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皮埃尔·诺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原标题为《环法自行车赛》。

 

撰文 | 乔治·维伽雷罗

 

1903年7月的某个晚上,当《汽车报》的主编德格朗热启动首届环法自行车赛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项经久不衰的赛事。他只希望通过资助一项重大赛事和其他体育报纸一争高下:报道前所未闻的壮举以吸引读者,同时也招揽自行车广告商的兴趣。然而,事态发展很快就超出了预期:《汽车报》的发行量激增,从每天两万份升至六万多份,赛道沿途也搞起了庆祝,每次选手到达都是一种集体的痴迷。比赛变得举足轻重,以往任何赛事都不可与之比拟。同样,每年组织一次环法自行车赛很快也成了一种传统:成功有目共睹,深入人心,这让环法自行车赛成了大众的财富。曾经跟踪了1908年整个赛事的《时代报》的记者乔治·罗泽称其为“国家财产”。当今的赛事组织者格扎维埃·卢伊补充说它是“民族遗产的一份子”。

 


也就几十年的光景,环法自行车赛已扎根于某种国家性质的仪式。比赛已化为一种正当制度,教人忘却赛事举办的年数:一场发端被遗忘的演出。说起来,环法或许已不单是一项赛事,它既需要人们投入体育的好奇心,也旨在集体意识的形成,受教于共同体的参照。这场体育“游戏”,也把玩着地理、省份、国界。它把一方国土空间(espace nation)搬上舞台,把领土本身当作布景。要对这场赛事进行押宝,就不可能局限在单纯的路线绘制上。赛程暗示着一些相遇的场面和朦胧的记忆,环法所交织的,是关乎一片土地的回忆。《世界报》正是这么描绘的,引用普雷维尔所做的盘点:“这边一座钟塔,那边是车手普利多尔,还有力普和维克多·雨果的传奇。”赛事塑造着一份遗产的想象,正如其塑造着一条运动路线的虚构之境,它依凭于一个环境的往事,同时也拥有自身的过往。在环法的记忆里,交织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和一段短暂的历史。正是这些历史赋予赛事意义。


环法车赛有着属于自己的时光。这段时光并非简单的光荣榜,而是一段由引人注目的插曲所构成的历史;从这一系列被重现与探究的事件中,观众得以看见一个赛事演出的特殊世界。这段记忆也更新着比赛与途经的景色之间的联系,于赛程与它的往昔之间,又补充一重交汇。一部真正的历史地图集:“一幅崭新的法国地图正浮现于另一幅的内部,前者的省区着上冠军的颜色,他们享誉于该区,也给当地带来光彩。”最终,这是一个完全属于车赛的神话,连同它的仪式和具有优越性的比赛场所,同时,它也启示着集体表现与文化。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皮埃尔·诺拉 编,黄艳红等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纪念的意愿


建立一段特殊记忆的愿望,在赛事的起步阶段就已存在。《汽车报》每年介绍新赛程时,会回忆前些年的赛况。报纸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重述往昔版本的比赛,编写一部赛事的选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可算是一种盘点,有自身的规则:所选取的事实,应当可以一下子使得赛事的形象更为高大。竞争的“黑暗行径”或是有时候因为对立而产生的暴力,在报道中则很罕见,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在1904年第二届环法车赛的过程中,某些选手在共和国山口(Col de la République)所遭遇的侵犯,在追踪比赛的纪实报道中被小心翼翼地抹去。然而,这个事件确实很严重,因为在遭受自己的对手所组织的暴行之后,热尔比失去了一根手指,而恺撒,低调的尼姆车手,则昏迷不醒。一些赛事宠儿会成为严重中毒事件的受害者,这种事实也一样被掩盖;更有甚者,车队或车手之间所追索的交易,也歪曲着比赛对抗的公平性。最后,吸毒或是服用兴奋剂所导致的事故长久以来也同样被淡化,举个例子,辛普森于1967年7月13日在旺图山(Mont Ventoux)身亡,官方解释是高温和体力透支,可验尸报告指出,车手的体内存在不同的“危险物质”。赛事本身,也有阴暗、不可见光而记忆从未收录的历史,有动荡不安的一面,有拐弯抹角、已被遗忘的行为。不可告人的事实,也是英雄化的事业所无法转圜的。


相反,纪念性建筑物作为这段记忆的典型代表,衬出参赛者的伟大:1907年,在阿尔萨斯圆形顶峰,为波蒂耶竖起的石碑即创造了一个先例,世纪初的选手们途经时会向石碑致敬,“仿佛士兵们向前辈手执的一面旗帜致敬”。纪念性的见证也定期丰富着赛道的内涵:譬如1948年于加利比耶山口,人们为怀念数年前离世的德格朗热并向其致敬,而建造了一座石质高塔;或是安置于圣玛丽康庞的标志牌,让人回忆起克里斯托夫在1913年遭遇的事故和他孤零零地修理自行车的模样;或是,旺图山上也有那么一块标志牌,纪念辛普森的离世。环法自行车赛的创立本身也有大理石像的纪念,建于意大利人大道(Boulevard des Italiens)上的马德里咖啡馆(Café de Madrid),德格朗热或许正是在那儿第一次宣布赛事的方案。还有不少同样具备象征意义的举动:在一个赛段即将启程或是抵达的时候,举办纪念性质的典礼,譬如,1988年环法的一个赛段半程出发时,在一个以雅克·安克蒂尔(Jacques Anquetil)命名的广场上,由拉艾富阿西耶尔的市长揭幕的启动仪式。换言之,创建一段环法车赛的记忆有自己的仪式,有自己的文本、珍贵书籍以及“故事与传奇”,也伴随着对于赛事的定期回忆和介绍。全国性的车赛穿越时光,由此也确定了自身的统一性。比赛依旧保留着一种伟大环法赛事的戏剧性,留在人们心里的事实也依然属于非常特殊的范畴。

 


伟大的环法自行车赛


环法自行车赛中的一些比赛,会比其他比赛留下更多的痕迹,某些年的赛事显然更成功,也更完善,尤其是那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或形势的逆转,似乎更给赛事的功绩添上光彩。


举个例子,1930年的环法自行车赛,首度出现国家代表队。从出发起,这便是一届由安德烈·勒迪克的优势所标志的赛事,他可是受欢迎的杰出选手,《汽车报》称之为“国之加弗罗什”。勒迪克赢下比利牛斯山脉的赛段。他在阿尔卑斯山脉赛段的前程依然明确地居于榜首,虽然伯努瓦·富尔也很潇洒,人称“天赋异禀的攀援者”。未料,骑过格勒诺布尔之后,在加利比耶山的下坡道上,勒迪克重重地摔了一跤,遂于总成绩排行榜上被紧随的对手拉开将近一刻钟的车程。这位冠军,艰难地重新站起来,膝盖上流着鲜血。比赛已输,至少,电台的新闻播报员确信于此,他们已经是第二年出现在环法自行车赛。奇迹在后头。不可能之事发生。在法国队的其他选手的帮助下,勒迪克弥补了自己的差距。他甚至能够领先对手,夺得埃维昂赛段的胜利。报道以肯定的口吻称之为“戏剧性的转变”。勒迪克也将在巴黎当上比赛的赢家。


立马,这段插曲被渲染为一幕关乎毅力的戏剧,也似一种团队精神的象征:难道不是第一支法国队吗?勒迪克的回归非常具体地显示出一届团体赛事的效率:车手在队友的支持下,顺势而为,付出最低程度的劳力。然而,这一光辉事迹还可以呈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就在发生之后的数星期乃至数月里,比赛的照片被广泛传播,其中一张曾启发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创作出《受伤的战士》;也伴随着人们对于附属事件的遗忘;最终,还有参与者本身的诠释,其中一些选手也继续频繁参赛,他们已经化为在世的记忆。以马塞尔·比多为例,他是勒迪克的同伴,也是1950年法国队的负责人,在当年比赛发生的二十年之后,他评论这一荣耀事迹:“一切元素得以融汇,将其变作一幕传奇,包括命运和天意的安排。”评论将比赛的插曲划入一种特殊事实的范畴:不可磨灭的行为。


就1964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而言,同样也是激烈的画面,颇有希望获胜的安克蒂尔起先在阿尔卑斯山脉赛段倒是被拉开距离。《虚弱》,是当时《队报》的标题。而在耶尔土伦赛段,他已经追上落后的差距。因而出现这么一个新标题:《神奇的骑行》。在比利牛斯山脉赛段,这位冠军则保持着一种微弱的领先。还剩多姆山省的赛段,得与普利多尔对决。两人的对抗呈现白热化。安克蒂尔总的领先时间在峰顶处缩减至十四秒。这段优势也将被保留到巴黎,“一场难以忘怀的环法自行车赛之终极较量”。


对于伟大的环法自行车赛的譬喻,往往和戏剧或是电影相关。《汽车报》为描述亨利·佩利西耶于1923年的环法,在尼斯布里昂松赛段的胜利,不是甚至提到拉辛吗?比赛的局面慢慢被颠覆,终结于一场彻底的胜利,一个将其他被看好的选手远远甩在后头的戏剧事件:“一整天,亨利·佩利西耶给我们献上一场价值不亚于一切艺术表演的演出。他的获胜有着拉辛作品般的杰出调度。”从另一个角度说,这般情形并不关乎某种拉辛式的心碎,而更多的是关于一种情境戏剧,又融入一场连续剧式的安排:比赛发生在好些个日子里,赛段的连续性也扩大着赛事的戏剧化。伟大的环法车赛之中,一直存在着令人惊诧的效果和英雄的优越性,事实上,两者被共同呈现。还有不少意外失事,它们掀起一股真正的悲剧论调。里维埃于1960年的环法车赛期间,摔倒在佩尔余莱山口的一条沟壑里。这位冠军选手,尽管很被看好,由于身受重伤而弃赛。或是克里斯托夫,还是他,在1919年环法的倒数第二个赛段上,再度遭遇车叉的断裂,虽然当时他在赛事中处于领先。“老练的高卢人”输掉比赛:“灰暗不堪的大团乌云奔流于天际,大自然看起来也像在哀悼。”《汽车报》做此评论。悲剧性事件,仿佛又经历一回不公道,较之1913年的情形更为严重,人们甚至发起一场募捐,以补偿“可怜的克里斯托夫的绝望”,所筹措的款项大大超过比赛优胜者所获得的金额。


环法自行车赛以通俗连续剧的形式推动着体育,无疑也得到自行车运动的战术支持:选手们脱离彼此,又相互追赶(他们相互躲避,追逐,骑出自行车群,又被车队重新吸入,或是保持脱离的状态),他们互相帮助,有时也制造出乎意料的事端。如此多样的行动为比赛打造了一种趣事逸闻的质地。1919年,代表排行第一的黄色骑行衫的发明,使得人们在平日里叙述比赛时可以添上一笔,尽管赛事的风云难测,黄衫作为一种象征也有永远可观的价值。从这点上看,环法自行车赛可算同类赛事的一个典范。但也属于一种记忆的典范。环法自行车赛以编年史的形式存世,和其他赛事比起来就更是如此。它需要一段过往,也应该有追忆的行为。缘由兴许在于,环法车赛更多地是被讲述,而非通过道路旁的观察,才得以存在。它的生命在于叙事,借此获得营养,它向自行车运动的发展起伏和编年史投以十分特别的关注。对环法车赛的描写取决于叙事者的艺术,因此,也就产生这样一种诱惑,也就是把不同的叙述交织并做出比较,这是一场同时间作乐的非常特殊的游戏。由此,也生发出一种新的诱惑——人们想要创造一种文化。环法自行车赛的记忆也属于赛事的一部分。安克蒂尔把他在1964年的虚弱状态与科皮在1952年的情形相比较,就很符合逻辑。而今,《自行车运动之镜》为“环法自行车赛的故事与传奇”特设一个定期的专栏,也很合乎逻辑。说起来,这是一种富于暗示性的书写传奇的视野,关注大众的榜样和他们的历程。

 


传奇的想象


在比赛中浮现的正是一个个人物。《加利比耶山口的独奏者》,《自行车》杂志于1988年以此为标题,介绍往昔的伟大攀援者:1937年,“至高无上的”巴尔塔利;1952年,“比赛之上”的科皮。以上提到的杰出事迹已经超越时间的范畴,英雄聚首,成绩亦置之身外。举个例子,照片所记录的,在1949年环法的赛段上争分夺秒的屈布勒,“就这样,他迈入传奇”,与1926年“身处一个传奇的赛段”,在暴风雨中穿越图尔马莱山口的比斯一样,他们属于一个世界。这样一段神话般的时光,和赛事的现状有一种直接的结合,也还是因“传奇的需要”之名,安克蒂尔谴责选手们在1978年的塔布瓦朗斯达让赛段的罢赛行为。得再说一遍,环法车赛,是出产英雄的一方空间。

 

世代的赌注


传奇的参照,拿夏多布里昂的一个词语来说,可谓“历史的幻景”(mirage de l histoire),但在环法自行车赛的世界里,无疑具备某种意义。化身英雄的车手更进一步在人们的想象中植入法兰西的真理,也就是赛道上所收获的法兰西真理。选手仿佛在这个过程中运作的中介。他们承载着土地的记忆与环法所象征的国家地理。他们赋予一个既是已被发现的又是重新找到的法兰西生命,在意外事故与自然的挑战面前,回声荡漾,他们给法兰西添上一身增值的本领和一种“荷马式的地理”(依据巴特的用语)。

 

最终,应该说,这般英雄的形象交接上一切体育神话的形象:其中当然包括已提到的社会媒体,还有这些既在近旁又不可及的冠军,这些“巨擘”帮助我们思考所处社会的矛盾,也就是一种权利的平等与一种事实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因此,选手们才披挂上不胜枚举的外号与昵称,这些符号也意味着有名无实的亲近:“毛头小伙让”是阿拉瓦纳的外号,“蹩脚货”则是贝尔纳·戈捷,“内洛”就是洛尔迪,“虎皮鹦鹉”是马里内利的昵称,“獾”则指贝尔纳·伊诺。这些是带着敬意同时也很通俗的名字:“在自行车选手的昵称里所掺杂的奴性、倾慕与特权,也把民众定性为看热闹者,看他们所敬仰的‘神’的热闹。”


在这座体育的奥林匹斯山上,一种棘手的形势也强势突出,已经构成了环法车赛的特征:较量的形象。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形,也是因为赛事方便选手之间长时间的接触,彼此结盟与反转,展开决斗式的对抗。然而,拿一切古典的程式来看,赛事的较量似乎已不足道。霸占统治地位的英雄并无敌手,1938年环法车赛的巴尔塔利,对手与他的差距如此之远,以至评论醉心于无休止地描述他的外貌:“他细瘦的胳膊上,暴突的血管令人想起沿着橡树往上攀的常春藤茎。”1964年的环法,被直接的竞争者所威胁的英雄安克蒂尔,同普利多尔在多姆山省较量,骨肉相残的争抢:“正如该隐杀害亚伯,无论如何,兄弟情义也就此在两位车手之间建立。”


或者,当直接的竞争再加上代际的差异,比赛也就更深刻,此外也是更频繁地显现出年轻人与年长者的较量主题。举个例子,人称“国王勒内”的维耶托,二十岁的攀援者,于1934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在比利牛斯山的下坡过程中,牺牲自己的参赛机会,折返,而将车轮给了安托南·马涅,后者可是经验丰富的赛事主宰者;1952年的画面则倒过来,巴尔塔利,已趋年迈的冠军,从一个大山口下坡时,则把他的车轮给了科皮。代际的主题或许最为恒定:1919年的克里斯托夫与朗博,1923年的博特西亚与亨利·佩利西耶,1934年的维耶托与马涅,1947年的罗比克同维耶托(这一次,“国王勒内”变成了良师),1955年的戈尔与博贝,1971年的莫克斯与奥卡纳,1986年的伊诺同格雷格·勒蒙德。他们的较量可谓不同命运的竞争,人们的注意力则一直集中在年轻一代的活力上。


借用1930年德格朗热的说法,正是“年轻的狼”与“戴臂章的老兵”之间的对抗。从这一点上看,1934年的维耶托,树立起一个合乎“教规”的形象:为更年长的首领做出牺牲的殉道者,而《汽车报》似乎也在这个来自戛纳(Cannes)的年轻运动员身上发现“环法自行车赛所需要的角色,勇猛无畏的年轻英雄,坚定又细腻,孤僻又敏感,人们所钟爱的插上翅膀的年轻攀援者”。维耶托的自我牺牲也被理解为一种创痛。无疑,在俄狄浦斯式的失落情绪中,更得加入一层历史含义。体育证明一种不断增强的价值已登临当代社会:早熟被当作赌注,青春被视为成就。在这样一个世界,赛事的功绩正是来自青年的作为。体育运动,特别是环法自行车赛,有着决斗式的较量,已变作某些代际竞争的富于象征意味的例证。这般情形下,传奇似的比赛内容也就清晰地揭示出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部署。

 


从“斗牛犬”到“信息技术人员”


更进一步说,这些超越时光的英雄自有一种精神面貌,一种社会认同与一个形象,数十年来,他们也有所变化。时光不可避免地穿越神话,哪怕某些支配性的极端方面依旧在位。


譬如,归到冠军身上的不少品质,在环法自行车赛延续的过程中,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尤其,选手所呈现的身体变得优美。1904年的加兰被称为一只“斗牛犬”、一头“野猪”、一头“斗兽”,他永远懂得“低头奔突”,身上也有很多被世纪初的专栏作者评价为“惹人注目的”特征。或是再拿法贝尔举例,“白鸽城的巨人”,于1909年在梅斯获胜,因为他懂得“如一头野兽般猛扑”。事实上,运动员的体型得厚实,身躯必须结实,甚至沉重。他们的比赛是体力活,需要明显的力量、密实的强壮、粗犷的外形。


1920年左右,一切已然转变。不再以斗牛犬,而以猎兔犬,来描绘亨利·佩利西耶的特征,他是1923年的赢家。也是人们对于运动员身形的一种新关注,“强大而不沉重,也不臃肿,身材苗条:他拥有猎兔犬一般的速度”。力量,最终不在于很重的分量,而在于适当的计算与细腻。“耕地的牲畜”宣告终结,《汽车报》于1923年断言。此外,数十年间,一种优美化的趋势也随着新说法、新对象的产生而发展。举个例子,1955年,阿戈什蒂纽的身形苗条,“肌肉组织的匀称曲线,以及他那完美无瑕的骑行衫”可谓锦上添花。到了安克蒂尔的时期,则由他“风格的纯粹”与行动的“灵敏”来突出自己纤细的轮廓。从环法自行车赛的初期开始,运动员的姿态与举止已发生难以察觉的变化,直到被颠覆的程度。


更宽泛地讲,环法自行车赛正契合20世纪身体文化的一项显著转变:力量的榜样趋于婉约,身形不再紧绷,柔韧性也增强。集体趣味也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一种直接表现于形体的细腻:无论如何,身体素质与外形的价值都逐渐复杂化。也算一种变化的方式,来赶上不断增长的行为“心理主义趋势”,抑或,更深远地讲,这种方式与行为所体现的新消费价值相结合。


同样,一段遥远的距离把环法车赛早期的工人选手和当今的生意人选手最终区分开来。如今,从另一个方面看,佩利西耶兄弟作为榜样,也造成了一种断裂。


他们以一个更复杂,兴许也更精妙的形象,来替代“肩负职责的学徒”,替换在赛事的早期版本里获仰慕和晋升的光荣战士。他们在1924年引起喧嚣的弃赛行为,是因为他们拒绝被当作“公路的苦役犯”——却也因为这样一个词语的形容而走红——这一事件正标志着一种感受性的变动:人们欢迎准备更充分,更有责任感的选手,而怀疑那种粗略的经验主义与模糊不清的任务。依据产业竞争的新标准,他们已经算作技术人员,还有一重干部与工程师的身份,而不再是简单的工人。他们的表达“我叫佩利西耶,而不是阿佐尔”,最终也是瞄准在一种贵族制的劳动上发生的改变:一种混合着知识、自由与等级准入的变化。运动员的活力依旧被强调,而管理精英和生意人选手也在近期出现。“管理的胜利”,一则将1985年伊诺的胜利作为谈资的广告断言:冠军被认为可以激活一支由“信息技术人员、保健人员和医师”组成的团队。此处,已颠覆一切。比赛的胜利者不再仅仅呈现出一个技术人员的模样,而俨然是一个公司领导的形象。毫无疑问,他获得了赛事经济上的具体胜利,也已实现所掌管的收益。尤其是,他揭示出体育运动与经济之间极度的相互渗透:冠军经理在他公司的内部也要担负起一些职责,使得运动团队的管理与他的产业集团的经营两相融合,其中一个的成功自然受到另一个形象的影响,“两支胜利团队的一种真正的爱的结合”。这样一种融汇,最终,也为英雄所暗示的社会流动性的梦想,提供一个超级写实主义的版本。

 

环法自行车赛开发并推动着一方土地的生根效应。它令一段往昔升值:一方记忆与功绩的土地,也是法兰西的往昔;赛事,在时机成熟之际,也称颂着法兰西环境的统一,或是背景的华彩。环法自行车赛,从这一点上看,确实可称为一方领土的演出,它把一份扎根于特定空间与时间的遗产搬上舞台。只不过,它所提供的演出版本,是一方同质的、诱惑的、庇护性的领土。然而,赛事也可算是伟大环法传统的现代化版本,正如君主的环游,也如学徒或是教育者的环行。赛事重拾一段过往,并加以改变。它甚至宣称可以引领未来,为机器、首字母缩合词与消费对象注入一种特殊的价值,并让其升值,由此引发人们对于赛事本身历史的兴趣。数十年间,环法自行车赛正阐释着,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一个旅游胜地的法兰西的过渡,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直到国民的感受力本身也发生变化,而赛事对于缓解这一情感方面的争端,或许也有所贡献。在此,体育运动依旧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当然,同样也是社会的忠实反映。

 

作者 | 乔治·维伽雷罗

翻译 | 孟婕

译校 | 黄荭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