光火石，供人在刹那间感觉到可能造成

    威胁或提供快感的事物，并依此行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使

    人尽快逃离危险的境地。情感思维主管速度，不顾周全。在大脑

    的意识反应过来之前，它会快速对哪怕一闪即逝、模棱两可的刺

    激做出应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阿尔内·厄曼(Arne ?hman)

    与其同事做了一项实验，其中展示给实验对象一组蛇和蜘蛛的图

    像。结果仅需将图像放在眼前少于1300秒，就足以使多数人掌心

    出汗[8]。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的大脑需要大约半秒时间，才

    能够分辨看到的视觉信息。而参与实验的个体做出反应仅用了不

    到其110的时间，也就是说，反应领先了感知。而人的反应能够

    如此神速，就是因为情绪对潜意识暗中施加的影响。

    如此说来，右脑受损导致情绪反应的疏离，这一点也许就可

    以帮助我们解开脏话的产生与缘由的谜题。最明显的一个结论，就是脏话行为跟情绪是拧成一道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具体

    设想右脑伤残是怎样造成无法说脏话的。其一，我们可以解释为

    患者自身失去了骂脏话的动机。如果将脏话定义为情绪激奋时使

    用的语言，一个人感受不到这些情绪，自然也就找不到骂脏话的

    理由。这一点可以概括成“脑中自无情，口齿复清净”。

    其二，往精深一点的方面讲，脏话是一种技术与情感性兼备

    的语言，需要骂人者超越直觉，构建自己与听众的心智模型。以我个人的观点(这第二条论点肯定更为贴切)，要是一个人缺失

    了右脑，就推测不出脏话出口会造成情绪上怎样的反应。就和

    听、讲笑话一样，想要骂人却捉摸不到情感的图式，就像蒙了眼

    睛在陌生的房间里寻物。

    根据第二条论点，我们还可以说明左脑伤残的病患怎么会变

    得只骂脏话。他们情绪一如既往，考虑到伤残所致的诸多不便，这点还会只增不减。然而由于语言功能受损，这些情绪必得寻求

    仅存的发泄口——恰好脏话就包含在幸存的语言之中。因为不文

    明用语与大脑多方面存在关联。一方面它依仗人脑开化最前沿的

    部分，指桑骂槐，妙语连珠；另一面它也利用开化前的部分来处

    理琐碎的情绪。凭借着这种狡兔三窟式的劳动分配，脏话得以成

    为人类语言中打不死的“小强”。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人在处理情绪时需要左右脑协作。需要

    认识某种情绪，便开动左脑。将情绪化的图像展示给实验对象的

    左侧视野，也就是仅将视觉信息传递给右脑时，实验对象表现出

    情绪的过程较之用另一侧视野观看更加迅捷。快速直接的情绪反

    应，通常归于右脑，这在刚刚的蛇与蜘蛛的实验之中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换作要求实验对象回答是否激起某种情绪，那么当图

    像放在右侧视野(即传递至左脑)时，回答更为迅速。右脑半球

    的作用是拉响警报——“注意了!你要受这件事的触动!”左脑半

    球则来得晚一步，目的是要搞清楚你究竟受到了哪样的触动。

    两个半球的分工合作还造成了一个副作用，即一般人左脸颊

    上的表情较右脸颊更为传神。人的左脸不仅容易“演技浮夸”，同

    时也更精于表现多重交杂的情绪。然而这点放在面对面的社交中

    会遇到一个缺陷——因为对方的左脸颊正对你右侧视野，所以相应地会传导给主要分析情感的左脑半球，这样一来一往便要多费

    几毫秒时间。但如果凝神细心，盯着对方的左脸颊看还是更益于

    察言观色的。

    正是由于了解到了这其中关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蒂姆·因德

    斯密特(Tim Indersmitten)博士和鲁宾·居尔(Ruben Gur)教授

    猜想：是否在给人快速地瞟一眼他人面相的情况下，右脸会显得

    更加传神一些？两人首先分别截取了一张脸的左、右两侧。考虑

    到半张脸的照片给人看来不太适应，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利

    用“对称嵌合”，即将原像单独一侧翻转，与同侧相拼(图2)。

    由两张左脸拼成的面容明显夸大了人物原像的表情，但是接受实

    验的人员解读无误的，却是右脸合成像的表情。如果强迫在6秒

    钟以内做出判断，则右脸的优势更加突出[9]。图2 对称嵌合的人脸像

    您也可以试试多盯几秒图2的人像，很有可能就会发现左边

    很像较为夸张的合成像，实际上神态也较为清晰。但是现实交流

    中的面部表情瞬息万变，极少给予左脑以充分展开分析的空间。

    事实证明，人们更容易从瞬间进入右脑(即经由左侧视野)的人

    物右脸上较快且较准确地得到表情上的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左、右脑各自都是“偏科生”——分工

    不同却形成互补。不过关于脏话与情绪的话题，到这里还没有讲

    到头呢。

    杏仁体出场

    左脑理性，右脑感性——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放在大众心

    理书籍和管理研讨会里，这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但是正如刚刚讲

    到的，我们大多数人的左右脑是分工协作的——理性感性，双管

    齐下。而且它们还请来了其他的帮工：大脑中间还有另外的一些

    组织结构，它们的角色是刺激和控制情绪，让人骂出脏话。

    请容我为诸君介绍杏仁体——顾名思义，杏仁体是一颗形

    状、大小与杏仁略同的大脑组织节点，左右两边各长了一颗。要

    找到杏仁体，您要想象一条直线贯通两耳，再分别做两条直线穿

    过两眼，并垂直相交于贯通两耳的直线(此处尽量不要考虑菲尼

    亚斯·盖奇的案例)，形成的两个交点，就是杏仁体的位置了。

    之前我们谈到脑半球的差异，其实相对于地球生物的进化历程来讲，这样的分化仍属于新近才出现的。像我们人类这般大脑

    皮层沟壑纵横，机制繁复，这样的生物构造仅限于灵长类。有些

    掌管语言的特殊区域更是仅限于人类。但是只要是哺乳动物，一

    概都长了杏仁体，甚至连爬行动物、鱼类和鸟类的脑中也长有类

    似的结构。于是最早形式的杏仁体，便可以追溯到2.5亿年前，因

    为那时我们的祖辈还未与鸽子、鲟鱼和青蛙之属产生分化。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明明装上了高级的驱动器，却偏偏留着老

    得掉牙的硬件不放呢？答案是，如果少了这两颗小小的器官，整

    个大脑都无法正常运作。杏仁体体积虽小，且形制简陋，然而它

    们身兼要职。通过研究我们知道，杏仁体偏大的人更加善于交

    友，人脉更广。同时，杏仁体多大多小也可以很好地预测一个人

    的抑郁倾向。我们的杏仁体整日忙忙碌碌，便是在恐惧、焦躁或

    性冲动的时候随时通告大脑的其他区域。

    大脑本身并不具备痛觉感应的官能，所以如果您不幸需要做

    脑部手术，那么开颅时一般仅会对颅部实施局部麻醉，而整个人

    神志清醒。其实这种做法非但不野蛮，还有三项好处。第一，全

    身麻醉有致死的可能，除非必需，一般会尽量避免。第二，手术

    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趁未动刀时直接对大脑实施少量电击。听

    起来吓人，但是由于各人的大脑构造存有差异，所以必须对局部

    脑组织进行电流探测，这才能避免不慎切除了要紧的脑组织。第

    三，相对科学研究而言——手术期间能够观察、采集到大脑的反

    应，这是平常极难做到的。正是靠着手术时同病人的交谈，我们

    才知晓人为刺激对杏仁体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有两位苏格兰医生，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

    和瓦莱莉·凯恩斯(Valerie Cairns)，在手术中与病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希契科克(正在主持手术)：“你现在怎么样？”

    病人：“和原来一样。”

    (紧接着病人的杏仁体受到了电流刺激。)

    病人：“我快说不出来话了……(××××)……我

    (××××)要出去!”

    (原文中的不文明用语已经删减，此处可尽情想象。)

    希契科克：“没关系。”(关闭刺激)“好了吗？”

    病人：“好了。”

    希契科克：“你刚才感到愤怒吗？”

    病人(惊讶)：“是的，我感到愤怒。”

    希契科克：“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病人：“不，现在没有了。”

    此处奇怪的并非是病人在医生用电流刺激时骂人，因为在那

    时想要保持文明也很难吧!但是这粗口爆得如此突然，又转瞬即

    逝，连病人自己也感到惊讶[10]

    ，这又是为何？我们先前已经知

    道，杏仁体主要是负责报告情绪冲动的，那么依此推演，杏仁体

    对于脏话也应该相当关键，并且看来情绪同冲动骂人之间存在某

    种不自主的联系。从这样的手术经验中，科学家们得知一旦摘除杏仁体，人的

    情绪反应总体会降低，从而急剧地发展出暴力倾向。因此，有人

    将杏仁体比作情感的信号灯，使人适地适时地展现出愤怒或畏

    惧，因而也就起到了抑制粗鲁的作用。只要杏仁体一声准允，我

    们就知道可以令脏话出口，驰骋咆哮，同时也不用害怕遭到数落

    或回击；而同样的小小器官若是放出另外的一种信息，我们也就

    会相应地闭口不言。所以杏仁体虽小且形态原始，它“待人处

    事”的水平可是极高的。

    脏话：大脑中的团队合作

    菲尼亚斯·盖奇事故已为陈迹，当时的学说也多已作古。但是

    我们通过顺藤摸瓜，如今已经了解到大脑确实具备不同结构、不

    同功能，而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完全孤立的。脏话的号召既出，无数个大脑零件都要开动起来，或配合合作，或协力抵制。再也

    不用纠结大脑像蛋糕还是像奶冻——将其比作交响乐团更为贴

    切：独立专门的个体，协作、联动，演奏出整篇的乐章。

    脏话行为的基础在于复杂的左右脑半球，同时它也依靠杏仁

    体这一大脑原始的部件。这一点该怎么看？若是脏话纯粹为未开

    化行为的假设成立，那便本不该同高层级的思维区域成为连襟。

    而如果脏话与情绪不存在关联，则杏仁体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里。再兼以脑损伤患者中因难以辨别情绪而丧失说脏话能力的证

    据，我们大致才能捉摸到脏话到底是多么复杂、多么强社会性的

    一种思维运动。

    脏话既近乎原始，又近乎复杂。这点看似一条悖论，但翻开后头的章节，您就会明白这恰恰是符合人类的进化历程的。语言

    在我们的种群中根系繁茂，是一种社交的手段：两个猿人，如果

    能告诉对方在树林里看到了老虎，那么肯定比两个不会交流的猿

    人更易存活。我们还学会了沟通复杂的情绪，比如“我很生气，离我远点”，还有“我好烦，把我要的东西给我!”脏话放在这种情

    况下就是一种简便的策略，是让情绪搭上语言的便车，以此获得

    即时的通信、疏解。从最先可能用来表达恐吓和畏惧，脏话随我

    们的社群与大脑发展到今天用法繁复的地步。讲到这里，把脏话

    行为称作大脑中的团队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1] P. ratiu and i.-F. talos, the tale of Phineas Gage, digitally Remastere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 (2004), e21. doi:10.1056NeJMicm031024.

    [2] D. Van lancker and J. Cummings, expletives: Neurolinguistic and Neurobehavioral

    Perspectives on swearing. Brain Research Reviews 31(1999), 83–104. doi:10.1016s0165-

    0173(99)00060-0.

    [3] D. Van lancker and K. klein, Preserved recognition of Familiar Personal Names in

    Global Aphasia. Brain and Language 39 (1990), 511–529. doi:10.10160093-934X(90)90159-e.

    [4] L. J. speedie et al., disruption of Automatic speech Following a right Basal Ganglia

    lesion. Neurology 43 (1993), 1768–1768. doi:10.1212WNl.43.9.1768.

    [5] R. L. Heath and L. X. Blonder, spontaneous Humor Among right Hemisphere stroke

    survivors. Brain and Language 93 (2005), 267–276.doi:10.1016j.bandl.2004.10.006.

    [6] P. shammi and D. T. stuss, Humour Appreciation: A role of the right Frontal lob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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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G. Gainotti, Unconscious Processing of emotions and the right Hemisphere.

    Neuropsychologia 50 (2012), 205–218. doi:10.1016j. neuropsychologia.2011.12.005.

    [8] A. ?hman et al., emotion drives Attention: detecting the snake in the Gra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0 (2001), 466–478.doi:10.1037AXJ96-3445.130.3.466.

    [9] T. indersmitten and R. C. Gur, emotion Processing in Chimeric Faces: Hemispheric

    Asymmetries in expression and recognition of emotio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3 (2003),3820–3825.

    [10] E. Hitchcock and V. Cairns, Amygdalotomy. Postgraduate Medical心理学家理查德·斯蒂芬斯(Richard Stephens)博士曾写作

    《害群之马——使坏的益处》(Black Sheep：The Hidden Benefits

    of Being Bad)一书。书里书外，他的言辞间往往满溢着对脏话的

    热情。每年他都要带着本科学生对疼痛、情绪和脏话之间关联的

    课题制定一点新的研究。他说：“拿脏话来讲心理学再好不过了

    ——人人都能提得起兴趣，因为没有人不说脏话。把脏话放进实

    验中去，则能教导学生重视控制实验变量，拿证据说话，还有所

    谓的逻辑和科学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谈及自己在基尔大

    学(位于斯塔福德郡)心理学的本科生，他都称其为“好得不能

    再好的一批学生”。这样的一位讲师，不会有人不愿意去上他的

    课吧？不过有个前提：为了科学不得不惜牺牲小我——当斯蒂芬

    斯博士的学生是要为研究成果吃点苦头的。

    传统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一个人在疼痛时忍不住地骂

    人，实际上不能发挥任何的疗效。心理学上甚至曾一度以脏话会

    扭曲、强化骂人者的自我认知为由，认定骂脏话会加剧疼痛。自

    我认知上的扭曲，这里是指一个人思维方式夸大，从而无法做出

    理性的反应和行为。放在疼痛中的脏话行为上，就是我们自己未

    经判断就擅自放大了当前的不利，以至于将其假想为糟糕透顶。

    一个人嘟嘟囔囔着“怎么搞的!”或者“没办法了!”就属于此种自

    我认知扭曲的行为。如此说来，骂脏话所起到的是助长消极情绪

    的作用。

    假若脏话确为一种负面的自我暗示，那么说脏话就应该使人

    更加脆弱。脑子里想着“没办法了!”还能够积极地去面对疼痛或

    挫折吗？但是这个结论在斯蒂芬斯博士看来明显存在问题

    ——“既然用脏话来对付疼痛效用低下，怎么这种现象还会如此普遍呢？”看来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无论多少次不小心砸到了手

    脚，总也免不了恶声恶气地骂一两句。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来到

    学生中间，一道探究脏话是否会加剧疼痛。

    他们做了一系列研究，其中的首篇就为我开始写这本书起到

    了极大的指导作用。这里得说斯蒂芬斯博士对付学生很有一套，能够说动总共67人来做这项实验：每个人把手浸入冰水中，直到

    耐受极限。还得要浸两回，一回要边骂边浸冰水，一回要不骂

    (此项研究事先得到了基尔大学心理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这一点谨供年轻的读者将来择校参考)。实验背后是做如此假设

    的：既然用脏话来对付疼痛效用低下，那么同一位实验对象骂着

    脏话，较之于随便说什么不带情绪的词应该更快缩手。

    为了保证实验尽量公平，每位参与者仅容许使用一个脏词以

    及一个不带情绪的词。另外，两次浸冰水是先用还是后用脏话也

    是随机指定的。各人择词的时候，要求首先写下5个砸到自己手

    时会说的词，接着再写5个词形容一张桌子。前一列词中出现的

    第几个脏话，用在各人的“脏版”冰水实验里；后一列中对应的第

    几个词语，则作为“文明版”实验的用词。我自己做这项实验的时

    候，选词顺序如下：“啊”、“别”、“肏”、“日”、“狗屎”，以及“平

    整”、“木制”、“结实”、“光洁”、“有用”，依照前述规则，也就是

    说我得分别在两次实验中不停地说“肏”和“结实”。

    实验结果出来，可以如此概括——“效用低下？放你妈的

    屁!”原来这些为了科学不畏艰险的初生牛犊靠着“不文明”，竟然

    平均比“文明”多坚持了一半时间。另外，“不文明”组的实验中还

    普遍伴随有心率加快，以及痛感指数降低。可以这样理解：实验

    对象在骂脏话时，痛觉减少了[1]。您可以自己在家中尝试这项实验，要是朋友关系过硬，也可

    以安排在小聚的时候。实验器材只需一碗冰水，还有一块秒表。

    所以您说说看，刚有冰块的时候怎么就没人想到这等用途呢？

    斯蒂芬斯博士个人还说道：“痛觉在过去常常被视为纯粹的

    生理现象，依现在的看法，则认为其中不乏心理的成分。肌体上

    同等级别的创伤，根据情形不同，最终造成的痛觉也不同。”例

    如，实验环境中的男性在受到同样的痛觉刺激后，假如负责询问

    的研究人员是女性，则普遍会在报道痛感程度时打折扣[2]。这是

    因为，痛觉并非简单如外部刺激——身体反应的单边对应。痛觉

    的类型、程度，还要取决于周遭的情形、个人的性格、即时的情

    绪，以及以往疼痛的记忆。

    思想、情绪和记忆全都能作用于痛觉——知道了这一点，心

    理学家们就要考虑了：有没有法子能靠操纵脑子里的这些因素，帮助人减轻痛苦呢？再有，斯蒂芬斯博士的实验已经表明脏话可

    以影响知觉，但到底是怎么个影响法？是通过分散注意力，还是

    靠增强人的魄力？或者是不是一部分的感觉得到了发泄？至此还

    未探明的枝节真是不少，斯蒂芬斯博士以及另外的研究人员做了

    更深入的研究。每每寻到一点新的关窍，疼痛之于情绪、肢体之

    于言辞——其间的联系便越发显得精深且迷人了。

    “怎么骂人还过脑子了？”

    首次冰水实验中出现了一个令所有人提起兴趣的现象——以

    身试水者口径一致地说骂脏话能减轻痛苦，或者增强意志力，那还不是最奇怪的——奇怪的是脏话貌似确实引起了体征上的变

    化。还记得刚刚讲过，斯蒂芬斯博士发现骂人者的心率加快吗？

    心率加快，十有八九标志着情绪的介入。

    心理学实验里面运用给实验对象看或听脏话，唤起强烈的情

    绪，这一方法由来已久。但也仅是过去8年里，心理学学者才慢

    慢允许实验对象本人骂脏话，以此研究脏话的效应。斯蒂芬斯博

    士正是依此法，认为脏话既然能够作用于情绪，那么拿来做止痛

    剂应当是绝妙了。他这样猜想道：脏话有助于忍耐痛觉，是因为

    它做了两种情绪的引子：恐惧和暴力冲动。

    恐惧确实能够止痛。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大学的杰米·鲁迪

    (Jamie Rhudy)及诸位博士近年来一直研究情绪对于痛觉的作

    用。他们做了这么一项实验，实验对象刚刚落座，就随机被告

    知：“等一会儿要给你实施电击”，或者“可能实施电击”，或者“不

    会实施电击”。(想象进门后白大褂的第一句话就是“等会儿不会

    给你实施电击”，您该做何反应？)

    实验最后，所有人都未能幸免。三个对照组的实验对象，全

    部要将一根手指置于一处“热辐射源”(即高功率投影机灯泡)附

    近，坚持到略感滚烫后片刻(感到滚烫前时长的20%)再缩手。

    结果，事先被警告过“可能要给你实施电击”的人比起听说不会被

    电击的人，事后普遍报告受烫的手指没有那么疼痛[3]。听说自己

    要被实施电击的人表现则更为强悍，感受到的痛觉较听说可能会

    被电击的人还要微弱。

    这是什么原理呢？难道是电击麻痹了手指不成？为了确保并

    非手指局部受到了麻痹，鲁迪博士找来实验中知道自己会被电击的成员，测试他们未受电击的那只手耐热能力如何，结果两手忍

    耐力相当。其实这点倒不是我们不清楚。接下来我就会提到痛觉

    引起全身麻痹是可能的，但是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断然不会出

    现这种效果[4]。鲁迪博士的结论是，事先预料到痛觉，即进入畏

    惧的状态就足以使人的神经全线戒备，缓解终将到来的冲击。简

    而言之，对痛觉戒备得越深，则痛感越轻。

    然而这结论却与主流认识完全相左，毕竟已有相当多的证据

    说明恐惧和戒备会加剧主观痛觉。那么极端剧烈的痛觉是否情况

    相同呢？出于人道我们是不能靠在实验室中人为施加，进而研究

    彻查的。幸亏还有这样一群现成的病例：她们多半对即将到来的

    极端疼痛有一定的准备，而且当疼痛来临，她们往往不会或极少

    动用止痛药——这些极佳的研究对象就是产妇。

    从对这些临盆的研究中，我们现在知道产妇对分娩的恐惧有

    几何，基本可以完全对应到现实生产过程中的痛觉轻重[5]。恐惧

    不光会加剧分娩的痛苦，而且会使产妇全身敏感。在实验中，畏

    惧分娩的产妇较之于坦然面对者，普遍更快地缩手[6]。我现在就

    是一边写这本书，一边出于同样的缘故(只要有人跟我提起生孩

    子不顺利的事情，我就立刻堵住耳朵大叫“啦啦啦，听不见，听

    不见”)还没告诉您，还有几周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不

    是我跟人无理取闹，我这是基于实证的应付疼痛法。[7]

    那么根据我作为产妇的经验，畏惧疼痛是会加剧痛感的。若

    放在轻微的疼痛上也是如此，鲁迪博士的数据就没法得到解释

    了。于是鲁迪博士重新翻看了自己的研究。他虽没有把最初实验

    的参与者一并召集来询问，却在之后的研究中特别注意了实际与想象中的疼痛会造成什么其他的情绪。而后他总结说：“我们实

    验室发现凡是引起人畏惧的实验程序，同时也会导致愤怒的情

    绪。”[8]

    咦，难道电击会惹人生气不成？下次做电击实验的时

    候，一定要好生记着。

    我这是拿人家开涮呢。不过此处也是在警醒我们，研究人的

    情绪反应是极易出差错的。在稽查情绪的时候，我们所要找的不

    是单独安插的卧底，而是要将其老巢一锅端。想让一个人只产生

    孤立的一种情绪，是不可能的。既然情绪之间形影不离，那么我

    们怎样才能探寻到骂脏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呢？心理学上为了

    将情绪分别归位，制定出了两个衡量维度：效价之高低，唤起之

    强弱。效价表明情绪是好是坏。譬如高兴这种情绪效价为高，沮

    丧则为低。唤起则不谈情绪好坏之属，仅指情绪程度是重是轻。

    所以，兴奋和愤怒同属于强唤起，而无聊和满足都偏弱。

    回归到脏话的研究上，斯蒂芬斯博士不再事先认定实验会引

    起某种单独的情绪。现在他跟许多其他的心理学家一样，为了记

    录每位实验对象的唤起强弱，只专门测量心率和皮肤电阻(粗略

    地来讲，此项测量的就是手心出汗多少，靠的是附着在实验对象

    指尖的电极。据此可以追踪实验对象的压力、恐惧、焦躁或兴奋

    等情绪的强弱)。

    首次冰水实验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骂脏话会改变情

    绪的唤起强弱。斯蒂芬斯博士自己反思道：“除了会让冰水感觉

    不那么痛苦以外，实验还显示骂脏话会改变多种体征。心率增加

    是毋庸置疑的，据此可以认为是骂脏话行为触发了身体的应激反

    应。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考证脏话导致情绪唤起，进而缓解痛

    觉这个思路，何不试试有什么直接能够唤起情绪的法子？”接下来斯蒂芬斯博士联手一位上他课的女生，名叫克莱尔·奥

    尔索普(Claire Allsop)，两人一同设计了一项绝顶巧妙的实验

    [9]。这项研究可谓制定得天衣无缝，最后这名女生凭此获得了英

    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一项荣誉奖。奥尔索普同学的研究课题，具

    体说来就是暴力冲动是否会提高疼痛的耐受力。假设耐痛能力仅

    仅是基于天生的暴力倾向，那么对于天性温厚的人，不论怎样干

    预，都不能够令他们耐痛更为长久。然而，假使按照冰水实验的

    结论，也就是同一个人在骂脏话时比不骂时更加冲动，那到底是

    不是脏话强化了暴力冲动和情绪唤起，从而缓解了疼痛呢？

    自此她追随了自己导师的步伐，重开冰水实验并设法说服了

    40名同学前来当小白鼠[10]。接下来的步骤，奥尔索普博士如此

    解释道：“我们寻遍了实验室里可以模拟的情况，发现相对便利

    的一种就是‘谁开第一枪’。”所谓“谁开第一枪”就是一款比试哪位

    玩家角色先射死对方的电子游戏——参与实验的人员随机抽出一

    半，玩的就是这款游戏；另外的一半则派去打高尔夫球。如何衡

    量这两项活动对人的影响？首先开展活动前采用调查问卷，让实

    验对象根据下列词符合自己的性情多少(比如暴烈、易怒、平

    和、温厚，等等)由1至5打分。待游戏结束后，则再次测试参与

    者刚刚所受暴力暗示的程度。问题问得很巧妙，倒有点像简化了

    的猜词游戏——比如给出“explo_e”和“_ight”一类缺边少角的词

    ——测试者要是填成“explode”(爆炸)和“fight”(打斗)，就归

    为暴力冲动较强；填成“explore”(探索)和“light”(光亮)，则

    可理解为暴力冲动较弱。

    从各项暴力指标来看，参与“谁开第一枪”的人员较参与高尔

    夫球赛的，自评往往多倾向于暴力，同时也不自觉地在填字游戏中显现出侵略的倾向。可是这些于疼痛又如何呢？

    由奥尔索普同学来揭晓：“我们实验展现出来的侵略冲动具

    有与脏话相同的效应——忍受冰水的时间更久，事后自认为疼痛

    较少，其间还伴随有心率的上升。”参与高尔夫球赛后的男生平

    均可以坚持117秒，女生平均106秒；玩过射击的游戏以后，男性

    的平均时间一跃升至195秒，女性则达到174秒——也就是大约3

    分钟之久!要是觉得这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倒可以亲自试

    试。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也做了一项相对非正式的实验，用来和

    脏话比照的变量是积极暗示，如“你做得到，埃玛!”一类的语

    句，结果我自己一点也坚持不到那个量。当时的笔记没找到，但

    是记忆中我统共仅仅坚持了90秒——比我骂人的时候可要短多

    了，本来我是可以打破3分钟的纪录的。

    是不是可以说内在侵略性强的人就较易耐受疼痛呢？佐治亚

    理工学院的克里斯廷·尼尔(Kristin Neil)在她的本科研究中便与

    人合作考察了一个人承受疼痛多少，同此人的侵略性有多大关

    系。她找来74名男大学生，说是要举行一场“快速反应竞赛”，表

    面上是要看看学生们按按钮能有多快，暗地里却有另外的打算。

    实验室首先给了学生们一个“反应按钮”，告诉他们要想象自

    己是西部枪战的主角，跟一名看不见的对手决斗，也就是说，一

    经发令，尽快地按动按钮。此外实验里还设计了另外一道程序：

    在“反应按钮”旁边有一个“惩罚按钮”。如果觉得对手作弊，或者

    不高兴自己老是慢半拍，那么只要按下“惩罚按钮”就可以对对方

    发动电击。电击强度由学生自己来决定。事前为了帮助参与者决

    定“惩罚”强弱，先对本人实施电击，直到本人认为可以了，即定

    为实验中的惩罚电量。此处要轮到“暗渡陈仓”了：竞赛里的对手其实不过是电脑上

    的一道简单程序，目的是让参与者在一定比例的决斗中获

    胜。“惩罚按钮”也仅仅用来记录发电大小，以及使用的快慢多

    少。原来，真正的实验早在“竞赛”之前已经开始了。在最开始的

    试验电击环节，尼尔博士秘密搜集了每位参与者的忍耐疼痛数

    据。

    隐瞒真实的目的似乎不那么道德，但是在设计心理学实验中

    这是常有的做法。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向来习惯与人协作，依

    据外界的设想行事。如果实验对象知道测试哪样行为，必会认定

    了研究员理想的是什么结果，并做出相应的举动；一旦认定了研

    究员想要看到的，那么压抑自己平日的表现也是可能的。这种潜

    意识中总想讨好对方的做法完全能够把结果搞砸，所以为了对抗

    实验对象非恶意的撒小谎，尼尔博士得编出更大的谎言才行。

    用“在实验中按按钮越快越好”的念头占据了参与者的注意力，这

    样就可以准确地收集到真正想要的数据。

    这场实验想要看到的，是一个人耐痛水平，是否与“惩罚”对

    手的激烈程度存在关联。结果既出，存在正向关联毋庸置疑：在

    实验开始耐痛较强的，在“竞赛”中也较先发动电击，且其动用频

    率与电压皆偏高，甚至每次手放在按钮上的时间也较不耐痛的学

    生更长。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是不是不耐痛的学生较易手下留情？

    抑或是侵略性强的选手们脑子里有什么别样之处，能够同时提高

    疼痛耐受？尼尔博士的实验没有直接探究这一点，但是我们通过

    对照奥尔索普同学跟理查德·斯蒂芬斯的实验，是可以得出一些可

    能的结论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里的攻击水平综合了两项因

    素，即性格本身的侵略水平(称为特质侵略性)以及对现状的特

    殊反应(情节侵略性)。尼尔博士的实验似乎表明，特质侵略性

    强的个体同样耐痛能力较强，但是即便内在侵略水平高的人也可

    能碰上状态不佳——关于特质侵略性和情节侵略性，这项实验没

    有做出明确的区分。奥尔索普和斯蒂芬斯的研究之所以精妙，就

    在于展现了无论个人特质，情绪皆可操纵并用于积极应对疼痛。

    现在是不是可以说，骂脏话和“谁开第一枪”即将要出现在止痛的

    药方里了呢？

    凡是脏话，止痛就灵？

    好消息：从斯蒂芬斯博士的众多研究来看，不论脏话还

    是“谁开第一枪”基本上都能起到止痛的作用。原来，心理学上常

    常将人群划分为两类——习惯让愤怒往外跑的(“皮上火”)和习

    惯将愤怒向里憋的(“心里火”)。斯蒂芬斯博士一开始根据这种

    原则猜测，估计脏话只有在平日不讨厌或习惯骂脏话的人身上才

    会起作用。他说：“一般人很可能会想，脏话给‘皮上火’之人骂来

    应当更为受用，毕竟他们平时就习惯用此类途径发泄情绪。然而

    对于‘心里火’之人，可能效果不彰。”接着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考

    证——让参与者自评愤怒时有多大可能骂人。结果出乎他的意

    料：“原来(‘皮上火’和‘心里火’)没有什么影响——脏话给两类

    人用来一样灵验。这可不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时老会碰到的吗？

    做一个什么测试，就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斯蒂芬斯博士和同学们测遍了各种其他的变量。“我们第一篇论文发表时，不少人都问，平时骂人多少，会不会和耐痛有关

    系？”有关的实验确实做过一次，而且似乎表明这种影响是存在

    的：脏话在所有参与者身上都起了作用，但是平时骂人多的参与

    者，相应地通过骂脏话得到的延长耐痛效应却不及平时骂人少的

    [11]。不过科学的实证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实验结果的可复制

    性。据斯蒂芬斯博士说，往后再做同一项实验时，并未得到相同

    的结果。

    还有一个可能：脏话的门类不同也会影响其效果。不如来看

    看“温和的脏话”(minced oaths)，也就是一般认为不太恶劣，给

    人听来不太会害臊的那种。我们想要达到打鸡血的效果，这些偏

    文雅的言语是否能够胜任呢？——好像不太能够。语言上火力要

    够大，止痛效果才会够强。

    斯蒂芬斯博士对此解说道：“学生们也尝试过调整脏话的剂

    量——”原来有两名学生先后两年做了相同的实验，只是相互略

    有变通，专门考察语言激烈程度对疼痛的影响程度。第一名学生

    比较了“肏”、“尻”(bum)和另外一个中性词。接下来的另一名

    学生觉得“尻”太不够力道，于是给换成了“狗屁”。两次实验都显

    示，“肏”字止痛最强，“尻”与“狗屁”居中，最末为不带情绪色彩

    的中性词。这项研究最终仅仅止于课堂上的兴趣活动，但要认真

    起来肯定是相当有看头的，而且引斯蒂芬斯的话说：“我特别喜

    欢把这项研究的幻灯片放出来，主要是为了说‘尻’字——真是够

    乐的。”

    结果倒给了我一个相反的点子：可不可以给脏话的止痛效果

    排出等级次序呢？我们不让人先入为主地评定某句脏话是弱是中

    还是强，而是径直接上心率监测仪，让他们浸冰水去。现在我说出来了，负责编纂接下来一版《牛津大词典》的诸位，这下看你

    们的了!

    社交痛苦是真痛，骂脏话也管用

    身体上的疼痛和情绪真是千头万绪理不清，况且还有一环所

    谓的社交痛苦前来掺和其中。社交痛苦，也就是一个人感到被他

    人拒绝或排挤，和身体上的疼痛一样是一种很切实的痛苦。采用

    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12]

    和大麻[13]

    的药物试验(非同时

    测试)显示，身体和社交上的痛苦可以通过同种止痛剂得到缓

    解。这点从人类演化上是可以寻得解释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

    上，一个人要是丧失亲属或遭到族类排挤，结果往往会同阑尾发

    炎或者断手断脚一样致命。

    还有一种神奇的方法可以证实身体与社交痛苦的对等，也就

    是看连续两次疼痛发作会如何互相作用。从以往的诸多实验看

    来，如果身体上接连受到疼痛刺激，知觉上会出现一种意外的现

    象：首次疼痛轻微，则短时间内易对不适产生敏感；如果先前遭

    受过剧烈的疼痛，则会造成知觉麻痹，以抵御可能进一步出现的

    创伤[14]。可想其中是有极好的一个缘由的：假使被狗咬了一

    口，身上自然会发生应激反应——此时便需要额外地关注接下来

    有什么痛感，以便促成进一步的应激反应，或者避免更多的创

    伤。相反，如果疼痛到了痛得缩成一团的程度，比如说出现了断

    肢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痛感便不那么厉害——再如何受到疼痛

    撕扯都没那么大反应，毕竟做出应激反应已经不现实了。假使社交痛苦确实在心理和生理上走的是身体疼痛的老路，那么社交上的轻微挫折就会造成痛觉敏感，而强烈挫折则会使痛

    觉麻木。这个猜想如今得到证实了，用来证实它的那项研究读来

    却令人颇感揪心。

    实验中模拟两种社交痛苦，随机让实验对象体验其一[15]。

    要求第一组实验对象在线参加一款多人传接球游戏，却不告诉他

    们对方仅仅是电脑程序，而且一直不传球给他们，使人感觉受到

    冷落——这便作为“轻度社交痛苦”组。另一组实验对象则需要填

    写一份个人性格和喜好的问卷，之后告诉他们会通过非常可靠的

    软件测评问卷，以此预测每个人未来情感的走向。实际上研究人

    员看也没看填好的问卷，只是给了所有“重度社交痛苦”组的成员

    一个相同的预测：

    你的人格类型决定你终将孤独。现在你身边的朋友或者

    情感对象，将会在你25岁前后渐行渐远。你虽有可能拥有婚

    姻，甚至多次分合，然而它们基本上不会维持到30岁以

    后……孤独终老是你最有可能的结局。

    这就是我说的这项研究读来让人揪心的原因——“接下来我

    们揪住人家往死里掐”，放在通常的实验里那绝对是最给人罪受

    的环节。而在这项试验最后，两组参与者统统遭到了力道精准的

    身体上的刑罚，结果喊痛比较厉害的却是先前接不到球的；刚刚

    得知自己情感上没有指望的，一个个却好似早早认了命，不顾疼

    痛了。

    当然还有一条，脏话对于身体和社交痛苦大概也应当一视同仁吧？这点也得到了昆士兰大学的劳拉·隆巴尔多(Laura

    Lombardo)和迈克尔·菲利普(Michael Philipp)博士的证实。首

    先要求实验中的对照组分别回忆遭人排挤或包容的经历——接着

    开骂。结果事先温故了负面回忆的实验对象，其心痛的经历总体

    上得到了脏话的治愈[16]。不过话说回来，在平时说脏话应该恰

    恰会被周围人排挤，且放在女性身上尤其如此吧!

    脏话与疾病

    对于癌症这个话题，很多国家的文化里都习惯闭口不谈，以

    至于这个词本身变成了骂人时才用的话(比如荷兰语的

    kanker)。长期受疾病困扰的人，往往也不免有说脏话的习惯

    ——这点很容易理解：疼痛、紧张和烦躁情绪通常都极易促使人

    骂脏话，此时稍微不文明一点，于对抗压力是有好处的。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萨拉·西摩–史密斯(Sarah Seymour-

    Smith)博士专门调查过身患睾丸癌的男士。这类人群多数不太

    情愿与人倾诉自己情感上的困难[17]

    ，却往往可以通过骂人实现

    自我疗愈。在西摩–史密斯博士收集发表的笔录里有一位名叫卡

    尔(化名)的男士的自述，是在他接受一侧睾丸切除术后录下的

    [18]。在原来的录制视频中，卡尔一边放着《请别想不开》，一

    边说他不准备将此视频向任何人公布。据他讲术后这一年他过

    得“跟屎一样”，还说：“感觉真他妈肏蛋——唉，没有蛋!”对于

    去什么自助小组他是一点都不乐意，凡是那种“要站到人前的

    (场合)，晓得吧，然后跟所有人说：我的名字叫卡尔·杰克逊，患的是睾丸癌。话刚开头就哭出来。我一个男的就不爱搞这种，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但是通过自己录制视频或

    者跟老朋友一道骂人，他找到了发泄情感的渠道。

    西摩–史密斯博士认为：“卡尔在他的视频里完全是在用一种

    男性化的方式处理他的问题。幽默看来是男性会采用的一种应对

    疾病的做法，也许是为了显出一种男子气概吧——在睾丸癌患者

    自助小组就能明显地看到很多幽默。”这些论坛上的常用词诸

    如“摇荡”(音似“幺蛋”)，或暗语说自己入了“空皮袋大会”——

    大概正是借助此类诙谐、放诞的表现，这些男人才得以“从睾丸

    切除的创伤中积极地重塑自我认识”，一面应对肉身的痛苦，一

    面恢复自己身为男性的自信。

    女性则不同：一个女子要是想找人倾诉，或者靠在别人肩膀

    上流泪，不会有人站出来说闲话。但如果反过来在言语上放荡，则不见得有好果子吃。在实验室里浸冰水的时候，女性骂脏话同

    男性差不多一样管用；当面对现实中长期不可逆转的痛楚时，女

    人嘴巴不干净便是要吃亏的。

    亚利桑那大学的梅甘·罗宾斯(Megan Robbins)教授等人便

    调查了乳腺癌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女性患者，意图了解她们平时骂

    不骂脏话，如果骂又是否有效果。我们目前聊了那么多脏话方面

    的知识，应该认为嘴上骂得痛快，肯定可以减缓这些女患者的病

    痛吧？结果我看到了研究结论，不禁又惊讶又难过——平常说脏

    话的女患者，竟然比嘴巴管得严的抑郁程度更深，且较少得到亲

    友的关怀[19]。

    罗宾斯教授是如此开展她的实验的：首先她募集了一批最近

    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给每人分发了一台靠声音激活的录音设备。在一个周末的采集过程中，这批设备平均录下了每人10%

    的话语。接下来她一面分析数据，一面继续跟踪这批女性在一段

    时间后的情况。结果她发现，女性在同性朋友面前较常说脏话

    的，同时也有较大概率在病情发展过程中渐渐与朋友疏远，最终

    陷于抑郁。

    思考一下上述实验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再看看卡尔同他

    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很不幸的一个事实。女性中间——

    特别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浪潮之前的女性，仍然对脏话

    十分不适应。罗宾斯博士说：“我觉得这里面结合了性别和年龄

    两个因素。论题中研究的妇女全部50多岁。她们的那一代，社会

    上还不容许她们和男人一样骂脏话。”我追问她是否认为这种情

    况会有所改观。罗宾斯本人也是个爱骂脏话的，但也只是说希望

    如此。“我完全能够认同(像卡尔这样的人)有时候在自己的小

    圈子里说脏话，感觉很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在我父母辈的人

    看来就不一样。”

    像刚刚提到的女患者，并不是说她们人格上遭人厌恶，总是

    对着朋友粗声粗气才被人家疏远的。“我们之前一看到有情感关

    怀减少的情况，立马就想：‘不得了，她们是把朋友骂跑了

    吧。’可是再仔细追究，结果大部分情况都不是这样的，连指着自

    己的病痛说脏话的情况都不多。”据罗宾斯博士了解，大部分患

    者说脏话都是“随口一说”。比如有位女患者跟丈夫一起干活的时

    候，对他讲：“这鸟玩意儿怎么搞法？”骂的就是这等无心的脏

    话。尽管如此，一旦骂得多了，总是要吃这样那样的亏。到了第

    6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社会上依旧普遍对女性说脏话采取压迫

    的态度。“大男人不许哭鼻子”，“好好的姑娘怎么说脏话”——这样的说法到了21世纪还是不绝于耳。

    正如罗宾斯博士所说：

    如果拿我们这一代人做研究，我希望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我这个为风趣、为友谊而骂脏话的人眼里，如今处于中

    年，又身为女性，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有些情况下一个人

    说脏话真的能对她面对困难有所帮助，这一点是朋友之间需

    要理解和包容的。所以听到脏话，请不要走开。

    当然，站在原处听着对方滔滔不绝地爆粗口毕竟并非易事

    ——脏话之激烈的确使得它们难以入耳。但是在切实理解了脏话

    和病痛、看过了卡尔失去一侧睾丸的经历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

    脏话对于应对这类破事有多重要了吧!如果我们因为朋友说话难

    听就敬而远之，那么得扪心自问：我们待人是真诚的吗？

    [1] R. stephens, J. Atkins and A. kingston, swearing as a response to Pain. Neuroreport 20

    (2009), 1056–1060. doi:10.1097 WNr.0b013e32832e64b1.

    [2] P. M. Aslaksen et al., the effect of experimenter Gender on Autonomic and subjective

    responses to Pain stimuli. Pain 129 (2007),260–268. doi:10.1016j.pain.2006.10.011.

    [3] J. L. rhudy and M. W. Meagher, Negative Affect: effects on an Evaluative Measure of

    Human Pain. Pain 104 (2003), 617–626. doi:10.1016s0304-3959(03)00119-2.

    [4] E. kandel, J. schwartz and T. Jessell,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McGraw-Hill

    Medical, 2000.

    [5] N. K. lowe, the Nature of labor Pain.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86 (2002), s16–s24. doi:10.1016s0002-9378(02)70179-8.

    [6] T. saisto et al., reduced Pain tolerance during and After Pregnancy in Women suffering

    from Fear of labor. Pain 93 (2001), 123–127.doi:10.1016s0304-3959(01)00302-5.[7] 最后分娩时我用了22小时，全凭吸氧和调息，一句脏话也没说。现在我又有了一

    个高度不科学的结论，那就是顺利生产的秘诀全在宝宝——脑袋小，身体瘦小!

    [8] A. E. Williams and J. L. rhudy, emotional Modulation of Autonomic responses to

    Painful trigeminal stim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71 (2009), 242–247.

    doi:10.1016j. ijpsycho.2008.10.004.

    [9] R. stephens and C. Allsop, effect of Manipulated state Aggression on Pain toleranc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1 (2012), 311–321. doi:10.246616.02.20.

    [10] 试想奥尔索普同学在此次实验前的人缘应该相当不错吧!

    [11] R. stephens and C. Umland, swearing as a response to Pain – effect of daily swearing

    Frequency. Journal of Pain 12 (2011), 1274–1281. doi:10.1016j.jpain.2011.09.004.

    [12] Nathan C. dewall et al., Acetaminophen reduces social Pa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2010), 931–937. doi:10.11770956797610374741.

    [13] T. deckman et al., Can Marijuana reduce social Pai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 (2013), 60–68. doi:10.11771948550613488949.

    [14] kandel, schwartz and Jessell,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15] M. J. Bernstein and H. M. Claypool, social exclusion and Pain sensitivity: Why

    exclusion sometimes Hurts and sometimes Numb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 (2012), 185–196. doi:10.11770146167211422449.

    [16] L. lombardo, Hurt Feelings and Four letter Words: the effects of Verbal swearing on

    social Pain. Honours thesis, school of Psychology,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12.

    [17] S. seymour-smith, ‘Blokes don’t like that sort of thing’: Men’s Negotiation of a

    ‘troubled’ self-help Group identity.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3 (2008), 785–797.

    doi:10.11771359105308093862.

    [18] S. seymour-smith, illness as an occasion for storytelling: social Influences in Narrating

    the Masculineself to an Unseen Audience. in C. Horrocks, K. Milnes and G. roberts (eds),Narrative, Memory and Life Transitions. Huddersfiel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M. L. robbins et al., Naturalistically observed swearing, emo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Women Coping with illness. Health Psychology 30 (2011), 789–792.

    doi:10.1037a0023431.每次我在聊天中提到正在写一本有关脏话的书，就总会有人

    兴冲冲地问我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事，可惜我的回答经常让人扫

    兴。通常人将抽动秽语综合征在口头上的症状想象得有声有色，其实34的患者压根不会无缘无故地骂人。我要再往下说，都怕惹

    人家不高兴了：就算有一小部分患者骂人，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

    楚是什么导致的抽动秽语综合征。相关的推测倒也有，例如，患

    者的脸部抽动可以通过某些药物得到缓解，说明病症可能和神经

    介质多巴胺的分泌有关，但还不能确定它在其中到底是怎样作用

    的。我们还从分析家族病史中了解到抽动秽语综合征具有遗传

    性，然而究竟牵连到哪些基因，缘何能够迭代遗传，这些统统没

    有答案。

    我们在大多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同时还能诊断出一连

    串其他的病症，诸如强迫症(OCD)和注意力缺陷障碍(伴多

    动)(ADHD)。这不仅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多重的困难，而且对

    于研究者来说，也很难判定哪些症状属于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范

    畴，哪些是受到了其他病情的影响。

    首先要破除一个传言，抽动秽语综合征不仅仅是“脏话病”那

    么简单，而是因人而异地呈现为一系列相关症状。据马萨诸塞州

    文理学院的心理学专家蒂莫西·杰伊(Timothy Jay)教授的看法，只有不到14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有无法控制脏话的问题[1]。

    虽然在具体的数字上还存在争议——要看怎么定义滥用脏话(英

    文医学术语作coprolalia，源于希腊语中的“粪便”和“多话”——大

    致可以理解为“喷粪”吧!)，反正有骂脏话冲动的抽动秽语综合

    征患者大约占到7%~40%的比例。目前有一条定义可以确定：抽动秽语综合征会造成人非自控

    的行为[2]。具体援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说法，患有抽动

    秽语综合征的人：

    · 拥有两种以上的肢体抽动行为(例如眨眼和耸肩)以

    及一种以上非自控的声响行为(如哼唱、咳痰，或大声喊叫

    零星字句)。这些症状不一定同时发生。

    · 表现出非自控行为至少已有一年。上述行为可能在每

    天多次发生(常集中出于短时间内)，或者时轻时重。

    · 在18岁以前已表现出非自控行为。

    · 症状并非服用药物或毒品造成的副作用，且此人并未

    同时患有诸如癫、亨廷顿舞蹈症，或病毒性脑膜炎等其他病

    症[3]。

    这些“抽风”式的言行并非和我们眨眼咳嗽一般，而是违反患

    者本人意图的行为——有时能够通过意志力来避免，但在身心疲

    惫时就会变得难以抑制。患者往往会经历一阵阵的冲动，冲动强

    时则非自控的症状结群出现，爆发一阵后复又减弱。在大约23的

    患者身上，这些冲动会在青春期接近尾声时或多或少地逐渐消

    退[4]。处于学龄的少年儿童约有6‰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但这

    个比例到了成年大概会降低到12 000[5]。

    几乎所有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病情都遵循着一定的发展模

    式。据布朗大学的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科

    内拉(Christine Conelea)博士观察，患者的眼、面、头部会先受到非自控行为的影响，比如眨眼和吸鼻子。随着时间推移，抽动

    渐渐蔓延到肢体，并表现为越发复杂的症状。有一些儿童最初只

    是肩膀稍有抽动，然而积年累月，整条手臂会自发形成一整套动

    作。

    声响不自控的情况亦类似，一开始是没鼻涕的时候也总要吸

    鼻子，接连清嗓子，或者发出其他什么随意的声响，最终发展为

    完整的句子和词语[6]。但不是所有情况都会导致非自控的骂脏

    话。我们有时将惯讲脏话的人戏称作“抽动秽语综合征”，事实上

    有别的病症远比抽动秽语综合征贴切。就比如精神分裂症，还有

    一些人格问题，都与脏话行为有很强的关联。而且受这些病症影

    响的人骂起脏话来往往是有目的的——他们要让周围的人产生某

    种反应。然而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一旦进入抽动的状态，就全然

    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了。

    在第1章中，我们看到一些脑卒中失语症患者也能够说脏

    话，而且非脏话不说——和此处的情形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异。脑

    卒中患者可以有目的地说脏话，但他们的词汇永远定格在发病前

    就已心领神会的几个词语。相比之下，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有能

    力时不时地掌握新的词句，并在非自控的状态下脱口而出。

    由于抽动秽语综合征中滥用脏话的情形不具目的性，因此截

    然不同于其他疾病影响下的脏话。患者自己抑制不了脏话的喷薄

    而出，即便偶尔能抑制也很难维持。他们的脏话也并非源于对疼

    痛或情绪的反应。实际上困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是他们的

    冲动往往发作得不合时宜，而且话语越污秽、越冒犯听众，事后

    缓解的效果越好——这就跟一般人骂脏话止痛颇有异曲同工之

    处。言语上的冒犯有时还不止于脏话。我们知道至少一位病例，每当和现任恋爱对象亲密时就忍不住要报前任的名字，结果令双

    方难堪[7]。

    这样看来，好像抽动秽语综合征就是专门针对病人的社交仪

    态的，一味地要使人发慌出丑。滥用脏话的冲动一经爆发，经常

    还使构成冒犯的语句出口格外响亮，以此进一步地引人侧目，增

    强病人的羞耻感。病发时有些患者虽然控制住了嘴巴上的最后一

    道防线，结果却造成焦躁感急剧上升。您可以联想一下喷嚏即将

    出口或者身上极端瘙痒的感觉，想象如果仅仅因为自己打了喷嚏

    或伸手挠了痒痒，就会招致旁人的鄙视甚至受到拘留——这就是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所要面临的困境。有些患者意图拿我们先前

    讲过的“温和的脏话”来搞偷天换日的把戏，比如把“吃屎”换作“吃

    食”、“肏你妈”说成“抄泥巴”。但是由于脏话缓解焦虑的原理跟止

    痛相同，一旦减少了剂量，充其量不过是隔靴搔痒。

    我们想要研究这个症状怎样发展，还得碰到一件麻烦事：难

    以采集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语言行为的具体样本。蒂莫西·杰伊

    教授就曾广阅抽动秽语综合征领域的病例研究，结果发现很多研

    究人员都在记载患者表现上语焉不详。他感叹道：“相当一部分

    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论文作者，无凭无据，对于病人在症状发作时

    的行为不加以确切的录入，反而代之以‘失控爆发出一连串的不文

    明用语’或‘许多脏词’。”不过根据他采集到的有限的样本来看，说英语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语言失控中最常用的脏话，依频

    率大小依次为：肏(fuck)，吃屎(shit)，妈屄(cunt)，日娘

    (motherfucker)和鸡巴(prick)。

    抽动秽语综合征中呈现出的脏话症状也因文化而异。据蒂莫

    西·杰伊教授了解，在日本文化中，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更容易爆发出“淫荡”(lecherous)、“脑残”(stupid)、“丑八怪”(ugly)

    一类的词语。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凭空发号施令，比如丹麦的“闭

    嘴”(kaeft)，意大利的“打住，呆子”(taci，cretinaccio)；而在

    德国的患者则会说一些别具一格、不带脏字的骂人话，就像“烂

    骨头”(verfaulte Knopfen)。

    抽动秽语综合征中不适当的非自控表现还远不止于口头。患

    者的冲动还有可能包括涂写脏话和行为猥亵，后者通常表现为在

    公共场合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在行为猥亵发作时，患者尽管动作

    粗俗，但其中不包含任何意味(结果倒可能意味着遭到防身术和

    喷雾剂的反击)。您问用手语发作时应该算什么？理应还归为滥

    用脏话。有一位女性患者现年23岁，17岁那年她在掌握了手语的

    同时，正逢非自控声响和行为病症的初发阶段。此后她便往往一

    面用手势比出“肏”和“吃屎”，一面嘴中厉声发出“刺——”、“吃

    ——”的声音[8]。这分明就是语言而非行为上的抽动，同对人竖

    中指或者在空中做出手淫的动作都是截然不同的。!

    如今关于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各种病象的文章虽然有不少，但

    我们还远未理解这些擅长削弱和剥夺病人意志的冲动究竟是什么

    来由。一个人到了图书馆就按捺不住要喊“妈屄”，乍一看来，这

    样的冲动似乎与不自觉的眨眼或者手势隔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两

    者在病理上确实有可能存在联系。过去抽动秽语综合征被看作一

    种心理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它首要的源头其实在于行动中枢的紊

    乱。所有病人的抽动，应该都来自无法正常压抑不情愿或不自主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复杂如通过口头(或手势)表达不适当用

    语的冲动。

    接着问题又来了：缘何病人无法抑制这种极有可能造成不便

    的冲动呢？大多数人都有过做出不合体统或常理举止的念头——

    坐在人满为患的戏院里，无端地大呼起火，或者拿手指去试火焰

    多热，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不至于付诸实践。但要让抽动秽语综

    合征患者不去实施这些违反常理的冲动，则是千难万难。因为对

    于他们而言，一旦念起，就如同被下咒，非要完成了心念方可得

    到片刻的休息。

    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大脑到底有什么不同？非常遗憾，在

    这点上我们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得归咎于病

    情的多变。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之中除了存在不同形式的抽动行

    为，连应对冲动的方式也因人而异。有些患者抑制冲动比较容

    易，有些则要困难一些。有些人一旦面对压力就容易失控，而有

    些人则在顾虑到旁人看法的同时能够获得压制冲动的动力。甚至

    有些病人到了医生面前就会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体，于是为研究病

    情又增添了一道阻碍。

    想要妥善记录、研究抽动秽语综合征还会遇到一大挑战，也

    就是它很少单枪匹马地出击。绝大部分年轻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

    者同时都能诊断出抑郁、紧张、焦虑的症状(足以预想得到

    吧!)，另外诊出强迫症和多动症的概率也很大[9]。其中强迫症

    就有数条病象与抽动秽语综合征重合。比如，根据美国精神病学

    协会的第四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强迫症患者较为确

    凿的特征之一，就有“在严肃的宗教场所大呼不文明用语的冲

    动”。我们确实了解的一点：抽动秽语综合征具有高度可遗传性。

    某些基因变异能够使得儿童先天易感，而这种基因变异非常容易

    出现在亲属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儿童身上。由于比对抽动秽语

    综合征患者基因序列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是哪个基因尚不能

    明确，不过已有可供候选的基因变异得到了证据的指认。还有一

    件麻烦事：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常见的某些基因特征，在强

    迫症人群中同样能检测出来——当然这两种病症为何形影不离也

    就得到了解释[10]。

    对于一部分患者而言，抽动秽语综合征是对身心双重的折

    磨。它所造成的躯体抽动及其他非自控的冲动不仅招人嫌恶，同

    样也可能对肢体本身产生破坏。肌肉痉挛演变到剧烈处，常常导

    致骨折、颈部挫伤或者脑震荡[11]。此外还有很多患者会按捺不

    住抠摸、牵扯皮肤的冲动，导致体表伤痕累累——这是抽动秽语

    综合征对身体较为外在的一种伤害。然而，对于那些经历过滥说

    脏话、涂写脏话和行为猥亵症状的病人来说，躯体抽动损伤的仅

    仅是体肤，与摧毁社会关系的言行冲动比起来根本不可同日而

    语。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种想法：人怎么会宁愿脑震荡

    或者骨折也不想出点小小的丑呢？殊不知，非自控的声响或行为

    是会给患者带来切实的伤害的——有的人被逐出校园，有的人终

    日被他人欺辱[12]。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病情通常在童年向青春期

    过渡期发展得最为严重，这对于患者来说非常残酷，因为这个阶

    段对于我们常人而言，本该是用来结交挚友和认识自我的。抽动

    秽语综合征所导致的种种社会压力，是患者即便在病情消退以后

    也难以摆脱的伤痕。克里斯蒂娜·科内拉教授调查了970名在孩童时期患过抽动秽

    语综合征的成年人，发现其中许多人仍在遭受社会排斥和其他的

    心理困扰，导致生活质量低下——可见抽动秽语综合征对少年儿

    童的社会生活和教育有多么长久而严重的影响。科内拉教授还找

    到了270名目前确诊为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儿童，并连同他们的家

    长一并进行了调查。这其中43%的家庭表示他们因为孩子举止不

    自控而避免了社交活动，而38%的人表示他们完全避开公共场

    所。另外，75%的受调查家庭遭受过歧视，甚至有14%曾被驱逐

    出公共场所——这大概就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儿童家庭离群索居的

    原因之一。被社会遗弃还不算，当问及学校的情况时，65%的儿

    童说他们的病情影响到了学习，有21%曾因言行出格被带离课堂

    或其他学习场所。

    诺丁汉大学的露丝·瓦德曼(Ruth Wadman)博士一直研究抽

    动秽语综合征儿童及青年人与同龄伙伴的相处状况。她同样发现

    患有此症的儿童常遭到孤立或羞辱，不易合群且常受欺凌，还多

    被周围人看作“不讨喜”。

    这种痛苦的相当一部分根源来自对病症缺乏了解。也许同直

    接治疗患者相比，我们用在传播抽动秽语综合征知识上的力量还

    远远不够。放在目前，通过心理咨询进行的支持疗法可以帮助年

    轻患者树立自信。瓦德曼博士采访了6名抽动秽语综合征的青少

    年患者，发现他们的处理手段各不相同[13]。有几位年轻人将非

    自控的行为融为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对周围人的冷言冷语置之不

    理——对于想尽办法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群体，他们敢于大声

    说：“滚你丫的!”这种办法放在一部分病例身上是合适的。一名

    少年告诉瓦德曼博士，他将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症状处理得“特别好”。尽管他症状剧烈且同时患有抑郁症，但他已经能够做到不

    再花心思让别人接受他的言行举止。他说：“反正我做了这样一

    个决定：如果别人受不了我，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但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来说，想对别人的感受如此淡然处之并

    不容易——例如现患有中度抽动秽语综合征以及强迫症的海登。

    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境况：“我第一次和人见面的时候，表面上我

    会装作滑稽的样子，引人家发笑。但其实那是为了掩饰抽动的症

    状，结果到了后来所有人还是嫌弃我是个怪人。”在200名儿童

    中，平均有超过一人诊断有抽动秽语综合征——想想有多少孩子

    未谙世事就已经形单影只？

    由于普遍缺乏公众意识，再加上“抽动秽语综合征”这个词动

    不动就被用来调侃脏话行为，很多真正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病

    人的举止在常人看来可能是十分怪异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除

    了会无目的地说脏话和做出非自控的行为之外，还会受到其他各

    种冲动的困扰。玛德琳·芙兰克(Madeline Frank)教授和她的同

    事发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之中有34存在情绪泛滥或行为上瘾

    的问题，从暴怒和攻击型人格，到消费狂、偷窃、抓拔头发和纵

    火成瘾，不一而足。患有同样问题的，在普通大众中占不足

    110，在精神病院收容的病人中也仅有13。

    这些冲动一方面损害生命财产，一方面造成病人持久的焦躁

    和恐慌情绪。对于我们非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而言，910的人最

    坏不过是心里痒痒着想对自己上司发飙。尽管说起来有时候克制

    自己不说“去你妈的”是有些困难，但是终归想想也就作罢。然而

    对于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来说，想要控制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言

    行则要困难得多。人们尚未搞清楚为什么会如此。有一种可能是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本身抑制冲动的能力较弱，在这其中包括对

    躯体非自控行为的抑制。从另外一个角度猜测，则又有可能是患

    者终日疲于应付抽动，因此大脑中的理性部门再无余力管理平常

    情绪上的冲动。

    实际上关于人的自控行为，确实有这么一个名为“自我耗尽

    模式”的理论，是由佛罗里达大学的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首先测验的。他设计了这样一项实验：先让测试者

    抑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接着再测试他们行动上的自制力如何。在

    其中一个实验组，所有成员要首先观看一部容易造成欢乐或悲伤

    情绪的影片，但是全程抑制自己的情感。接下来他们同另外一组

    事先未观影的测试者一道接受体能测试，结果表明先前压抑情感

    的人总体耐力表现较差。

    关于回避欲望和直面挫折的能力，鲍迈斯特教授还设计了一

    项绝妙的实验。首先他在一部分志愿者到达实验室的时候给他们

    两样零食：巧克力和萝卜，问他们要不要挑一样尝尝。在这个过

    程中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是受了威逼还是利诱，在两者之间挑了天

    然健康的萝卜(通过某种我搞不懂的逻辑)。接下来他给所有人

    出了一道极难解的数学题(其实无解)，测试他们能坚持钻研多

    长时间。那些勉强吃了萝卜的，平均过了不到10分钟就甩手不干

    了，而品尝过巧克力的则能坚持到近20分钟。这项实验事实上是

    否证明的是巧克力具有通畅心情的效应呢？或者应该说，血糖水

    平可能关联到承受挫折的能力吧？是有这种可能，只不过还有一

    件：事先没有受到零食款待的志愿者，平均的坚持时间竟然超过

    了20分钟!这样就很明白了：哪怕只是想想要不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都

    会消耗我们进一步回避欲望和实施自控的能力，而这两样条件在

    面对艰难的任务时都是必不可少的[14]。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不

    动节食的脑筋了。

    抽动秽语综合征与冲动抑制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人们不禁

    猜想此症可能就是一种执行功能的紊乱。所谓执行功能，就是在

    任务之间切换、制订计划或调动瞬时记忆的能力。曼彻斯特大学

    教授丽贝卡·埃利奥特(Rebecca Elliott)解释说，执行功能是一

    个相对笼统的术语，其中包含的种种复杂功能皆用于协调各项大

    脑活动并实施高层级、有目标性的活动[15]。

    有几件事能对执行功能构成损害，轻如疲劳，重如前额叶损

    伤。为了解开萦绕于执行功能、冲动抑制和抽动秽语综合征之间

    的谜之联系，身在伯明翰国家心理健康中心的克莱尔·埃迪

    (Clare Eddy)教授等人找来了40名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和20名

    未患此症的健康人，采取一系列测验以了解其执行功能是否存在

    差异。这项测验在招募时还做了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参与研究的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其他一切指标正常，且未患有多动症、强迫

    症等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这样就能尽量确保观察到的一切现象

    皆属于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范畴。

    执行功能的一部分即为读写能力。埃迪教授让实验对象在一

    分钟内尽可能多地举出f、a或s开头的单词——对于说英语又不自

    控地滥用脏话的人来说，这一套组合可以说就是专门设计出来挑

    动他们的神经的[16]。她还测试了他们的瞬时记忆水平：先给实

    验对象听一组3到8个不等的随机数字，然后要求将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次序重新报出。也就是说，如果听到的是7 6 8 4 3，则应

    该报3 4 6 7 8。最后再测冲动抑制——用的是一种叫作“斯特鲁普

    色词测验”的东西。

    斯特鲁普色词测验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测验中会给人看

    用彩色墨水打印的色彩名称。例如，纸面上写的是“红”字，但是

    字体颜色是蓝色；又或者“黑”字用黄色、“绿”字用橙色，等等。

    参与者需要迅速反应，报出字体的颜色而非纸面上的词语。您要

    是刚刚听说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通过测量人对难度

    较低(如红色的“红”字，可称之为“匹配条件”)或较高(如绿色

    的“红”字，即“不匹配条件”)的测验的反应时间，发现如果颜色

    匹配，普通人可以正确无误地在60秒内报出100条字体颜色；相

    反，当字体颜色与文字不匹配时，平均则需要110秒才能报出同

    样数量的字体颜色[17]。

    斯特鲁普色词测验要求参与者瞬间抑制住选择写在纸面上的

    错误答案的冲动，转而多花心思认识并指出正确的答案——这项

    任务的难度，可以通过参与者的反应得到答案。对于不匹配条件

    的反应时间同匹配条件落差越大，就意味着大脑需要克服的阻力

    越大。

    埃迪教授的小组分析数据，发现参与第一项测验的抽动秽语

    综合征患者平均能够列出40条f、a或s开头的单词，而对照组(即

    健康人)平均列出了50条。在数字排序的任务中，两组的表现也

    略有差异：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一般能够正确回忆、排序6个数

    字的数列，对照组却平均做到了7个数字。最后的斯特鲁普色词

    测验则又显示：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不仅出错率高出健康人

    50%，且平均费时更久。无其他并发症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三项执行功能的测验

    中，表现明显劣于健康的对照组人员——这样的结果有三种可行

    的解释：要么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影响了执行功能，要么是执行功

    能缺陷导致了抽动秽语综合征，再或者，抽动秽语综合征与执行

    功能缺陷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和强迫症的关系一样，仅仅是并列出

    现而无直接联系。从埃迪教授的实验中，我们仍不能确认其中哪

    种解释正确。充其量仅仅认识清楚了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抑制

    冲动上存在困难，只是不明白原因。然而对于多数抽动秽语综合

    征患者来说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心中的无端冲动是有可能延迟

    爆发，甚至以别种方式进行排解的。!

    有些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到了公共场所就不那么容易说脏

    话(在不熟悉的人或环境面前惧怕出现不自控的行为，压迫感上

    升)。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反而只有在熟人面前身心放松的时

    候，才能够克制住说脏话的冲动。对于后一种患者来说，只要一

    碰到紧张的情形就容易冲动，抽动的症状也就急剧加重——不像

    有些人，在人前靠着如履薄冰的心态，不管怎样还能把抽动的症

    状硬逼回去。科内拉教授了解到了这种现象，决定做实验来分辨

    对事的紧张和对人的紧张之间有什么不同。首先，她给一批抽动

    秽语综合征患者出了一道心算数学题，以便引起基准水平的紧张

    感。做题时她告知患者们，想问题的时候想说脏话或者有抽动的

    感觉，都是没有关系的，不用加以抑制。结果参与实验的患者普

    遍呈现出来的抽动频率较之平常有所降低——这很有可能是专注思考的一个副作用。接着她继续出题，但是这次要求患者们尽量

    管控自己的言行。最后测量到的抽动频率竟达前一次的两倍之

    多。可见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人前需要克制时，反而更易受抽

    动症状的侵扰。

    诸如上述实验的行为学研究揭示的是影响抽动秽语综合征发

    作的环境和心理因素，但是终究不能帮我们窥见脑中的情形。我

    们人类的一言一行，归根到底是大脑中的化学信号和电信号碰撞

    交织的结果，我们对这些复杂的现象了解得还十分模糊。借助新

    型的脑成像技术，再配合以对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行为学研

    究，我们现在大致能够勾勒出抽动秽语综合征抽动症状的基本图

    式，只是还缺乏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发生抽动的一个原因可能关系到大脑中

    的化学介质。目前的观点认为多巴胺会对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症

    状发挥一定的作用——首要的证据在于，迄今为止缓解抽动秽语

    综合征疗效最好的药物在服用后，大脑利用多巴胺传递信息的方

    式同时得到了改善。我们认为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大脑中

    的神经元通过释放神经递质，可以促使其他神经元发送电信号。

    神经递质在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中扮演一系列角色，比方说多巴胺

    就是负责“提醒”肾脏排出尿液，以及限制胰腺分泌胰岛素的。

    多巴胺在大脑中则爱朝秦暮楚。大脑中有1 000亿个神经元，只有2万个左右能够接收多巴胺，但是这2万个神经元对于我们行

    为的影响与其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多巴胺在大脑中的某些部分活

    跃时，我们感受到的是愉悦和成就感。每当我们历经艰难获得成

    功时，一刹那间心旷神怡的感觉就得部分归功于多巴胺在大脑神

    经元之间的不断分泌和接收。多巴胺分泌过量可导致精神错乱；分泌太少，则人在做事时缺乏成就感，因此会丧失迎难而上的动

    力。某些物质诸如可卡因可以使人被动产生多巴胺高潮，而用于

    对抗精神病的药物同时也可以终止多巴胺的激励效应。

    当抗精神病药首次被用于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时，顺带就将

    大脑的自我激励机制引进了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议题之中。到2011

    年时，巴黎第六大学的斯特凡诺·帕尔明泰里(Stefano

    Palminteri)教授等人采用一个另辟蹊径的实验点子，深入探究了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和健康人的自我激励机制有何不同[18]。他

    招募志愿者，测试他们在看到电脑屏幕上的指示之后，能够多快

    地按下指示中的字母键。开始测试时，志愿者要把一只手的手指

    分别按在C、F、T、H和N键上，这就使得五指处在一个尴尬的倒

    V形上方。接着屏幕会闪烁指示，告诉志愿者以何种次序按下5个

    字母键。

    实验中的每个志愿者会看到10个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每个组

    合在全程都会出现15次。事先规定10组字母中有5组，如果按对

    每次可奖赏10欧元；按对另外的5组，则每次仅得1欧分。

    假如告诉您：碰到C F T N H这个组合，一旦能够快速按对就

    可以得10欧元，而按对F T H C N只能挣1欧分——不管有心无

    心，您肯定还是会想，到实验最后第一个组合应该能按对更多

    吧？这样想是没错的。在我们大多数人体内，碰到较强激励时，多巴胺就开始活跃并起到增强记忆的作用。因此志愿者中凡是未

    得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一概在“10欧元”组合上的表现优于“1欧

    分”组合，并且在速度上平均领先达14秒。

    在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志愿者中间，结果出现了两种情况。对于正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他们在“10欧元”组

    合和“1欧分”组合上的表现基本均等。随着每个序列组合的重

    复，他们普遍的速度反应有所提高(但最终在各个组合上也未提

    前超过120秒)。然而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任何有心或无心努力

    增强高回报组合准确度的迹象。对于没有服用药物的抽动秽语综

    合征患者，他们对于高回报和低回报组合的态度差异十分明显。

    健康人在碰到高回报组合的时候，到实验最后能将反应速度提高

    14秒，而未用药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却能提高整整1秒。

    未服用药物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究竟是怎样提速的，还不

    完全清楚。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服药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

    由于多巴胺较活跃，因此他们在神经上受到的激励也就比其他两

    组人员更强。把这条道理放在解释抽动症状为何随时间推移增

    长，一样也能行得通：将抽动症状释放出来，冲动得到了满足，多巴胺得到了分泌。由于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的多巴胺效应

    过分活跃，致使触发多巴胺分泌的运动被过深地印刻在脑中。换

    言之，一旦满足抽动的欲望，多巴胺即会在患者脑中大量释放；

    而一旦对抽动采取压抑态度，患者就会因多巴胺分泌的落空而难

    受——可以说是和可卡因成瘾如出一辙。

    多巴胺这种物质放在我们常人身上，可以在我们完成必要任

    务的同时提供神经上的激励，但是在我们需要抑制某种行为时也

    不至于使人脱缰。对于那些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人来说，过分活

    跃的多巴胺分泌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按键盘上完胜他人，另一方

    面也促成了抽动症状的泛滥成灾。当然，在我们仍未最终确定其

    中原因之时，还有太多关于大脑运作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探究。同

    时也必须肯定，此类(从自我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的)研究确实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抽动秽语综合征大脑以及抗精神病药物的工作

    原理的认识。!

    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始，医学界就已经认识到抗精神病药具

    有抑制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功效。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把它开具给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了呢？原来，正是因为此类药物疗法在五六

    十年代起到过异常显著的效果，我们才了解到抽动秽语综合征的

    病灶在于患者的生理而非心理[19]。

    过去的医师由于误将抽动秽语综合征诊断为心理疾病，结果

    在治疗上走了不少弯路。在1957年，《英国医学时报》刊载了在

    伦敦莫利斯医院的理查德·迈克尔(Richard Michael)医师的一种

    在今天看来十分奇异的治疗方案。治疗对象是一名年近30岁的男

    子，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心理分析法。迈克尔博士首先了解了患

    者的家庭背景——此人家中母亲强势，父亲慈爱但比较弱势，接

    着又调查了他的性行为——部队服役期间曾经“频繁参与”同性间

    的性行为，最后认定此人之所以患病，是因为自部队复员之后必

    须压抑自己的性行为所致。

    对此迈克尔博士开具了所谓的“二氧化碳疗法”，也就是让患

    者呼吸70%浓度的二氧化碳。对比一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比重，治疗中所用超出了常值近20倍。二氧化碳疗法一共进行了30次，其间迈克尔博士记载患者呈现出“剧烈吮吸的动作”并常常梦见“明

    显与男根有关的形象”。疗程过后，患者不胜感激，说自己的病已经治愈了。由于是患者的一面之词，所以到底是治疗确实见

    效，还是患者想要放弃治疗，仍然有待商榷[20]。

    经过半世纪积累的药物治疗和临床研究经验，如今回首这则

    治疗方案，不仅方法匪夷所思，而且简直同虐待患者无异。然

    而，就算是被证明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在临床使用时也有其见

    不得光的一面。

    抗精神病药虽然能够减轻某些患者的抽动症状，但并非对所

    有人适用。很多患者一旦开始服药，便深陷各种副作用的泥淖，症状诸如头痛、眩晕、昏睡、抑郁、体重增长，甚至还有病例出

    现了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即便患者耐受，此药依然属于治标不

    治本——只要停药，抽动症状立马卷土重来。

    如此一来，诸多患者转而寄希望于未证实的非传统疗法，也

    就毫不稀奇了——只要是不会吃了让人颤抖、头痛或者浑身无力

    的就行。据纽约大学迪亚娜·范朗克(Diana Van Lancker)教授

    说，肉毒杆菌作为一种药物有希望抑制声响不自控和肢体抽动的

    症状[21]。注射此种物质，似乎可以降低患者在发作前感到的冲

    动，并且一次注射疗效可达3~6个月之久。范朗克教授猜想肉毒

    杆菌大概起到了放松声带周围肌肉的作用，因而进一步缓解了动

    用“重口味”词语的冲动。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目前这种疗

    法到底是否可行，还是荒唐如二氧化碳疗法，依然不得而知。

    还有一些牙科医师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即下颌肌肉紧张是

    引起抽动症状的原因，并依此研发出了一种下颌植入装置。这项

    装置至今还没有接受过临床的检验，不过倒是有一位安德鲁·克莱

    姆普森(Andrew Clempson)医师，由于在“抽动秽语综合征行动”这个慈善组织工作，便和同事访问了参与组织的抽动秽语综

    合征患者，看看有没有人使用过这款植入器症状得到缓解的。结

    果一共发现了9名尝试过植入器的患者，且经调查植入手术的价

    位自3 600至10 000英镑不等。其中3名患者的症状得到了缓解，2

    名表示无效，另外4名表示术后出现了并发症。据此，克莱姆普

    森医师认为此手术在现阶段不值得患者为之破费。他还说：“目

    前没有确凿的理论依据支持从牙科入手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且

    从几位患者的经历来看，植入手术的效果往往被夸大宣传

    了。”不过这一领域也可能并非一无是处——美国的抽动秽语综

    合征协会已经做出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要彻底从临床调查牙科植

    入手术的效果[22]。

    价值10 000英镑的下颌手术是暂时落空了，那么拿30 000英

    镑来做开颅手术又如何呢？深度脑刺激(DBS)是一种相对时新

    的技术，大意就是要将电极植入大脑的深处。自从21世纪初以

    来，深度脑刺激已经被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强迫症、抑郁症以及

    各种慢性疼痛，近些年来又被试用在了一部分抽动秽语综合征患

    者身上。

    这项手术既复杂又价格不菲，所以到现在为止病例还极少，但只要接受过此手术的患者，其丘脑部分在事后确实都得到了有

    益的刺激。丘脑是一个处于大脑核心部位的基层组织，基本上任

    何动物都是通过它来协调感官、行动、认知和睡眠的。术后通过

    给丘脑两侧实施间歇性的电流刺激，有可能将抽动症状的频率降

    低七成。但是这项手术也存在它的缺陷——它可能加大患者日后

    脑卒中的风险，并有时造成感染、身体局部异感、昏睡症以及视

    力下降[23]。在荷兰，有一项针对此手术的研究仅在招募志愿者阶段就不

    得已而终止，原因是招募到的病例统统患了术后并发症[24]。在

    另一项研究中，一名患者在术后状况恶化，无法吞咽，不久即逝

    世。这名患者在20岁时植入了DBS电极，但是当术后电极打开

    时，她顿时产生极端焦虑，浑身上下抓挠不止。患者于是请求关

    闭电极，但先前的电流已经引起了并发症，导致患者完全无法主

    动咽下水食。在这之后患者越发抑郁并产生厌世情结，最终在23

    岁时因为拒绝接受滴瓶给养，脱水过多而死。[25]

    面对这些实验性的治疗手段，我们得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新诊断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中大多数是儿童和青少年，其中许

    多人本身就有强迫性的自我伤害倾向，将未经验证且有可能导致

    严重并发症的疗法用在他们身上，是否合乎伦理呢？罗杰·库尔兰

    (Roger Kurlan)博士是新泽西州大西洋神经科学研究所运动失

    调项目的医科主任，引述他的说法，外科医师在决定是否动用手

    术治疗时，不论病人的抽动症状多么严重，一定还是要做到审慎

    周全，因为术后并发症对于病人的影响是难以估测的[26]。!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种治疗方法是能让人完全放心的。

    药物副作用摧残人体，肉毒杆菌及下颌植入疗效可疑，而深度脑

    刺激技术仍然停留在蹒跚学步的阶段。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哈佛

    医学院的扎比内·威廉(Sabine Wilhelm)医师认为应当重开行为

    治疗的炉灶。从患者心理入手的疗法在20世纪前期制造了不少滑

    稽无效的案例，结果被束之高阁50年，实在是情有可原。但来到21世纪初，我们意识到行为和大脑实现互相塑造的能力竟然十分

    之强，结果终于又有几位研究者摈弃了药物干预，转而回归到改

    善患者行为的课题上来。

    在此之前，抽动秽语综合征研究领域早已将“抽动秽语综合

    征是完全不可控的”奉为真理，并且认为如果让患者压抑抽动，仅仅会导致症状转而向别处增生——因此心理治疗百害而无一

    利。然而当一种名为综合行为干预疗法(CBIT)的新方案开始被

    用于实践时，这种看法却遭到了有力的反驳。

    威廉医师声称，综合行为干预疗法如今取得成功，意味着医

    学界需要尽快放弃对于行为治疗的陈腐偏见。与此同时，研究人

    员和医学专家一致担心，一旦依赖此类疗法，患者不光仍有可能

    加重病情，另一方面还会为参与治疗背负起过多的心理负担。还

    有人认为重新将抽动秽语综合征定义为心理而非神经失调的范

    畴，怕是要倒退回旧时代了。

    依威廉医师的看法，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27]。目前有不少

    患者看到十周一疗程的综合行为干预疗法都跃跃欲试，毕竟另外

    可靠的方案只有抗精神病药。再说，人的习惯性行为可以改变神

    经回路，这点是不争的事实。采用了综合行为干预疗法，抽动秽

    语综合征患者以后再遇到冲动和抽动时，很有可能在心理上和生

    理上都已经得到了改观。先前威廉医师的青少年心理干预是为了

    让患者尽量适应自己的症状，但威廉医师坚信，抽动秽语综合征

    的冲动和抽动症状是能够通过治疗得到改观的。

    抽动秽语综合征的根源无疑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是与一个人的基因组成和大脑结构相关联的。但是，根据得克萨斯大学的艾

    伦·彼得森(Alan Peterson)博士的说法，当前对于行为疗法的理

    解已经能够将生理现象、外在环境以及患者的个人情况全部囊括

    其中。综合行为干预疗法可以帮助患者认识到有哪些外在因素容

    易促使病症发作，进而针对各人不同冲动类型，使患者逐渐积累

    起一套缓解压力的行为模式[28]。彼得森博士还表示：“抽动症的

    行为疗法并非治愈，而是利用策略，教会病人提升自己的生活质

    量。”

    在综合行为干预疗法中，医师会指引患者列举出有何种场合

    会让症状加剧，并让他们学会尽可能早地关注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