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启超文风述说新小说之“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诗文是上乘之作，小 说则是下流作品。1902 年10 月，《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写作《论小说与群治 之关系》 作为发刊词，像传统的文学观发起了挑战。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一点，二因，四力。一点即一个观点：小说有 治理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二因即小说有支配“人道”的力量的原因：一 是人们从现实环境得不到满足，从小说中体验他人的生活经历以慰藉自己。这是 理想派小说。二是作者道出了读者有所想而无以言无力写。这是写实派小说。四 力即“熏，浸，刺，提”。所谓“熏”，就是被其感染；所谓“浸”，就是读者 与小说的主人公和情节紧密联系，被其浸润；所谓“刺”，就是刹那间合于小说 中形象或性格；所谓“提”，就是通过读小说提高思想认识，领悟经国治世之道。 小说正是由于以上特殊的支配力量而有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他继而用设问的 方式举国人思想、风俗、政事、国事的例子道出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就是小说，进 而呼吁新小说的诞生。 梁启超推小说为最上乘，认为它具有其它任何文体都不具备的艺术特点和感 染力，以理想和写实两派用四种力量支配人道，由此反观现状，中国小说为“群 治腐败之总根源”， 第一次正式的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喊出了小说是“国民之 魂”的口号，并把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紧密联系起来，把小说从文 学的边缘地位拉到了中心位置。 该篇被推为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小说理论文章，而文眼在于一个“新”字，探 明梁启超文外真意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他的行文主张及其生平作风。 一、非文体之新，乃思想之新，对小说的评价言过其实。 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主张解放文体， 形成语、文合一的新文体，以利于普及文化知识。但此文对小说的固有形式并未 指其不当之处，反而是大加赞赏，可见“新”的绝非革新文体，而重在内容，在 传达的思想。好文体是为扩大思想的传播广度，对小说的溢美之词是为了揭示其 不良影响对社会风气造成的危害，于是夸大了小说的价值，渲染了它的力量 梁启超行文推崇“极端”，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他说“业报馆者既认 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义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即论说一事物， 为了彰显它的重要性或者能够使他有大的影响，不惜超越其真相而用极端之言。 这在他 1920 年放弃政治活动后的文化研究中体现更为明显。他称佛教是“全世 界文化的最高产品”，盛赞鸠摩罗什为“译界第一流宗匠”认为李鸿章是 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要紧人物”。可以窥见，梁启超有“不言物，言物即极”的习惯，盛赞小说也只是其一贯的作风而已，他想表达的只是小说这个文体不错， 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其它的华丽之词，是言过其实的。 二、非文化之新，乃政治之新，群治腐败根源之说夸大其词。 梁启超是典型的行动派，很乐于也善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或者“以 笔作剑”达成救国目的，他把小说当作其改良社会的工具，提出了“小说界革命”， 认为小说可以起到改造民心，特别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 那么，称它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主要出于震慑大众的目的，政治意味远 大于实际意义。 把论说当做了政治工具，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他本人也评 价自己“见理不定，屡变屡迁”，视救国图存为己任，其余皆为手段，只要是朝 着爱国这个不变的方向前进，使用的是怎样的工具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它们都可 以牺牲。为强调新小说的价值，他对旧小说的批评一扫而下，不辨好坏，《译印 政治小说序》中：“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 不出诲盗诲淫两端。” 夏晓虹在《阅读梁启超》中写道“功利主义的利用文学，只会损害文学，使 其因失去文学性而减弱了感染力”。不过只要不是狭隘的把文学当做政治的附庸， 而是从提倡文学与社会、人生发生联系方面理解，梁启超的思想也还是有可取之 不管怎样，是人家梁启超使小说登上了文学正殿参考文献: 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谢勉.中国新文学的宿命.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200702 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齐春风.大家精要.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3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李嘉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 梁启超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5 梁启超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章亚昕.近代文学观念流变[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97 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首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第二年，梁启超也参与鼓吹。《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