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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个稍显沉重且严肃的话题——「教育」。
虽说对于教育体制的感慨是老生常谈了，但面对如今复杂的地缘形势，我们认为，除却关注眼前要紧之务，关注教育更是百年大计。越是紧急的时刻，我们认为越要考虑长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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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美关系不似之前的“针锋相对”，而是有了一点缓和的征兆，但前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不得不让人 “居安思危” ——在技术和创新领域，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其他国家的施舍与开恩，并不是所有技术和知识产权都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对当代中国来说，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与西方世界迥异，当国家竞争演化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博弈的时候，贸易、科技、金融、投资等领域，随时都可能出现国家制裁的大棒。
国家竞争压力当前，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相信，中国的决策层、民营企业家、政府部门、智库机构、专业人士等，可能会前所未有地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世界真的对中国关上了大门，中国靠什么来参与全球市场？靠什么来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靠什么来应对国际竞争并且不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提供了一个答案：「 教育 」，真正鼓励创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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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任正非带队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时，曾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拧熄了灯塔，我们怎么航行？” 从近几年的形势来看，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战略风险问题。
任正非说，华为为什么要搞基础研究？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传统的产学研模式赶不上市场需求的发展速度。因此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应用理论的范畴，只有少量的走在世界前面去了。大学老师的研究是为理想而奋斗，目标长远，他们研究的是纯理论，学术研究。如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发表的一篇钻石切面可以散射无线电波的论文，20年后美国造出了隐身的F22；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
「 任正非说，高校的明灯照耀着产业，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我们的研究实用度强，我们之间的合作，你们给我们带来方向，照亮我们，我们打给你们客户需求，以及行业所面临的世界级难题，知道这个方程的价值与应用，互补互助，一起大迈步向前。 」
未来技术世界的不可知，就如一片黑暗中，需要灯塔。任正非认为，点燃未来灯塔的责任无疑要落在高校上，「 教育 」要引领社会前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认识它的艰难，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除了给科研更多一些自由、对失败更多一些宽容外，应对不确定性，可以从孩子们的教育抓起，中国的未来与振兴要靠孩子，靠孩子唯有靠教育。多办一些学校，实行差别教育，启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就会一年比一年有信心，一年一年地逼近未来世界的大门。二、三十年后，他们正好为崛起而冲锋陷阵。
任正非的讲话透露出了他作为企业家的预期：中国的大学想在理论研究上追赶世界水平，沉下心来至少还要一、二十年；中国要想基于真正的创新在国际上立住脚，可能需要二、三十年到五、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国大学和科技水平的落差，本质上暴露出中国在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华为利用全球化平台搞研发，实际上是利用了全世界的人才，也就是利用了全球的教育体系。换句话说，华为迄今取得的成功，在某些产业和技术领域里的核心竞争力，是利用全球教育体系和创新体系的结果。为什么华为要大量依靠国际上的基础研究人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人才培养，还难以完全支撑华为目前所需的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前导性的应用研究。
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难以支撑中国产业发展所需的理论创新和应用创新，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吗？在我们看来，恐怕不只是高等教育，国内整个教育体系恐怕都需要在经验与教训中与时俱进地进行总结。高等教育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结果输出。由此带来的进一步的问题是：
「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体系很难系统性地培养出创新性人才？中国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应该培养年轻人形成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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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近期发布在《Nature》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研究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项研究主要对比研究了中、俄、美、印四国工科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对（美）斯坦福大学、（俄）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以及（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合作大学的超3万名本科生进行了一项名为Supertest的测试，对这些大学生们的技能发展进行了3次测量——进入大学时、第二年学习结束时和毕业时，跟踪统计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进步。
研究显示，无论是在大学第一年入学时还是第二年末，中国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中印俄三国中一直都处于最高水平。但中国学生经大学学习后，数学和物理成绩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退步。俄罗斯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低于中国学生，但数学成绩高于印度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俄罗斯和中国学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而印度学生在数学方面赶上了俄罗斯学生。
该研究的另一个发现与工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入学时，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美国学生差距不大，明显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但在大学毕业时，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下降，能力水平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在毕业时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四国学生中“鹤立鸡群”。
详细数据还显示，中国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生能力发展都呈下降趋势。以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统计看，中国精英院校学生在入学时评分为1.612，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0.741，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水平。但在大学四年结束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了1.339，能力下降17%；普通大学学生评分更是直接下降为0.234，能力下降68%。这意味着，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大学四年，中国学生的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区别仅是下降速度快慢而已。
项目研究人员指出，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21世纪，技术变化很快，批判性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学生仅仅对学科领域知识掌握牢固是不够的。如果上述研究反映了中国大学教育的普遍问题，这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如果大学四年使得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全面下降，这样的大学教育有什么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毫无疑问，中国的大学教育将面临颠覆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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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此，研究人员发现了如下一些原因：
1. 中印俄三国的STEM本科生普遍比美国学生少修读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这导致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下降。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着很大帮助，在美国大学，无论选择什么专业，一般在大学前两年都会接受博雅教育，但在中国一般理科学生进入大学后除了几门公共课，其他都是专业课程。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理工科学生在大学阶段缺乏人文社科培养，也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理工科学生在就业中的能力缺陷。
2. 中国的大学教学往往不太活跃。研究人员发现，尤其是在学习的最后两年，中国的大学课程安排很少，大量学生把精力放在找工作和实习上，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精英和非精英院校的学生在学业技能上的巨大损失。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大学一般都是严进宽出，而美国大学则是“宽进严出”，大学内学业压力很大，大部分学生普遍大学都要满打满算的读完整整四年，美国学生很多也是临近毕业才会找工作。两国学生在实际学习时长上有着很大差距，这也是中国学生学术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3. 大学的教育方式差异。对于中国大学生能力下降的奇怪趋势，项目研究员奇里科夫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本科教育更强调上课，教师也不像俄罗斯和印度那样要求严格。结果，学生学习的动力减弱，内心也就没有了发展技能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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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中的发现让人惊讶，促使我们重新来审视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我们看来，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 首先，中国的高考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大学教育。好学生进去，结果学“差”了，这暴露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还处于欧洲17世纪“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以考试书本成绩定优劣的传统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在制度上，中国高等教育表现出“半身不遂”的病态。上个世纪90年代后，毕业生们不再享受“一入校园，即能就业”的待遇，开始在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按理说，市场需求会引导教育机构实现转型，但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却使得这种改变犹如患上肠梗阻。
一方面，上千所大学的专业设置都要由教育部统一目录决定，甚至连课程教材都是教育部统一指定，学生毕业之日就是失业的开始。反观美国，普遍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生产、科研部门的信息时时都相通，故每年有上千个专业被淘汰，又新增上千个专业，所以美国的大学永远都能够跟上社会创新的步伐。
另一方面，大学管理极度行政化。现在的大学，基本上成了官员的就业场所和镀金工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炮轰中国的高等级人才培养体制：“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官员争相读博士，学历沦为晋升工具，助长了学术腐败。况且官员读博假多真少，毕业论文也请人代劳或抄袭，极大地伤害了教育的公平性。也有大学领导为了争取更多资源，主动拉拢官员读博，甚至有高校以自己所带学生的行政级别为荣。
高校为何在官员前面竞折腰？甚至教育部的一个处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大学校长，而校长也只好笑脸相迎？根本原因是，校长的位置是上级给的。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撰文警告说，为了自己的乌纱，既不能容许教师的独立思考和有违正统意识形态的言论，也保护不了学生们应有的自由思想权利。如此，何谈创新？
「 其次，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否定，事实证明，基本的人文教育是从事科学工作的基础，是形成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教育。如果缺乏人文教育，大学教育会很快被超越，造成批判性思维缺失。 」
以国内普遍认为与人文素养不搭界的工程师为例，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曾这样表示，“中国年轻一代的工程师人文素养是在降低而非提高。” 他认为，这与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首先，过去考大学的时候不分科，文学、历史、地理都得考。而现在中学就开始分文科班、理科班。第二，现在升学压力太大，学生从中学开始课余活动的时间就太少了。而很多人文的素养不是从课堂上学来的，要靠自己到图书馆或者参加文艺社团这些活动来提高的。
这些客观因素造成我们年轻的工程师在这方面有所削弱。而老一辈的工程师不但懂得文学、音乐和历史，有的做古诗还做得相当的好。徐匡迪院长的看法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现行的教育体制造成中国年轻一代工程师的人文素养下降，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工程师的创造力。
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平；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学素来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二是人文标准。遗憾的是，这两个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似乎都难以达到。前者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束缚创造力的因素；后者则更有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迷失。到了今天，古代读书人的这些观念都荡然无存，更遑论达到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境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大学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的需求，实在是欠缺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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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压力以及新的国家竞争态势，对中国如何培养长期竞争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教育体系的竞争。而中国大学教育对于学生学术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抑制作用，应该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认真反思，中国教育体系的深层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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