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评论]曲突徙薪，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

   
2020年春节“正在进行时”。但毕竟已经“破五”了，高潮已经过去了。按往年的惯例，该清理“节日综合症”，要收心和工作了。但是，今年什么感觉呢？近年日子难过，年底总有人说“这还过个屁年！”今年过年，鞭炮很多地方“禁限”了，新服美食不稀罕了，本该串亲访友体现亲情友情的大年却变成了“串亲即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的恶咒。不客气地说，今年真是过了个“屁年”！

（封村，成为2020年春节的独特景观）

真不是口无遮拦胡言乱语，都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下简称“新冠肺炎”或“肺疫”）给闹的！不仅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许多城市“封城”，全国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恐惶和恐怖。许多城镇村庄被“封”了，航班停飞，高铁火车停运，省际客车停驶；参加救援的军队和地方医护人员，不得不“忘我”地工作，家人送别时牵衣顿足的哭声撕裂着心肺！那些染病和疑似染病的，身体极度透支心理极度恐惧；死者，遗体尽快“处理”，没有追悼和吊唁，甚至家属“都没有地方哭”……最新的疫情通报：截至1月29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现有重症病例1370例，累计死亡病例17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4例，共有疑似病例12167例。除了上述“疫情”的直接“参与者”，还有大量的老百姓、公务员等等，因为此次事件造成的工作分歧、利益纠葛、方法差异等等，对峙打斗、邻里举报、公布武汉返乡人员身份证信息等等、对武汉和湖北人的歧视等等，社会被严重撕裂，人性经受着考验！本该亲情融融热热闹闹的春节，中华民族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全国却一片恐怖、死寂和哭闹。这不是“屁年”是什么？！
  “疫痛”远未结束，但我们有必要“痛中思痛”：此“疫”是否非打不可？或者说可否变大“疫”为小“疫”甚至“无疫”？如果剖析原因，其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又该怎样开？回首三个时间节点，答案应该是现成的：其一、早在2019年12月8日，武汉就出现了27例“不明肺炎病症”。而随后就有8人因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被警方确定为“谣言”，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帖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贴文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试想，如果当时卫生部门紧急处置，政府不是“防口”而是如临大敌高度重视开始布控防疫，何止于此？更为遗憾的是，随着后来事实的一步步披露，这8人均是专业人员。而且他们一“谣”成谶！其二、早在2018年11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生命技术学院就举办过一个“探索发现·学术讲座”，主题即是“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主讲人石正丽研究员分别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年起受聘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刚刚过去的1月24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研究论文《A Novel Coronavirus from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in China, 2019》。该研究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这篇论文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她证明了中国武汉出现的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并鉴别了2019-nCoV，确定了其特征。也就是说，如果从2018年末起，石研究员的研究能引起高度重视，进入“实战”，我们可算是有备无患、未雨绸缪了。但遗憾的是，没有！（网传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野生动物价格）

  其三、再往前推，现在基本确定病毒来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个市场2005年3月24日注册登记，经营15年，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集海鲜、水产、干货等为一体的水产批发市场。这个海鲜水产市场居然能卖野生动物！而且占据汉口火车站旁的黄金区位，屡被查封，屡拆不掉？市场内至少有8家商户在经营各种野生的飞禽走兽。在一张大众畜牧野味价目表上，最贵的是小活鹿，售价6000元，最便宜的是蜈蚣，5元一条。此外，活鸵鸟4000元一只，活孔雀和活狐狸均为500元一只。这里所贩卖的动物种类繁多，有可传播鼠疫的啮齿动物旱獭，俗名“土拨鼠”，还有果子狸、豪猪、黄麂、豹猫等等。在周边居民眼中这里是“脏乱差”的罪魁祸首，怪味冲天，遍地血污，动物尸体堆积在几十个笼子里，卫生状况实在堪忧。“新冠肺炎”出现后，华南海鲜市场在2019年12月19日接受抽查检查时，竟然拒绝配合！如果此前的历次检测能对得起考验，或者市场拒绝配合能予以关闭的话，估计10年前就“万事大吉”了。遗憾的是，没有！

  但是，必须指出，最“冤”的还是那8名本该是疾病舆情的提供者功臣的“造谣者”！2020年1月29日14：25，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情况通报】称：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后，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为查明情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随着进一步更多信息的披露，感觉社会和群众又被“谣言”了：即这些人都是专业的医生，他们也只是在其特定的同学群里交流。8名“传谣者”分属于三个群：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都是医学交流群。他们聊天的依据一份诊断书，有患者已经经他们手被隔离治疗，他们后来也逐步由SARS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传这个“谣言”的李文亮，还是一位在一线治疗新冠肺炎的医生，后来他和父母也都染上了新冠肺炎，他自己病情还比较重，在重症监护室，无法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基本没办法说话。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撰文为这8名“造谣者”正名。文章认为，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新京》更是认为：8人是可敬的，可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他们是“事前诸葛亮”！

（“造谣者”李文亮的微信截图）

公安部门这样的“处罚”算是轻微的、“恰当的”，但它传递出的导向信息却是可怕的！无论如何这些人是“造谣”或“谣言传播者”，那么将来再有类似情况恐怕只有保持沉默了！这样看来，即使将来他们是英雄，那也是悲剧式的！

这令笔者想到一则叫“曲突徙薪”的成语，它出自《汉书·霍光传》。原文是：“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弗牛酒，弱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

这则成语叙事浅显但道理深刻。还是上述的问题，即失火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说此“疫”是否可以休战，或者变大“疫”为小“疫”？答案本是肯定的，可惜没有避免；救火，当然要兴全家之力、全村之力、众志成城，当然需要赴汤蹈火、英勇顽强、忘我奉献、“焦头烂额”；救火之后当然要“宴请”表彰各样的“烈火英雄”。但“曲突徙薪”的建议者，或者说那些曾经的“造谣”者是不是也应在此列，是不是要鼓励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建议和“造谣”者之列，以避免更多的“失火”和“疫情”？！

当然，至于如何“造谣”的技术问题，可以专题探讨。

    此次战“疫”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直接投入的人力、物力，官方将来会有统计－－但那肯定也是极不完全的。但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逝去亲人的家庭，他们的痛苦将无以统计。另外，假期的“延长”，必然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本该寄予相关商家一年希望的蕴藏着巨大效益的春节经济，包括交通、旅游、景观、餐饮等等行业在内，统统都“取消”了。大年初二笔者就接到一个“求救”电话，山东荷泽一商家负责北京朝阳某景区的灯光安装，年前他们投资30万元定制了灯具设备，但当来安装时被告知景区节庆活动“取消”了，而他们的损失还不知道要由谁赔偿！双方话不投机，他们还被打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案，这样的损失怎么算？！

此次“肺疫”对大江大河大武汉，对有“九头鸟湖北佬”之称的湖北，有什么期限的什么影响，估计短期无法预测！但肯定是巨大的。说是武汉乃至湖北的一场劫难，应该不为过。

造成这种情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和纠错机制，是官僚主义与我党的群众路线的矛盾和冲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国语·周语上》）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屁股决定脑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之一，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群众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无论是放羊的西北老汉还是放牛的王二小，无论是打柴的老大娘还是回娘家的小媳妇，都是我党和八路军的耳目，时时处处观察着敌人的一举一动。而这些老百姓点点滴滴的“谣言”却成了我们指挥员决策的“情报”依据。日寇“名将之花”－－精锐独立混成旅中将阿部规秀,就是因一位放羊老大爷的“告密”，被我军在黄土岭战斗中一举歼灭。黄土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阿部规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如果八路军将群众的报告当成“谣言”处理，那这次战斗将是另外一种结果。

重视群众，也要重视集体。党的七大无疑是我党历史上最民主最成功的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本来预定的会期很短，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做了《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后，许多人争相发言热烈讨论，完全突破了原定人数，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人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毛泽东的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会期相应延长，由1945年4月23日召开到6月11日结束，长达50天。在领导人选问题上，尽管王明曾犯有严重的长期的左倾主义错误，但从团结大局出发，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他还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七大制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导了长达11年的党的各项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 成立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永载史册，光耀中华。

对标群众路线，我们工作上的反面教训也很多。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新中国建设尤其是古建筑的保护可谓呕心沥血。1948年平津战役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使北平古迹免遭炮击。解放后，他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一职，负责中南海改建，并组织和参与了中华人民国和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他很早就预见了北京市的“成长”与保护古迹的矛盾，早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占祥提出方案：保留北京旧城全貌，形成一个历史博物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梁思成为了保护北京古建筑尤其是北京城墙，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为此痛心疾首，发出锥心泣血的呼吁：“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50年代初，他对北京市长彭真痛心疾首的预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谁知，他竟一语成谶。2015年，北京市政府迁往通州。谁能算清楚，60多年来对北京古建筑的拆除和损毁，在经济上究竟有多大损失？！

    梁思成无力保护北京古建，黄万里也无法阻止乱建三门峡水库。黄河是天下最难治理的大河，“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的合称），而河为宗”（《汉书》）。但是，建国初期却有人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1955年7月18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都举手同意修建三门峡水库，只有黄万里反对！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他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是一种政治“捧杀”，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总之，“这坝是修不得的……一定要修，坝底的施工洞千万手下留情，千万不要堵死。但最后还是被苏联专家堵死了。黄万里也是一语成谶！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下游的河水不仅没有变清，反而使上游的河床不断黄沙淤积而抬高，直接淹没了历史文化名城潼关。就是那坝底的施工洞，后来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开挖。毛泽东曾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 “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黄万里晚年，提及三门峡水库，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在论及三门峡水库的小说《花丛小语》中，黄万里曾写道：“我就不信一个政府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后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但如何“防、减”仍然是令人费解？其实，震前民间和专业人士就有各种“传言”“谣言”，可惜都被“辟”了！四川地震局有一个老“上访户”李有才。他是个“老地震人”，当年曾是著名地质学家、前地质部长李四光老部下。1976年到四川地震局至1999年退休，他一直从事地震预报，并担任综合预报组长。2003年，震区附近建紫坪埔水库，他坚决反对。他十多次上书省和国家领导，说明紫坪埔水库建在了“全新式活断层”上，会引起强震。2006年,他又口出“狂言”,说在一到二年内，坝区将会出现7.5级左右的地震。专家组说他的话没有依据，“给领导添麻烦”。后来在他多次上书下，四川省地震局终于在5·12临震前三个月,将紫坪埔水库持续放水,12亿立方水最后放掉了四分之三只剩三个亿。这样，地震时，成都平原才避免了“人或为鱼鳖”的灭顶之灾。

震前的2月14日深夜到2月15日凌晨，都江堰连续发生5次有感地震，紫坪铺库区出现小震群，包括3级以下无感地震在内，共有200多次。社会上有了一些关于大地震要来了的传言。热心于地震预报的群众观测员、退休工程师沈明军将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测意见向都江堰市防震减灾局汇报。当时的成都市地震局副局长洪时中在电视台直接斥其为“谣言”。洪时中强调，“不可能发生像唐山一样的地震”，“这是谣言，请大家不要相信”……据说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洪时中有关“辟谣”的音像还飘在当地的电视屏幕上！

试想，如果李有才和沈明军的意见被重视和采纳，会怎样呢？

（汶川大地震前相关“辟谣”网站截图）

    2009年年初，在中国地震局下发的《关于表彰2008年度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先进单位、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中，四川省地震局亦作为汶川地震现场预报工作组成员被评为“2008年度地震监测预报优秀集体”。其中当然没有李有才和沈明军。真的是：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

    按照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原则，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比较，通过此“肺疫”及之前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重大结论：

    一、要重视群众的反应，包括普通老百姓、专业工作者。必须让群众说话，必须让人说“反面”的话！群众首先关注的必然是自己的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利益就是天下事！要给他们一定的“造谣”和“传谣”空间，并把群众的意见作为我们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对群众早期“谣言”，首先应该由相关职能部门要介入。宁信其有，早检测、早确定、早处理、早排除。要对“曲突徙薪”式的建议者、“事前诸葛亮”式的“造谣者”以肯定，事后的各种总结表彰乃至“宴请”，要肯定和表彰他们。此“疫”要记住武汉李文亮等8位“造谣者”，他们是英雄！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确的、科学的、深厚的群众检测氛围，群众的触角无处不在，政府的耳目便四面八方。

    二、重大事件面前，中央和全国要集中统一，同时也要发挥地方政府及官员个人的作用。要反对、杜绝“歌德派”“但丁派”（黄万里《花丛小语》小说语，意为“专门歌德，样样歌德”、“但丁（盯）领导，随声附合”）的官员和作风，更要严防瞒报、误报、虚报的弄虚作假行为。在重大事件面前，各级政府和官员，要抱定“宁可错备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念头，未雨绸缪。守土有责，必要时必须追责。

    三、什么是稳定？什么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对此我们在概念和机制上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的理解和定义。凡是“谣言”，必然是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警方执法的依据，也多为社会产生歧义和诟病。“稳定”和“正常”不是固定，更不是万马齐喑万家墨面一片死寂。它犹如价值规律，中间的那条价值线其实是不存在的，倒是在围绕着它上下波动中才能看到它的存在。任何重大事件的预报预警，包括误报，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罢工/罢课/罢市、市场的紊乱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秩序的骚动。但只要“波动”是在一定的区间内，它就是稳定的，就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这也应该是政府和警方所欣慰的。无论如何它要比事件真正发生、扩大和难以控制的代价，要小得多。

    四、要引导和教育社会及群众，科学防治、文明防治、严格防治、和谐防治。病从口入，正是由于个别人的胡吃海塞野生动物，才是此次疫情的根源。亡羊补牢，从现在抓紧处置全国的食品生鲜市场的非法销售野生动物问题，刻不容缓！在科学面前，避免“政治挂帅”“政府挂帅”“领导挂帅”；要让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司法部门和其它人员作后盾；要鼓励群众善意的互相的科学的监督，而不是恶意的“举报”；要文明和谐防治，而不是“蛮横”和“暴力”防治；要积极乐观防治，不要一味地宅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像猪一样！只要条件许可，仍然要多运动，多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家里也要经常开窗通风。总之，任何的诅咒谩骂、暴力打斗、封门堵户、野蛮隔离等等现象，必须杜绝。

    五、最重要的，一定要有纠错机制。面对灾害要举一反三，要防患于未燃，预防重于泰山胜于抗击。现在商情已经爆发，我们正处抗击的严峻的残酷的重要的关键时期，必须集中统一领导英雄顽强抗击。事后对于这样抗“疫”部门、人员和英雄，要大力表彰；同时，也不要忘记那“造谣”8“勇士”，要求助、表彰，甚至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气氛和机制。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不能“多次掉进同一条河流”和“在同一块石头上摔倒多次”。

    总之，“肺疫”可免！此前的许多重大灾害均有机会。《汉书》“曲突徙薪”故事流传近2000年，可惜仍然没有浸透国人文化的骨髓和血液。

（本文作者晋珀简介：晋珀，本名常建功，昵称企业家太史令，山西曲沃县人，著名财经作家、企业史专家、企业维权专家，大型书系《中国企业家档案》品牌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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