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婷；实习生 叶文茜
《生命暗章》是华裔作家李怀瑜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这也是她的第一本小说。一经出版，她就凭借此书获得2016年SI Leeds文学奖第二名与2017年的“非布克奖”。
《生命暗章》的女主角薇安是一名美籍华裔女性，她在爱尔兰乡郊健行时，被一名15岁的少年游民跟踪并性侵。尽管薇安及时报了警，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罪犯也被逮捕，但她的伤痛并没有因此结束。
被侵害的薇安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需要持续地与被撕裂的内心自我作斗争。无论是犯罪调查取证的过程，还是后来需要在法庭上与罪犯当面对峙的质证，都加深了薇安所受的“二次伤害”。她必须向警察、医生、心理保健委员会、心理咨询师等一次次地反复回忆受到侵犯的全部过程与细节，除此之外薇安还得在与罪犯钱宁对峙时，回应钱宁的辩护律师意图扭曲事实的羞辱性提问。在访谈中，李怀瑜指出了目前司法机制在处理性侵案件的许多不完善之处——“法庭程序真的不够重视受害者的幸福”，法庭上的关键总是在于“破坏受害者故事的可信度”。
《生命暗章》，李怀瑜 著，陈芙阳 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在书中，李怀瑜采用了受害者与侵害者的双线叙述模式，想借此更深入地探讨性犯罪的发生原因和预防机制。李怀瑜希望让大众知道，强奸犯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怪物，只有将罪犯当做一个“人类”看待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她对于钱宁（加害者）的笔触是冷静客观的，社会的冷眼、父母的分离，可以说钱宁的成长缺乏爱与关怀。在钱宁的成长经历中，女性受到歧视对待甚至被当作玩物，而他的父亲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暴力。作为游民族群的一员，钱宁并没能接受很好的学校教育，加上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偏见与排斥，他只好与身边的不良青少年为伍，近墨者黑。种种因素相加共同造就了钱宁与薇安的不幸。
李怀瑜从创伤中康复后一直致力于帮助受到性侵的受害者，她的书鼓舞了许多#MeToo运动的支持者，获得世界各国读者的热烈反响。她在TED 演讲中说道：“我想让所有的性侵幸存者，能够不受侮辱和评判地讲述真相。”
01
谁制造了罪犯
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新京报：因为担心社会偏见或报复，许多性侵幸存者不敢诉诸法律维护自身权益。配合警方调查也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因为她（他）们需要再次回忆这段可怕的经历。但你选择了诉诸法律途径，并以这段经历为基础写了一本书。是什么支撑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李怀瑜：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不去写下这段被强奸的经历是不可能的。我怎么能在经历过这样一个改变人生的事件后，不去通过写作来将其讲述出来呢？尤其是，当我知道这是一个会影响我们这么多人的话题时。
事实上，在我受到袭击的几周后，我就写了《生命暗章》的序言，这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想法：将受害者和罪犯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而这两个人来自非常不同的生活世界。但是我知道，在准备好落笔这本书前，我需要等上几年。当我能从心理创伤中恢复时，我才能把它写成小说。
五年后，我终于能开始创作《生命暗章》，这当然不容易。但是描述我被强奸的事显然比经历那件事容易得多。创作让我将自身的创伤转化为一件我可以掌控的艺术作品，一件与实际经历完全相反、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品。
写薇安（作品女主人公）的章节在情感上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当我描述薇安的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时，我不得不重温那些我生命中最黑暗的片段。作为一名作家，我以第三人称视角提供了一点距离感，这使我能重新回顾我的生命创伤，并将其重新构建为小说。我尝试着用语言如何能最好地反映薇安在某些特定时刻所经历的孤独感和破碎感。就我个人来说，我想，在我写这些部分的时候，我哭了很多次！但是我也获得一种微弱的力量感，因为我可以告诉我自己：“看，我经历过了那些，但现在都过去了。”在围绕着我的生活经历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不知怎么获得了对心理创伤的掌控感，这是我在犯罪案件实际发生时所没有的。
新京报：你参与了许多帮助性侵受害者的活动，分享你的故事和观念。在这些活动中遇到过不合理对待吗，（比如歧视）你会如何处理它们？
李怀瑜：在推特上，我的确遇到过一些对我的行动主义发表辱骂或轻蔑评论的人。有人说我是在编造自己被强奸的经历，好让我的书卖出去（即使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和法律文件可以证明这场犯罪的确发生了）。这当然是令人恼火和沮丧、感觉备受侮辱的，但是我必须告诉我自己去无视这些评论。因为我更大的目标是告诉世人真相，教育人们性暴力的现实情况。
李怀瑜，出版方供图。
新京报：你选择从受害者和犯罪者两个角度来写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想到要从犯罪者的角度叙述？还详细描写他不幸的家庭背景？去揣摩犯罪者的心理并力图保持客观，在你的故事中是必要的吗？
李怀瑜：如果没有钱宁的视角，《生命暗章》将会是一本完全不一样的书，而对我来说，写这本书会缺少很多乐趣。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来描述钱宁，我在试图突破我作为一名作家和幸存者所能思考与感受的边界。我还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开始将犯罪者看作“人类”，他们的经历、家庭养育和个性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性暴力行为，他们不是天生的“怪物”。如果我们不能去理解这些导致犯罪行为的因素，我们将永远不能去防止犯罪在未来的发生。
我想要读者去明白为什么钱宁会这么做。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处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这就是他学会歧视女性和暴力行为的原因。他的成长伴随着被边缘化与贫穷，作为游民他面临着许多歧视，他认为这个世界并不关心他，那他为什么要关心他人呢？因为他能接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学会了去夺取他能得到的一切，而不去关心他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
02
“完美受害者”偏见
我们总认为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官方帮助性侵受害者的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你认为一个好的救助性侵受害者的体制应该是怎样的？
李怀瑜：我觉得让公众了解刑事司法程序对强奸受害者带来的伤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要通过在书里写这一章来展现它。我做了很多研究，观察伦敦和贝尔法斯特的强奸审判，在法庭上如影随形地追踪出庭律师，咨询检察官。
法庭程序真的不重视受害者的幸福，辩护的主要论点是为了完全破坏受害者故事的可信度。这对受害者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侮辱和伤害，它并不能帮助受害者恢复。除此之外在罪犯面前公开作证的预期想象是很可怕的。这种恐惧对受害者生活的重建有巨大的破坏性。在理想的世界中，受害者不需要在法庭上面对罪犯；在受害者经历刑事司法程序时，他们可以获得司法支持，质证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不喜欢陪审团审判这些案件，因为我觉得公众对于强奸案中的受害者的言语、行动和外表怀着有问题的认知错误。以上要素与行凶者实际犯罪与否无关，然而受害者却经常因此被审判。
《生命暗章》英文版 Legends Press，2017年9月
新京报：人们总是要求受害者是一个“完美受害者”的形象，这意味着受害者需要是无可挑剔的、柔弱的、天真纯洁的。此外，受害者在面对突然而来的袭击时还需要做出完美的反应。当现实中的性侵受害者不符合这些要求时，人们就会严厉地指责受害者，而非罪犯。你如何看待这种刻板偏见？你觉得造就这种偏见的原因是什么？
李怀瑜：强奸是一件改变人生的可怕事件，而这仅仅是因为罪犯决定这样去做。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喜欢去认为我们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坏事只会在人们做出错误决定时发生，所以这些人需要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感到内疚和负责。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强奸案受害者受到指责的原因。很多旁观者会认为：“我永远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这种想法为他们提供了些许安慰。毕竟，如果你认识到你的人生可以在一瞬间之内被改变，尽管这不是你的错，那是多么可怕啊。
新京报：我们看到，时不时爆出的许多关于女童受到性侵害的新闻，有些女童甚至不满十岁。据调查，儿童性侵受害者的数字是庞大的，但许多儿童受害者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寻求警方援助。我们应如何帮助这些年幼的受害者？
李怀瑜：我们必须警惕儿童受到虐待的迹象，并表明我们愿意去倾听她们的故事和相信她们。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罪犯为此担责，让虐待行为停止。孩子们不太可能去告诉警察，但她们可能愿意去告诉她们的学校老师、朋友或亲戚关于虐待的事情——只要她们觉得自己会受到信任。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为什么受到性虐待的大多是未成年的女孩，而不是男孩。
03
＃MeToo与女权主义
任何指控都必须得到严肃对待
新京报：曾有女性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其受到性骚扰的经历，她的诉求被网民广为传播，并收获大量支持。被指骚扰的男子也受到强烈谴责。然而，警方调查后发现该名女子在撒谎。现在有人担心，＃MeToo运动会被滥用为恶意诬陷的工具，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你认为社交媒体在＃MeToo运动中的角色是什么？
李怀瑜：＃MeToo 运动创造了一个让受害者更自在地分享他们经历的环境。所以，我认为社交媒体在鼓励这些交流方面非常重要——它的匿名性让幸存者们能更容易地避免和性侵关联在一起的污名。它让幸存者们联系在了一起，她们意识到还有别的受害故事，她们不是孤独的。
正如其他的任何犯罪一样，某人被诬告的危险总是存在的，所以任何指控都必须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但是在当前社会，不当性行为和性侵犯发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少数的错误指控数量。
新京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一个叫做“性行为中的知情同意为何如此困难”的话题被热烈讨论。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同意”的定义会很不同。伊藤诗织曾在采访中提及，日本的司法中并没有“同意”的概念，日本受害者需要证明其受到暴力或威胁的痕迹，否则难以证明被指控者的罪行。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李怀瑜：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实际上并不涉及身体上的暴力。女性经常受到强奸，因为她们处在一个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性别力量不均衡的环境中，或她们受到口头或社会方面的威胁（而不是身体上的威胁）。但这并不代表她们已经同意了。但是你怎么在法庭上证明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和我们的公众态度）需要对于可能导致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软控制”（soft control）和低可见性的权力滥用更加敏感的原因。
李怀瑜，出版方供图。
新京报：＃MeToo 运动为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有一些法国女演员写公开信说，她们反对运动中的受害者扭曲、损害两性之间的性交流（比如调情）。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怀瑜：调情和不尊重性同意之间有很大区别。如果双方都喜欢性暗示的互动并参与其中，那你可以将其定义为调情。但是如果它（对于一方来说）是不受欢迎的，那这就是性骚扰，这会对受害者带来威胁。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男性需要更加敏感地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否不受欢迎。最后，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问问对方是否喜欢这种调情——或是对方是否觉得这种调情让人厌恶！
新京报：东亚地区在性别议题上一向持较为保守的态度。你如何看待当前东亚地区女权主义的发展？
李怀瑜：我们认为，在亚洲，性侵犯带来的羞辱与污名要比西方更加严重。但我去宣传《生命暗章》时遇见的亚洲女权主义者让我感到惊喜和印象深刻。去年，我的韩国出版商，韩格萨出版社（Hangilsa Press），带我飞去首尔进行了一场紧张的宣传之旅。在韩国，她们真的将我的书与＃Me Too运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能够和被我的书所打动的韩国女权主义者、性侵幸存者和活动人士交谈，这令我感到惊喜。我知道，最近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都有出版其他关于性虐待和性骚扰的书籍，这些书籍对读者产生了影响。不管文化态度如何，性侵犯不幸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女性。我认为在世界不同国家开展的女权运动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努力与之斗争。
新京报：就你的观察，当前的女权主义运动有什么新的发展趋势吗？你觉得对于女权主义运动来说，最大的阻碍是什么？你认为，女权主义运动未来的发展重心将在何方?
李怀瑜：我觉得其中一个危险是这种非常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通常是消费主义的女权主义方式。这个观点认为，一个现代的、有能力的女性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拥有一切：一个有意义的职业、漂亮的衣柜和身材，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美满的性生活，等等。那不是女权主义。女权运动的核心是认识到迫使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通过斗争努力消除它们。尤其是，女权运动需要包容和多样性。我们需要认识到，种族、教育、性取向等这些方面的差异会经常导致女性在生活中遇到不同的障碍和经历。
新京报：本书出版后，你与世界各国的许多读者进行了交流。读者的反馈如何？你觉得本书出版后有达成你最初的写作目的吗？
李怀瑜：总的来说，反馈非常积极，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热烈反响。值得惊喜和肯定的是，我从读者处听到，我的书验证了她们的自身经历。此外，我遇见了其他的幸存者和支持者、认识到我们有如此多的人一起努力发声，去分享我们的经历，并改变我们社会对待强奸与性侵犯的方式。如果我们都能够公开地谈论这些经历，停止对受害者的审判，那么我们就能揭露这些犯罪案件的真相。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我们离这个目标更近一步。
采写丨张婷、叶文茜
编辑丨走走、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