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讨《 太上感应篇》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必须首先判定它的成书年代。关于这一点，《 太上感应篇》本身和其它书籍均无明确记载。历史上，有人说该篇为老子所著，有人说是周秦古籍，有人说是汉世道戒，有人说为 葛洪所著，有人说即晋慕容皝所撰《太上章》，众说纷纭，皆不足凭。

判定第一部注的年代，对于判定被注之书的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宋史·艺文志》最早著录李昌龄注曰：“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李昌龄第一个为《太上感应篇》作注（传）。但他是哪一个李昌龄呢？有不少人认为是北宋御史中丞李昌龄。

御史中丞李昌龄卒于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考《道藏》本李昌龄传文，其中大量出现了1008年之后的谥号和生于该年之后的人物。如文潞公，即文彦博，卒于1097 年；赵康靖，即赵概，卒于1083年；张文定，即张纲，卒于1166年；陈文惠，即陈尧佐，卒于1044年；富文忠，即富弼，卒于1083年；赵清献，即赵抃，卒于1084年；庞庄敏，即庞籍，卒于1063年；向文简，即向敏中，卒于1020年；王懿敏，即王素，卒于1073 年；吕文穆，即吕蒙正，卒于1011年；邵雍生于1011年；程颢生于1032年；韩琦生于1008 年等。再者，传文中多处出现1008年之后追谥的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徽宗庙号，屡屡出现1008年之后的天禧、乾兴、天圣、明道、康定、庆历、至和、嘉祐、熙宁、元丰、元祐、崇宁、政和、宣和、绍兴、乾道等年号。这些均不可能出自北宋真宗时御史中丞李昌龄之笔。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神仙类”曰：“《太上感应篇》八卷。右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赵希弁称注者李昌龄为隐者，真德秀和陈敬父均称之为士，可见不是御史中丞之类的显宦。御史中丞李昌龄籍贯宋州楚丘（今山东省曹县），赵希弁只言汉嘉夹江（今四川省崇州市、乐山县），显为两人。这一点，孟森已经指出。因此，注者李昌龄无疑为南宋人，据北宋御史中丞李昌龄来判断《太上感应篇》的年代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说认为，不仅《太上感应篇》的第一注者是南宋初期李昌龄，而且作者也是他；或谓这位李昌龄就是南宋初期《乐善录》的作者李石。这些说法与下列史实相抵牾。

靖康之难，北宋府库浩瀚藏书或毁于兵火，或流散民间，荡然无存。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建秘书省，搜访北宋遗书，先后颂布《四库阙书目》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后一种书目卷二子类道家著录：“《太上感应篇》一卷”。《太上感应篇》名前无李昌龄之名，显为无注白文。此书目原版已失。清末叶德辉考定本录自丁氏迟云楼钞本，丁本传授有自。《续书目》表明，《太上感应篇》为北宋旧籍。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第七卷末突然出现一首《虚静天师颂》，独立于正文、传、赞之外。文曰：“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显然，这是虚静天师读了《太上感应篇》后写的赞语。北京图书馆藏明版一卷本《太上感应篇集传》亦录此颂，置于卷末；该馆另藏明刻本《太上感应篇》残卷，于《灵验记》后亦录此颂，称为《天师虚静先生颂》。看来此颂非伪造，后人将其印入李传《太上感应篇》中，位置并不固定。虚静先生也写作 虚靖先生，是正乙道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于宋徽宗崇宁四年所受赐号，他于靖康二年死于泗州天庆观，未活到南渡。

宋理宗绍定六年，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刊印《太上感应篇》后，于《进太上感应篇表》中奏明了其刊版之所本：“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爰谆覆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瑶编之大训”和“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诚”均是对《太上感应篇》的赞美之辞。《太上感应篇》凡一千二百七十四字，胡莹微取整舍零，曰“千二百”，是一种修辞技巧。可见这一段赞美之辞均是对正文而发，而正文原在“《宝藏》之诸经中”。胡莹微接着说：“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余，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裒集以加详”。这是对宋理宗支持刊印《太上感应篇》的歌颂之语。所谓“搜罗旁及于群书”和“裒集以加详”，说明李昌龄传不在《宝藏》之中，是从民间搜罗而来，把它同正文一起刊印，使《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更为丰富。可知《宝藏》中原只有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