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桃杀三士画像石，石质，汉代，长110厘米，宽41.5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

二桃杀三士画像石中，有三个人，高足豆右侧站立着武士（公孙接）伸出手傲慢地取到了盘中一桃，十分镇定与自我，反映出自负的性格特征。高足豆左侧的武士（田开疆）亦不甘示弱，他右手握剑，正伸手抓盘中另一桃，唯恐自己落后。离豆稍远的武士（古冶子）马步横扎，脚似弹簧，蓄势待发，却发现已落于人后，无望的他不仅怒火中烧，左手紧握剑刃已不觉疼痛，胀大的脑袋把他冲动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个人私欲膨胀和极度愤怒的状态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跃然石上，不禁让人拍案叫绝。

此幅画像石描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齐景公身边有三个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人号称“齐国三杰”，他们个个英勇无比，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但他们却恃功自傲。齐国相国晏婴担心“三杰”为势力日趋强大的田氏效劳而危害国家，屡次建议景公除掉“三杰”，然景公很为难。晏婴于是想出一计，他给了三位勇士两个桃子，要求其“计功而食桃”，三人私欲膨胀互不相让，古冶子因没抢到桃而拔剑自刎，公孙接、田开疆二人清醒后羞愧难当亦持剑自杀。

此幅画像石画面较为简约，画面构图简洁明快，人物塑造劲健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个勇士张扬的动作、飞动的衣衫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表现的淋漓尽致。画像砖所营造的意象造型的艺术感染力较强，虽然民间画工写实造型能力有限，但画像砖表现出的三位武士形象的神韵和个性，深刻地反映出了工匠对历史事件及人物丰富联想，以及以形写神的造型技巧。

“二桃杀三士”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典故，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集中体现出 “仁义”、“舍生取义”等儒家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其说各异，它们分别代表了先秦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与愿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世变持不同的见解，并提出不同的治世‘良方’。各家各派相互争雄，相互辩难，又相互影响，相互吸取。”^[1]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思想的儒家学说。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百家”进行分类，主要谈到六家，即阴阳、儒家、墨、名、法、道。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开创者，被奉为“圣人”，孔子一生都在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四处奔波却处处碰壁。在他之后，先秦儒学先后经历了孟子、荀子等重要阶段，但始终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秦始皇依靠法家思想治国，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特别是实施的“焚书坑儒”，对儒学的发展形成沉重打击。秦朝灭亡，汉取而代之，儒学的发展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西汉初年至文景时期，汉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惨痛教训，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被统治者接受，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发展至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极大恢复和发展，国力逐渐强盛，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建立。

政治上的大一统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汉初相对宽松的环境使得诸子百家继续发展。文献记载汉武帝曾策问当时的大儒董仲舒：“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2]从此策问可以看出，当时诸子百家对历史的看法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这种情况不适应中央集权主义的发展需要。于是，作为汉代儒家学说代表人物的董仲舒附会《春秋》经义，吸收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王统治的成分，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期统一天下民众的思想观念。

汉武帝听从这一主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等政治主张，并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儒学由此得以全面复兴，由过去的民间学说一跃成为官方之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统治地位。“儒家经学成了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和政治工具，并开始渗透到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过这时的儒学与以前相比已大不相同，它在先秦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在更高程度上吸收融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和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更能适应统治集团的实际需要，更具有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3]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仁”，其具体内涵有：忠、孝、节、义，儒家思想跃居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后，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烙印。汉代画像砖作为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汉代画像砖描绘的历史故事亦可窥探汉代儒学的地位和发展。

以二桃杀三士为题材的画像石（砖）在河南南阳、山东嘉祥宋山小祠堂、陕西绥德四十里铺均有出土。

山东嘉祥宋山小祠堂二桃杀三士画像石刻画了持剑抢桃的三个武士和持桃使者四个人的形象，人物体态比例真实，细节刻画丰富，犹如写实剪影。但整个画面中人物动态和服饰缺少变化，冲突的氛围并不明显。（图1）

图1 山东嘉祥宋山小祠堂二桃杀三士画像石

陕西绥德四十里铺二桃杀三士画像石画面中出现三武士、送桃使者、侍者5人，其中送桃者为立姿，其余4人皆坐姿，周边辅以波浪纹和菱纹等纹饰，画面装饰感强，形象简约概括，但整体动感不足，如果不是一个武士正在拔剑和豆中两桃这些形象因素，还让人以为是几个贵族在饮酒。（图2）

图2 陕西绥德四十里铺二桃杀三士画像石

关于这几个地方出土的“二桃杀三士画像石（砖）”，从其主题表达上来看：南阳新野出土的二桃杀三士画像砖画面最为简洁，只有持剑三武士、盛桃的高足豆等几个基本要素，画面构图流畅，人物造型鲜明，三武士飞扬的衣衫将拔剑弩张的紧张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瞬间感受到他们跋扈张扬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南阳二桃杀三士画像砖人物造型较为夸张，三个武士膨胀的头部和夸张的脚部使人感觉体态结构比例失调，但正是这种不合理却构成艺术风格的合理之处。正是通过刻画这三个人因私欲而膨胀的头部和夸张的肢体动作表现出极度愤怒的状态，深刻地刻画出武士的性格和形象，以形写神。山东嘉祥宋山小祠堂画像石形象真实、比例准确、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较强的说服力。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间画工的想象力，规整的构图和相似的动作使人难以看出不同的人物个性以及他们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从刻画刀法来比较，南阳画像石多使用质地刚脆而坚硬的石灰石，这种石头适宜大刀阔斧式的刻凿而不能过多地追求细节，因此南阳工匠雕镌时一般采用洗练、粗犷的手法，其造型风格多为磅礴大气。山东嘉祥画像石使用的是质地坚硬而细腻的青石，这种石头适合用于精工雕刻，能较好地反映出细微的局部，工匠们以精细的手法进行多层镌刻，形成线条均匀、规整的造型风格。陕西绥德画像石使用的是硬而分层的水成岩，此类石头在雕刻时会层层剥落，不适宜作多层镌刻，所以其人物形象多为平面而且轮廓简洁，刻好后再用墨线勾勒、彩绘润色，其艺术风格犹如剪纸。

南阳画像石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点、线、面的流畅组合。陕西绥德汉画像石的特点之一是主题突出，工匠们能根据不同题材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情节反映主题。工匠们由于受到作画工具和材料的局限，不可能将对象的所有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但是他们往往能把握对象最为传神的一面，再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对其进行形象化地雕凿，使形与神有机融合为一体。山东画像石内容具有明显的写实性，是充满现实主义的作品，工匠采用来源现实的题材，对具体物象以写实手法进行描绘，并能表现出事物情节发展的关键点，从而能突出主题。

汉代画像石（砖）

所谓画像石（砖），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砖）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画像石（砖）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汉代大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民间艺人雕刻在墓室、棺椁、墓祠、墓阙上的以石为地、以刀代笔的石刻艺术品。

中国发现画像石（砖）的地域很广，分布区域主要有4个中心：一是河南南阳、鄂北区；二是山东、苏北、皖北区；三是四川地区；四是陕北、晋西北区。此外河南新密、永城，北京丰台，浙江杭州，陕西邠县，也有零星发现。

画像石（砖）的内容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如迎来送往、车骑出行、迎宾拜谒、庖厨宴饮、乐舞杂技、钟鸣鼎食、六博对弈、驰逐狩猎、射御比武、飞剑跳丸、驯象弄蛇、鱼龙漫衍、吞刀吐火、捕鱼田猎、亭台楼阁、门卒侍卫等。它广泛地反映出墓主生前拥有的各种财富资产情况，从山林田池到宅第高楼等，将这些内容都总汇起来便可构成一幅完整的庄园经济图，也是墓主所想过的前述那种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

二是垂教后世的历史故事。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社会上新儒学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奉为经典，成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人们在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君孝亲的伦理道德的同时，亦对贤君明臣、武功爵勋、贞节烈女、殉国刺客顶礼膜拜，画像石中出现诸多宣扬侠义的历史故事。

三是雄奇瑰丽的神仙世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相交）四神，有传说的抟士造人，炼石补天，创造天、地、人的始祖女娲，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交，有玉兔捣药、神兽守鼎、西王母与东王公、有随车出行的九头人面兽－－开明兽，也有三足乌、九尾狐、灵芝、麒麟、天神羽人、奇禽异兽等。为了死后能够得道升仙，充满想象力的先民把龙、虎、鹿等神奇动物作为升仙的骑乘工具。这些内容的画像，表达了墓主希望死后能升仙和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仙境生活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

总之，汉画像石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不仅是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在二百余年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汉画像石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使它不仅成为汉以前中国古典美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以后的美术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由汉画像石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汉代绘画艺术原则，为汉以后的墓室壁画、特别是中国画所继承。其中，上远下近散点透视构图法，成为中国画的标准透视构图模式；而填白也成为中国中世纪绘画的主要构图原则。魏晋以后，随着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的传入，中国的石刻艺术走向了新的发展方向。从在中国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来说，汉画像石永远是一座巍然屹立的艺术丰碑。

参考文献

[1]蔡方鹿.华夏圣学——儒家与中国文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0.

[2]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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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娜，女，上海师范大学史学博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