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对这一历史时期，应该如何看待和称呼？一直以来都有“五胡乱华”之说，一个“乱”字揭示出了政权林立、彼此攻伐、各族黎庶百姓遭受巨大痛苦的事实。特别是中原地区因其人口密集、生产发达、物质富庶和文化先进，中原百姓遭受战乱带来的灾难更加深重。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观之，虽然“乱”字描述了相当部分的客观真实，但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忽视了五胡政权后期的转化。在进取中原的过程中，大部分五胡政权从政治观念到文化习俗都迅速主动选择“中华化”，主动追求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使得彼此间的战争逐渐演化为争夺中华正统、寻求南北一统的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入华与乱华的最显著差异在于，入华是主动的向中原文化学习，而乱华则明显带有被动式的毁坏、入侵色彩。所以，称这一时期为“五胡入华”明显更加符合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多民族交融和中华文化传统，也更加实质地揭示出各族群从大碰撞最终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现有史料为“五胡入华”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支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统治者继续推崇“大一统”国家观，承袭了两汉的各项基本制度，体现出了主动向“汉”文化学习、融入的心态。

　　在政治层面，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长城内外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等众多族群，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护官员、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仟长”、“佰长”、“什长”等各级官爵，带有“归义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这些名号并非虚名，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五胡”政权由多族群参与，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6%，其他鲜卑人占11%，其他少数族群占10%，汉人占53%；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族占27%，其他鲜卑人占14%，其他族群占14%，汉人占45%；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4%(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占9%，其他族群占4%，汉人占63%。后秦可统计的30种中枢之官32人中，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铁弗匈奴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2人，屠各1人。

　　在社会层面，北魏实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离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组织。天兴元年(398年)，北魏攻打后燕取得大胜，在代地大范围解散部落民，使其“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部落大人“皆同编户”。拓跋珪在登国元年(386年)改称魏王后不久，北魏就实行了“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后又数次针对不同群体实行了类似政策。这一政策试图使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脱离关系，使之由部落成员转变成为国家的编户，定居、分得土地以从事农耕或定居牧放，不得随便迁徙。基于血缘的氏族转变为基于地缘的编户。由此，北魏加强了中央集权，开拓了财源和兵源，各族群胡人旧有的社会关系也被重组，使前秦苻坚那种一场战役失败后部将即各奔本族、独立称王的局面不复重演。

　　在法制层面，在律学与法制上，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魏明帝时制成魏律18篇，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定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即《晋令》40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魏晋“律令分途”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以“不道”罪禁同姓为婚制度等，体现了法制建设上的胡汉交融。

　　在乐舞层面，“戎华兼采”的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胡笳、羌笛、琵琶、竖箜篌、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晋室南迁后，清商乐发生变化，形成“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乐之伎”的现象。龟兹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皇亲贵族都酷爱龟兹乐舞，北齐文宣帝高洋在演奏龟兹乐时，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与北周的《城舞》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胡舞、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

　　在语言层面，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或夷越之音。在书法方面，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筑风格、青绿山水画风与游牧生活场景、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如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

　　回到问题本身，“五胡乱华”与“五胡入华”的背后所表明的是不同的历史认知和理论范式，一种将五胡视为乱华的来源，其实就是视“五胡”为“他者”；而强调夷夏同源、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则将“五胡”视为对不断发展着的中华文化的补充与融合，实事求是地描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融合过程，也真切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五胡入华”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性增加的过程，更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作者简介：彭无情，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应昊，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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