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一卷，又称《般若波罗蜜多能断金刚证道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此本《金刚经》首尾护经板上镶嵌的珠宝颇多，所以亦称《珠宝经》。清康熙元年（1662年）泥金蒙文写本，梵夹装。正文半页14行，每行字数不等，四周双栏。版框15.4cm×48.9cm。该经装潢考究，除了护经板上镶嵌各种珠宝外，经文黑漆底纸由深蓝色磁青纸托裱而成，经叶的四围立面均饰以泥金彩绘图案，上下还有红漆描金木质夹板，外包三层锦缎经袱，用彩色经带捆扎。
　　早在明代由锡埒图固始·朝日吉等以蒙文翻译《金刚经》，并汇入了北元朝察哈尔的林丹汗下令翻译编纂的蒙文《甘珠尔》中。清顺治皇帝为宏扬佛教政策，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召集藏族、蒙古族笔帖式等开始用泥金抄写《金刚经》，蒙文、藏文各写54部，共108部，每部1函96页，共108函，康熙元年（1662年）完稿。此经是顺治皇帝下令编写的唯一一部蒙文佛经，也是清代最早的官修蒙文佛经，从此开创了清朝官修蒙藏文佛经的先河。清朝为笼络蒙古势力，非常重视蒙古的佛教信仰，相继翻译编写并刊刻了大量的蒙文佛经，如蒙文《甘珠尔》和蒙文《丹珠尔》分别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和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皇帝下令刊印而成。目前流传于世的清代编纂的蒙文佛经大约有5000余种，由顺治皇帝敕令编写的蒙文《金刚经》标志着清代官修蒙文佛经及发展蒙古佛教文化的起始。《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经典，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是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意为“到彼岸”。佛教把众生无名烦恼的一边叫此岸，把诸佛菩萨证得的涅槃寂静的一边叫彼岸，“金刚般若”是以金刚来形容般若。其义有三：一、般若如金刚般尖锐，能破一切无明烦恼。二、众生心理上最微细之五明烦恼顽强难化，坚如金刚，非此般若智慧而不能铲除。三、金刚般若指成佛之后的定心坚固如金刚，不为一切所动。本经采用问答对话体形式，即弟子提出修学中的疑难问题，佛予以回答。全经通过对“我相”、“法相”的破除而显示离相寂静、究竟无我的道理。两晋时，佛教般若之学盛行，本经一出世就受到佛教徒及一般学者的重视。后来的三论、唯识、天台、贤首诸宗都对此经作了注解，在唐代已有八百家之多。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华，携四卷《楞严经》以印学人心要。至六祖慧能因听诵《金刚经》而出家，因听讲《金刚经》而悟道，此后禅宗所依经典由《楞严经》转而为《金刚经》。本经至今还普遍受到佛教徒的高度重视。　　我国古代金工传统工艺之一。铸造铜器时，在需镶嵌部位表面铸成线槽，将松石、红铜片或金银丝、片嵌入凹槽，再打磨平滑。镶嵌工艺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春秋时期较盛行。 　　　　　　　　　　　　一种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用于书画、髹漆等方面。亦称“册叶装”。原专指从西域传来的古印度保存贝多罗树叶梵文佛经以两板相夹的装帧形式。五代时期，中国已有模拟贝叶经装帧的梵夹装出现，明、清时期有所演变。称其“模拟”或“演变”，主要是因为：第一，书写材料已用中国自产的纸张代替了产于南亚热带的贝叶，而书叶仍仿贝叶的狭长形状；第二，各叶不再穿洞系绳。所见印本蒙文经、藏文经以及泥金书写的汉文佛经是以单叶纸张双面书写或印刷，而后集数叶为一叠，用两块厚木板上、下相夹，再用布带捆扎或用盒盛装。 　　　　　　　　　　　　也称“框廓”、“边栏”。指古书书页四周的界线，主要形式为线栏。四周单线者称“四周单边”，四周双线者称“四周双边”，上下单线而左右双线者称“左右双边”。为求形式美观，亦有以图案花样组成的版框，称为“花边”。瓷器装饰手法之一。其工艺是以毛笔蘸调和好的金粉，在烧好的瓷器上描绘图案花纹，然后入炉经低温烘烧而成。描金创烧于北宋定窑，南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记载：“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绘，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用大蒜汁调和金粉是利用其天然的粘性。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亦常用描金装饰颜色釉瓷器，如著名的宣德鲜红釉描金器、弘治黄釉描金器、乾隆窑变釉描金器等。 　　　　　　　　　　　　夹板即定位件，又是钟表机芯的基础构件。它将机内的原动系、传动系、擒纵调速系、走针系及上条拨针系等所有零部件系统地装配在一起，构成一个钟表机芯。夹板的具体作用还有如下两点，一是保证钟表机芯中各系零部件工作时的相对位置，二是保证钟表机芯中各系零部件工作时具有最佳状态的轴向间隙和颈向间隙。钟夹板较简单，一般机芯由二至三块夹板组成，夹板的规格尺寸随机芯的大小而定。表夹板较复杂，尤其是主夹板加工难度大，板上有大量的孔和凹槽，桩和凸坛，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机中，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和工艺条件，表夹板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 　　　　　　　　　　　是一种比较珍贵的加工签纸。用深蓝色矿物质染成，两张合裱在一起，挺括坚实，经久耐用，常用以书写佛经或绘画。 　　　　　　　　　　　　　元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后顺帝北走塞外，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帝号，在漠北地区实行地区统治，历史上称之为北元。　　北元，元廷退居漠北后，历史上对其政权的习惯称呼。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破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元惠宗妥懽贴睦尔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走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嗣为帝，改次年年号为宣光，国号仍称“大元”。后六传至坤帖木儿。明建文帝时，非元室后裔首领鬼力赤篡位，将国号改回“蒙古”。明人改称鞑靼。林丹汗（1592—1634年），蒙古北元朝最后一位大汗，也称陵丹汗、灵丹汗等，明人称为“虎墩兔憨”。他是布延彻辰汗长孙，于1604年即汗位，驻帐阿巴噶哈剌山的瓦察尔图察干浩特，统令察哈尔万户。他力图统一蒙古各部，巩固大汗的权威，在即位之初基本统一了蒙古各部，同时与明朝联合抵抗后金的进攻。然而由于蒙古各部之间互相猜忌，致使后金得以乘机击破蒙古各部，使漠南蒙古相继归顺后金。1626至1632年间，林丹汗连续三次遭到后金的军事进攻，势力大减，被迫离开故地向西撤退，欲与青海的喀尔喀部都图台吉和鄂尔多斯部联合对抗后金的攻势，重振雄风。不料途中患病，于1634年在西拉他拉病逝。他一生笃信藏传佛教，号为呼图克图汗，于1628至1629年组织精通佛典的高僧用蒙文编译《甘珠尔》，于1629年泥金写《甘珠尔》完稿，后清康熙年间续译并刻板印行。《甘珠尔》是藏文《大藏经》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蒙语中也借用藏文名称《ganjuur》，是为音译名称，或意译称“jarlig-un-orqigulga”，意为“佛语”。《甘珠尔》的蒙译工程始于元代，13世纪末，由却吉敖德色尔、希日布僧格等精通蒙藏文的高僧开始译为蒙文。1602—1607年间，绝大部分经文已翻译完毕，至林丹汗时代继续组织人力翻译完稿。清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17—1718年）间，由朝日吉大喇嘛甘珠尔、罗布桑楚鲁特木等高僧审订蒙古文译文，然后刻版印行108函蒙古文《甘珠尔》。锡埒图固始·朝日吉（？—1620年），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得意弟子。锡埒图（xiregetu）是蒙古佛教中的专用职位名，是藏语khri ba的意译，也指首席、上座者，往往是各寺庙政教的最高统治者；固始（güxi）是蒙古佛教中的专门用语，指有学识的人，也指翻译家即译师，亦写作顾实、古式等，与藏语lo tsva ba意思相同；朝日吉（qorji）是蒙古和藏族佛教中的专用名词，是藏语chos rji一词的音译，藏语指法王或宗教首领，也指主管寺庙教仪的喇嘛。锡埒图固始·朝日吉曾跟随索南嘉措到青海会见俺达汗，后被三世达赖派到内蒙古掌管喇嘛教事务。他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幼年时期的法师，在一生中用藏文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文学作品，主要译著有《故事之海》、《本义必用经》（翻译并增补）、《摩尼宝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智慧到彼岸八千颂》、《米拉日巴传》、《〈摩诃目犍罗夜那〉的传说》、《妙法莲华经》及《钦达牟尼数珠》等。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1602-1607年间与阿优希阿难答满珠锡哩固什等喇嘛学者共同把藏文《甘珠尔》译成蒙文，这是17世纪蒙藏关系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满语，也作“笔帖黑色”。清入关前称有学问的人为“巴克什”，天聪五年（1631年）改为“笔帖式”，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清各部院、内行衙署均有设置，主要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事宜。约在天聪末崇德初，刑部笔帖式已从事汇集整理、登记存档已审结案件的工作，以备随时参考利用；国史院笔帖式要定期将重要的刑部档案记入国史档册。清入关后，国家制度日臻完善，政务活动急剧增加，文书档案工作也日渐繁杂，清政府遂在各衙门广置笔帖式。笔帖式为国家正式官员，有品级。早年有五、六品者。雍正以后除极少数主事衔笔帖式为六品外，一般为七、八、九品。笔帖式升迁较为容易，速度较快，被称为“八旗出身之路”。《丹珠尔》是藏文《大藏经》两个组成部分之一，蒙语中借用藏语音译名称《danjuur》，或意译成“sasdir-un-orqigulga”。《丹珠尔》的蒙译工程始于元代，14世纪初，由却吉敖德色尔等开始把藏文《丹珠尔》的部分经文译为蒙文，后经历代翻译家们几番续译，最后由章嘉国师与贡布扎布、毕利贡达赖等一同用了8年努力才译完并审订，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刻版印行225函。这是一部空前的佛典翻译巨著，对后来的蒙文翻译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TAG标签耗时：0.073096990585327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