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陶纯长篇小说新作《仪仗兵》近日面世，作品深切书写了一代仪仗兵的成长历程和精神品格，以及这一兵种身前高昂着的国家尊严和时代精神。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陶纯揭开了这本书写作的幕后故事。

一次意外的文学收获

在陶纯的写作清单里，长篇小说《仪仗兵》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说：“我在军队系统的文艺创作室担任专业作家数十年，到各种不同的军兵种体验过生活，就是没有机会到仪仗队走一走，以前更没有想过会写这支特殊的部队。”

那是2016年春天，影视公司制片人陈冬冬找到陶纯，希望他担纲创作仪仗兵的故事。陈冬冬所在的公司2000年前后曾制作过一部八集电视剧《中国仪仗兵》，于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反响强烈。十多年过去，仪仗兵有了许多新的故事，应该有一个更长的作品来展现它。陶纯说：“我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走近这支‘门面’部队的机会，本来已经‘宣布’不再写剧本的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陶纯荣幸地来到三军仪仗队采访了两个月之久，他几乎每天都和可爱的仪仗兵们接触，看资料、做采访，同一个食堂就餐；正课时间，仪仗兵们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他就在操场边转来转去，近距离感受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三军仪仗队体验生活的日子，每一天都能令他感动，他看到战士们流出的汗水，即使是严冬，也照样湿透衣衫，他见过一张照片：寒冬腊月的训练场上，一个士兵后脑勺上淌下的汗液，居然冻成了冰锥，这张名为“冰锥”的照片，瞬间让他泪目。

但写剧本有许多不确定性，随时可能“下马”，正当陶纯进入故事大纲的写作时，赶上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地方影视公司和军方的合作遇到了难题，迫不得已，仪仗兵题材的电视剧本创作就此停摆。

“剧本搁浅之后，当时我就想立即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却又感觉题材重大，不好驾驭，一时不好下手。”陶纯说，到了2022年，他愈发清楚意识到，自己不能白白浪费掉这么一个好题材，不能将当年辛辛苦苦攒下的素材埋没，他决定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将小说写出来。

以“硬刚”细节书写仪仗兵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仪仗兵》，详细记述了主人公李振杰“破茧成蝶”的全过程，除了日常风吹日晒下的艰苦训练，就连对爱情的判断和取舍也成为了他的一堂“必修课”。在这样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锤炼之下，他终于成为了仪仗队的代表人物。更为难得的是，这部作品还生动书写了仪仗兵群像，他们各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

陶纯揭秘道，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除了女主人公罗澜完全是虚构的之外，其他人物，可以说都有现实原型，都有影子。“这与这个独特的题材有很大关系。只不过，我要把原型故事打散，然后再重新捏合，使现实中的人物成为小说中的人物。”

陶纯还揭秘说，“李振杰”这个人物的名字，是从三个现实人物身上各取了一个字，“李”，取自李强的名字，这几年人们经常在《新闻联播》见到李强率队出场，他担任仪仗司礼任务的执行队长，很吸引人的眼球；“振”，取自朱振华，他在2009年国庆大阅兵时担任军旗手；“杰”，取自张洪杰，1999年、2009年大阅兵时，他都担任护旗手，2015年大阅兵担任了军旗手。

此外，书中卢天祥的原型是李本涛，李本涛亲身经历了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国旗、会旗升旗手，担任过仪仗大队的大队长。“卢天祥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李本涛的精神气质。但是作品中卢天祥身上发生的很多故事和细节，也融合了其他人的。”陶纯说。

着力书写仪仗兵群像，这是陶纯刻意追求的。他说，写作过程中，经常想到金庸先生武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比如郭靖、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无一不是历经无尽的磨难，在一众高手有意无意地点拨、栽培之下，而终成侠之大者，登顶武林。“采访中我真实的感受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个英雄的集体，没有这个淬火为钢的熔炉，那些刚来时还不会打立正，不会叠背包的士兵，成长不会那么快，也达不到后来的高度。”

为了凸显人物形象，《仪仗兵》一书中有大量扎实、细密、感人的细节，令读者如同也身临仪仗大队，和仪仗兵一起经历低谷，一起享受喜悦。陶纯说，“振杰的成长进步，伴随着严苛甚至残酷的训练，像练习长久站姿、步幅、军刀礼、嗓音、不眨眼睛等等细节，我身边有不少军人朋友、战友，他们对仪仗兵也有一点了解和接触，但并不清楚要经过这样程度的训练，也是看了小说才知道的。”他认为，这再一次说明，采访和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如果是走马观花，就不会有这么多“硬刚”的细节，这个人物、这个小说就减了成色。

将“向上的动力”传递给读者

陶纯16岁入伍，有着40多年的军龄，如果从1986年发表处女作算起，到现在已经有38年了，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军事文学写作，锲而不舍。

尽管如此，对于陶纯而言，这次创作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首先，如何书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经历的重大历史节点，八集电视剧《中国仪仗兵》是从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写到1997年香港回归。“我就想，应该顺着这个时间段往下写，一直写到2015年的9.3大阅兵。这是我2016年去仪仗队采访之前，就想好的。”他坦言，从1997年到2015年，十七八年的长度，可以重点写出两代仪仗兵的成长。同时，为了增加作品的厚度，他还把仪仗队从延安时期就已存在的历史，也通过一条情节线带了出来。

其次，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公也是写作中最难的点。在陶纯看来，“主人公最后肯定是一个最牛的仪仗兵，但他当兵之前是个城市兵还是个农村兵？是个好孩子还是个‘坏孩子’？久久思索之后，我确定了现在这样的人物设置：一个山东农村的‘坏孩子’，阴差阳错来到仪仗队，开始别人帮助他成长，后来他帮助别人成长。”陶纯说，事实也是如此，仪仗队几茬执行官、大阅兵军旗手护旗手，大部分来自农村。“对于那些以年轻人为主人公的作品来说，成长是永恒的主题，怎样让他成长，让他有别于人，让他新颖、独特、可信，而又总是出乎意料，才是考验作家的那一道题。”

对于陶纯而言，写作中面临最棘手的问题不是怎样把握写作尺度，而是怎样把那些真实的素材小说化，“如果它被人认为不过是堆砌素材，有点像报告文学，这才是最大的失败。”但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陶纯没有听到有人说它像报告文学。

“他们的对面，没有敌人，他们的‘对手’，除了战友，就是自己。训练场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万千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正步走，向右看——极为单调、枯燥。每次上训练场，都是一次淬火。”陶纯说，他作为一名老兵，作为这些孩子们年龄上的“父辈”，深深感到，他们的苦与乐，悲与喜，他们的成长与进步，不能老是关起门来不让人看到，而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这是一种向上的动力，是金钱买不来的，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种东西，有了它和缺乏它，对一个人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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