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将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展，展出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拜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莎士比亚、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柯南·道尔等英国文学巨匠的手稿和早期珍贵印本，内容涉及诗歌、戏剧、小说三个领域。此次展览有两点尤为难得：一是所有英方展品均系首次在中国亮相；二是整个展览除了展示英国世界级文豪的手稿、珍贵印刷版本之外，还从国内藏品中精选相应展品，展示了这些作品在中国翻译、传播的过程及其影响。

　　4月18日至20日，在正式开展之前，国家图书馆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预展，专门组织中外新闻媒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专场参观采访。　　

　　拜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

　　英国浪漫派诗人与中国社会文化变革

　　据此次展览的英方策展人介绍，在展品方面，选择的是在中英两国都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作品，比如诗歌方面是三个有世界影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众多辉煌的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被誉为“抒情史诗”。国图此次展出的正是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拜伦《唐·璜》手稿，拜伦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记了修改过程，呈现出思考、写作的过程。在拜伦之前有很多英国作家写过唐·璜，但都是花花公子的形象，拜伦笔下的唐·璜则出人意料，是一个被人追求的英雄形象。为配合《唐·璜》手稿，国图精选了早期收藏的《唐·璜》西文版本及早期的译本、改编再创作本、插画版的拜伦作品集等。这其中有最早梁启超节译的拜伦《哀希腊》，这首诗拜伦写于1819年，当时希腊正遭受土耳其的奴役，拜伦将古代希腊的灿烂文明和人民英勇斗争、捍卫自由的精神与当时希腊受凌辱的现状进行对比，激励希腊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战。梁启超翻译时强调诗歌翻译的社会政治功能，使其成为民族救亡和复兴的符号象征。

　　展出的第二位诗人手稿是柯勒律治创作《古舟子咏》时的笔记本。现存的柯勒律治笔记本共有72本，其中55本藏于大英图书馆，此次展出的是其中之一，包含了备忘录和诗歌的草稿。从1806年9月到1810年11月，柯勒律治在这本笔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名诗《古舟子咏》的部分草稿。《古舟子咏》是一首令人难忘的音乐叙事诗，简洁的结构和朴素的语言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罪与赎罪的故事。在这首诗中，一位古代水手讲述了他在航海中故意杀死一只信天翁的故事。在英国，信天翁被认为是好运的象征。这个水手经受了无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后，才逐渐明白“人、鸟和兽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存在着超自然的联系。这首诗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标志之一，在中英两国都非常著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珍贵的藏品，展厅现场背景墙上这些英国大文豪的肖像、展板画作均从中英两馆珍贵的藏品中选取制作，《古舟子咏》展区背景墙上就是一只翱翔于海上的信天翁，完美配合了作家手稿的展示。此处还展出了国图收藏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柯勒律治英文著作，是被作为当时的英文学习用书，可见出当时的英文教学情况。

　　华兹华斯是柯勒律治的好友，两人曾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华兹华斯是浪漫派的奠基诗人，《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本次展出了他交予出版商的这首诗的原稿。华兹华斯的许多作品，包括这首诗，灵感都来源于他出生并生活过的英国湖区，丰富多变的自然景观触动了他的创作。《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作于1804年，发表于1807年，也常以《水仙花》之名为人所熟知。在华兹华斯这份交给出版商的手稿上方，他注明了这首诗在整卷诗中应如何编排，从中可以了解诗人的读者意识、出版意识。华兹华斯对中国影响深远。在展厅中特别展出了两件非常有意思的藏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革命的倡导者胡适曾引用华兹华斯来阐释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以此来印证白话诗的必然性；与胡适观点相左、主张保守的学衡派则同样引用华兹华斯来谈古体诗的创作。两派观点对立，却在著作中引用了同一位英国诗人为自己做支撑。

　　莎士比亚、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柯南·道尔：

　　他们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中国，喜欢莎士比亚的“莎迷”不在少数。此次展示了莎翁经典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在1599年出版的第二版图书，此书莎翁在世时就已出版，被认为最忠实于原作。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版在1597年已经出版，但内容与其他版本迥然不同，因而被认为另有所本。第二版的标题页注明此版本是“最新勘误增订本”，表明它是忠实于莎士比亚原剧的改编本。此本原为英王乔治三世旧藏，现为大英图书馆国王图书特藏之一。为配合英方的莎翁展品，国图还专程从浙江嘉兴图书馆借调了天才翻译家朱生豪翻译的莎翁作品手稿。

　　《简·爱》是不少女性心中的爱情圣经。此次展出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手稿是一大亮点。手稿通篇可见修改痕迹，文字被分割成不同区块，旁注出版商名称。该稿有明显的指纹墨印，应该是在交付印刷作坊时染上的。标题页的上方签有夏洛蒂·勃朗特的男性笔名“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认为这个笔名可增强小说的可信度，同时也可避免她的熟人们对号入座，这对于研究夏洛蒂·勃朗特时代的女性创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份修订手稿共分三卷，此次展示的是第一卷。展览同时展出了《简·爱》的早期译本。1925年，周瘦鹃最早将《简·爱》翻译成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孤女飘零记》，扩大了小说的知名度，译者删节了原著中的大量景物、心理描写，突出情节和对话，措辞简练，有浓厚的章回小说特色。1935年，李霁野翻译出版了《简·爱》的完整译本。到今天，《简·爱》在中国已有近百种不同译本。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写下这句话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很早便在中国流行。清末林纾评价狄更斯的作品时说，“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今译者啼笑间作，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将自己比喻为原作者的傀儡，可见译者对原著的崇拜。本次展览展示了狄更斯小说《尼可拉斯·尼克贝》的手稿及《大卫·科波菲尔》带原版蓝色书皮的合订本。对比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失踪的中卫》手稿会发现，学医出身的柯南·道尔手稿极其整洁，以至于很多人会误以为他的初稿就是誊写稿，而狄更斯的手稿中则有较多修改的印记。

　　据大英图书馆文教部部长Jamie Andrews介绍，本次展览是在两馆的通力合作中应运而生，从策划、筹备到实施，两馆紧密合作，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学盛宴，对于推动中英文化交流互鉴、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展览也是大英图书馆在中国更大的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而且是首次活动，目的是共享知识与文化，该项目将会持续多年。此次展出的两百多件藏品都将实现数字化，在官方网站供读者浏览，并提供中英双方专家的赏析解读。

　　为了配合此次展览，国家图书馆还策划了一系列相关活动。4月20日，国图公开课举办了主题为“跨越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特别活动，邀请中英两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接受访谈，清华大学教授王宁发表中英文学作品互译与影响的主题演讲。4月21日展览正式开幕后，两馆的领导及业务专家将举行中英两国图书馆业务交流活动，并举办“英国文学在中国”主题沙龙，邀请中英两国的英国文学领域研究专家及普通读者参与，搭建观众交流平台，丰富观展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