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国之重玺 汉印奇珍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广陵王玺，由高纯度黄金浇铸而成，精巧玲珑。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四字的印面只有2.3厘米见方，印台上趴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小乌龟，“身高”2厘米，身上錾着六角形的龟背纹和圈形的鱼子纹。广陵王玺不仅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刘姓诸侯王的印玺，还破解了日本延续近200年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的悬案。

这枚金印的发现颇为传奇。1981年2月24日，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社员陶秀华，在扒土时发现了一个黄亮亮的小玩意儿，随手放进了兜里。收工后一清洗，才发现是枚印章。凑巧，她的丈夫曾在考古队做过民工，觉得这东西不寻常。夫妻俩赶到南博，一鉴定才知道这小印章果真是个大宝贝。

这枚近2000年前的印章，怎么会从泥土里现身？原来，1980年南博对甘泉二号汉墓进行考古发掘，这座古代即被盗的古墓内堆满了碎砖、杂土和陶瓦片，被清理出来后就堆在考古工地四周。第二年当地组织社员修路，陶秀华在取土铺路时发现了这枚金印。

当年的考古领队纪仲庆清楚地记得，考古队在这座大墓里发现了大量文物。有一件雁足铜灯，底盘周缘铸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的铭文。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荆于建武十七年被封为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徙封为广陵王，雁足灯和金印上的文字表明，刘荆是墓主确凿无疑。

文献表明，刘荆有才能且喜好法律，但生性刻薄。光武帝去世后，他假冒东海王刘强的舅舅郭况，写信给刘强煽动叛乱，刘强告发了此事。汉明帝刘庄念刘荆是同母兄弟，便打发他回到河南的王宫。后来西羌叛乱，刘荆又想谋反，消息又走漏了，他因此被改封为广陵王，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印玺就是他的封印。当了广陵王后，刘荆又叫来看相的人说：“我长得很像先帝。先帝30岁得天下，我现在也30岁了，可以起兵了吗？”看相的人也告发了他，刘荆吓得把自己关进牢里，向朝廷请罪，汉明帝再一次原谅了他，并派国相、中尉小心“护卫”他。后来刘荆派巫师于祭祀时诅咒朝廷，又一次被告发，刘荆畏罪自杀，死后被赐谥号“思王”。

刘荆在历史上留下了爱玩阴谋却总被告发的滑稽形象。他不知道，上天给他的使命不是谋反，而是为1900多年后的人们解谜。汉代分封的诸侯王都用金印，印钮大有讲究。从考古发现来看，分封周边国家时，在南方的诸王用蛇钮，北方的用羊钮，西北的用驼钮，均与当地物产有关，而汉朝内部分封刘姓诸王用龟钮。龟钮金印什么样？后人千百年来一直无缘得见，直到“广陵王玺”被发现才大白于天下。

“广陵王玺”的发现，在日本引起的震动甚至超过了国内，它是中日两国交往的最早实物证据，也是解开“汉委奴国王”金印历史谜案的一把钥匙。

1784年2月23日，日本福冈东郊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修整水田沟渠时发现一枚方形金印，上缀蛇钮，印面阴刻篆文“汉委奴国王”五字。日本有学者认为，《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予印绶，这颗金印很可能就是这一记载中所赐之物。清末维新人士黄遵宪光绪三年出使日本时曾见到此印，作诗记之：“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同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

不过，很多人对此持异议，其中最主要的是私印说，即金印不是汉朝所赐，而是委奴国王铸造的“私印”，甚至可能是甚兵卫等人预谋的大骗局，是江户时代的伪作。

近两百年间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广陵王玺一出，有力地支持了第一种说法。两颗金印在尺寸、重量、花纹、雕法和字体上如出一辙，并且前后只相差一年，以至有学者怀疑二者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按照现在通行的解释，“委”通“倭”，“委奴”即倭国下一个叫“奴”的地方政权。但是从江户时代起，就有日本学者认为，“委奴”是音译，这两个字在汉代的发音类似“ITO”，而金印出土地福冈县直到现在仍有个地方叫“怡土”，也读“ITO”。当年委奴这个小国的使节冒险横渡朝鲜海峡，抵达汉朝在朝鲜半岛直辖的乐浪郡(今朝鲜平壤)，再由当地政府安排行程抵达洛阳，向东汉王朝进贡，并得到紫绶金印的赏赐。

汉朝的册封对于委奴国王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的日本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用石器种植水稻，没有文字。九州岛上一百多个部落群雄逐鹿。汉朝是一个被敬畏且服膺的强大王朝，有了这颗金印，就等于得到了汉朝的承认，“委奴国王”就可以号令甚至讨伐其他部落，称霸九州。

就在广陵王玺发现一周年后，两颗金印的发现地——中国扬州和日本九州佐贺县唐津市结为友好城市。 王宏伟

专家点评 ＞＞＞

广陵王玺堪称汉印中的稀世珍品，它的重量只有100多克，但在中华文明史上却有很重要的价值。

从艺术价值来说，汉代是中国印章制度的鼎盛时期，而广陵王玺是汉印精品中的精品，可被视作文物断代的标准器物。印文是篆书，但隶书的意味明显，转折和收笔很方正，字迹苍劲古朴，端庄凝重。同时，它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汉代诸侯王的印章，在尺寸、重量和形制上都有严格规定，广陵王玺的发现印证了典籍的记载。另外，它对“汉委奴国王”印的证实，以及作为中日交往最早的实物证据，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邹厚本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