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叙利亚十年内战间，数百万的叙利亚国民被迫流离失所，目前有350万叙利亚难民居住在土耳其，然而还有超过85万的叙利亚人暂居黎巴嫩，他们在等待战争平息，渴望重返家园。
居住于黎巴嫩的叙利亚妇女们在异国艰难地回到往日正常的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通货膨胀让黎巴嫩经济下行。根据去年12月联合国发布的评估报道，89%的叙利亚难民生活贫困，2019年10月以来，黎巴嫩的食品价格几乎上涨了两倍，有一半的叙利亚难民陷入粮食危机，并且由于努力支付食物和房租，他们负债累累。
对于妇女来说，经济压力更加严峻，这些家庭的主妇常常更直观地面临着全家在粮食上的紧缺，也不再有条件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孩子们辍学后，一般会去工作补贴家用。
75岁的Foza：家乡的房子被炸毁后，我丢掉了家门钥匙
我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关于过去生活的印记只有一张合照，是我和已故丈夫的合照——为了纪念他，我把这张照片放大挂在出租房里。
当我离开叙利亚的时候，家乡的房子还没有被战火毁坏，丈夫在战争之前就去世了，战争还没打响的时候我们就时常没有安全感，于是孩子们先离开了，之后我也去了黎巴嫩和他们一起生活。
走的时候我只带了这张照片和一些衣物，锁上公寓的门，我想，为了体面稳定的生活，我们可以付出一切财力和精力。当有人告诉我家乡的房子已经被炸弹炸毁时，我只是平静地丢掉了家门钥匙，从那之后，生活变成了生计，而幸福这个词，我也不会再提及了。
现在我对这些身外之物都不再看重，我和孩子们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49岁的Mariam：再过十年，我们可以回家吗？
这是我住在黎巴嫩的第四年，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们的家里没有电，只能去买饮用水，支付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他们都已经辍学了，我时常担忧，未来他们会因为学历被人歧视。
我经常会想到以前在叙利亚生活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幸福、体面，不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丈夫的工资足以支撑我们一家人的支出，我也不用为了收入发愁外出打工，内战发生前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关于“幸福”最深刻的记忆了。
再过十年，我希望我们能回到家乡，孩子们继续上学读书。
18岁的Abir：回不去的除了家乡，还有未完的教育
这是我来到黎巴嫩的第八个年头，十岁那年，内战开始了，父母告诉我们，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只是暂时搬到黎巴嫩避难，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想着只是短暂的休学而已。
而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也将要出生，我和公婆住在一起，母亲固执地没有离开叙利亚，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只是每个月会打一次电话。
我每天在养殖大棚里种植草莓，经济不景气，在叙利亚的家乡也被战火波及成了废墟，这里的生活过得也非常拮据，过去我在学校里接受着教育，渴望成为有学识的人，而在怀孕之后，我就完全放下了重返学校的念想，但是我会尽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我对于将要做母亲这件事十分忐忑不安，在医院生产的费用非常高，我们的钱不够，但之后如果有足够的钱，我会再去看一次医生。
如果经济继续不景气，我要怎么给我要出世的孩子一个体面的生活？
27岁 Nisrine：离开叙利亚的时候，只带了几件衣服和御寒的毛毯
2011年，炮弹炸毁了我们的村庄，村庄离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很近，我们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从叙利亚搬到黎巴嫩。
一开始我以为只要十天左右就可以回家，只带了几件衣服，冬天很冷，我又带了一条红色的毛毯。
现在我在农田做农活，赚钱还房租，他们每天给我10000黎巴嫩镑（4.7英镑）的工钱，即便如此每个月都会累积债务，只能在下个月尽力还清。为了省钱，我必须为婴儿减少换尿布的频率，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干干净净地生活，他们也会经常清洁，但是因为装水的工人很忙，我们一家也不会每天都洗澡。
我没有接受过很高的教育，在当时的年代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低，当我读到六年级的时候，父母说：“现在你已经能认字和写字了，已经足够了，可以来田里帮忙做农活。”
现在我的孩子都在上学，但是因为疫情他们只能在家读书，除此之外也会去田里父亲一起做农活。
如果回到叙利亚，丈夫会被征入军队，但即使在叙利亚我们挤在小房子里，也会觉得充满了安全感，因为我们可以在家乡的土地上，和一家人在一起。
36岁 Khaldieh：儿子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我在黎巴嫩生活了4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出租屋里，因为背痛我不能去田里干重活。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和儿子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我不希望他未来也过这样的居无定所的日子。
现在我和我兄弟一家住在一起，八个人挤在小出租屋里。每天要断电两三个小时，晚上停电去厕所的时候，我们只能随身带个小灯，或者带一个孩子或一个男人，才会觉得更安全。
每个月我会领取联合国发放的津贴，有150000黎巴嫩镑（70英镑），但对于维持我和儿子的生活还远远不够，过去几年，因为通货膨胀，很多东西的价格上涨了很多倍。
我希望我能恢复工作，买得起衣服，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为自己的孩子买很多东西，现在他上学的学费也是找别人借的——我负债累累。
之前在叙利亚的时候，我们收入也很少，丈夫入狱时我的儿子只有一个月大，我过去在农田里采摘水果和农作物，但现在因为身体原因我也难以从事这样的工作。
人们因为我是个单身母亲而议论我，但是我自己有能力养活儿子和自己，也不想被人看不起，儿子对我来说是我唯一的盼头，为了他我才有继续努力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35岁 Nafla：丈夫每天看叙利亚的新闻，变得越来越沉默
2017年我来到黎巴嫩，现在我有四个孩子，两个在叙利亚出生，还有两个出生在黎巴嫩，我之前是一名老师，但是我的孩子现在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去学校上学，这些十五六岁的住在帐篷里的孩子们还不会读写，但是他们却要学会如何在这样艰难的经济状况下生存。
因为是叙利亚的难民，这些孩子在当地的学校很难被接收。
我想为他们在帐篷里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教他们历史，但是目前的情况很难实现。
在叙利亚的时候，我和丈夫住在整个家族的房子里，和他的弟弟一起，因为收入拮据，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四十几天的时候就去找工作了，我带着儿子一起去教书，回家之后我会继续做家务。
叙利亚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工资发放也很非常困难，我有一整年没有拿到工资，虽然生活困难，但是那一年同事们互相帮助，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后来，我们的村庄被占领，第一件事就是禁止男孩和女孩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他们不断地在很多方面提出限制，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情境会发生：我们被要求蒙面并带手套遮住双手。
后来限制和管控越来越多：如果妇女露出了眼睛，会要求她出示身份证并拘留她的丈夫；如果孩子穿了一件有标识的上衣，他们会将父母逮捕入狱或者罚款。要交的税越来越高，即使我们要从橄榄树中提取橄榄油，他们也要收取我们的部分收益。
我怀着8个月的身孕坐船逃离叙利亚，当离开边境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家。
我的丈夫刚到黎巴嫩的时候在攒钱，他觉得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恢复往日的生活，但是他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叙利亚国土充满了杀戮、破坏和战火，变得越来越沉默。
“叙利亚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没见过一天的和平”
自2012年起，WeWorld组织就一直在援助在黎巴嫩的非正式居民和社区里的81000多名叙利亚难民，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并确保孩子能接受教育。
截至2021年3月15日，叙利亚冲突爆发已经十年，似乎很难再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回忆起它曾经的宁静。每一处残垣断壁，每一段颠沛流离，都在讲述着战争“后遗症”带来的创伤。
（图片来源《卫报》综合报道）
武汉晨报实习记者 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