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

人工智能（AI）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对产业和生产力的提高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中等收入人群产生影响。经过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形成了约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消费升级、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目标。但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持续扩大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国际局势变化、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等），其中，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将是最重要的冲击之一。

一、人工智能冲击下的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模型

为了理解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本课题（国家自科项目号71950005）建立了一个以人工智能冲击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引入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将服务业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和传统服务业，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不同。

假设人工智能对不同部门和不同技能的岗位可能产生不同的替代效应，如人工智能主要替代制造业的低技能劳动力，也有可能跟低技能劳动力互补，形成高技能劳动力。但在生产性和传统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低技能劳动力难以替代，如护理、家政等基本服务。在此模型基础上讨论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职业（技能）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这些环节如何循环互动，由此得出了以下主要推论。

第一，从产业结构变化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总体上向服务业比重增加的方向进行转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高端产业的需求会不断增加，服务业也会日益向高端服务业集聚。

第二，长期均衡下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会有所区别。中等收入人群对应高技能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报酬占比会有所扩大。这是因为随着高端服务业的产值占据整体GDP比例的增加，高端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相对于其他行业要更高。资本所有者的报酬相对于高收入人群占比会先增后降：在开始引入人工智能时，资本所有者可以利用其技术优势替代一部分劳动力获得增加的报酬；随着产业逐渐过渡到高端服务业，因为高端服务业使用的资本很少，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报酬会逐渐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低收入人群）占比会下降，是因为低技能劳动力不管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都有相当一部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部分人群在过程当中整体是受损的。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提高。因为AI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技能劳动力都有替代作用，会增加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在走向长期均衡的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有分化加剧甚至出现极化的可能性。当引入AI技术后，短时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并不如AI技术的引入速度迅猛，导致一段时间内不论何种劳动者收入份额占经济的比例都会下降，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占比下降更为迅速。但是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随着AI的引入，其收入占整体经济中的比例会有所提升，同时随着其收入的增加，AI和资本的积累速度会在短期内较为快速，导致一段时间内极化现象加剧。

第五，对于短期内快速调整的产业结构和收入极化，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干预。如可以对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征收资本所得税，也可以对资本、AI征税。不同的税收政策可能对解决收入分配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可能带来其它影响，例如对资本征税会影响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制造业产品价格上升。对AI征税虽然会减缓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但同时也会阻碍AI在产业升级当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

二、中等收入群体变化与收入分配格局

在过去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逐年增加，近年来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在区域分布上，2005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到2015年，中西部绝大多数地区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稳步上升且快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增长势头，使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区域分布更加均衡（东北地区除外）。在城乡分布上，近年来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迅速，许多地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占到该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30-40%。这说明了我国高速增长所具备的广泛包容性和分享性特征。其中，农民工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去三十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总量约为2.9亿，其中约1.5亿的农民工已经市民化，还有1.4亿的农民工尚未被市民化。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5000-6000元/月，属于中等收入的范畴。因此在4亿中等收入群体中农民工至少能贡献1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在产业分布上，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等行业。

图1 2005-2015年我国各省份内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图2 2005-2015年各行业中等收入群体分布

2010-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区域分布的均衡化与同一时期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城乡差距稳步缩小、全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稳步缩小的总体趋势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在经历了1995-2010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局面之后，2010-2015年地区间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有利的逆转。

虽然2010-2015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总体上也是下降的，但2016年开始基尼系数又开始上升，而全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2016年以来仍然在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在扩大。这体现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出现极为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即我国基尼系数过去主要由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驱动（70%），当前社会阶层和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如职业、行业、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在迅速上升，未来人工智能更可能影响职业、行业和技能结构，对基尼系数有恶化影响。

随着近年来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缩小，决定收入差距的力量越来越转向社会阶层（群体）以及个体因素而非区域因素，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重心及具体组合也就必须随之发生调整。由过去主要依靠区域协调发展的收入调节政策逐渐转向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与个体收入调节政策并重转型；后者更侧重在个体和职业层面，如收入税、资本税、遗产税、基本收入计划、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如果主要寄希望于原有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倾斜政策，国家层面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局面可能难以改变。

三、人工智能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

基于学者和行业专家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前景的估计，结合前述分析，我们课题组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2025、2030、2035年将如何受到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 有替代作用。人工智能会替代掉传统的岗位。

2. 有创造效应。人工智能会带来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推动就业岗位的增加。同时，人工智能自身会带着一些新的岗位、新的职业出现。

因此，人工智能对中等收入群体有替代和创造的双重作用。

（一）替代效应

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不断提升：预计到202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下降约2.97个百分点，人数减少了约2200万人；而到了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下降约5.63个百分点，对应约4200万人离开了中等收入群体。类似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计在2016-2030年，中国被替代的全职员工的规模大约在4000-4500万；如果自动化进程加速的话，到2030年将有近1亿劳动者需要更换职业类型。

在地区差异上，预计发达地区中等收入群体下降的比例和数量相对较高。在性别差异上，男性在受到冲击的比例和绝对规模上都大于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上过大学的群体受到的影响比例较大；但是由于没上大学的人群占大多数，所以没上过大学的群体所受影响在绝对规模上大于上过大学的人。在城乡差异上，受到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居民。

（二）创造效应

除了替代效应之外，人工智能也有创造岗位的能力，主要是通过三个方式去创造新的岗位、新的就业：

1. 创造新职业和新岗位

现在的一些新兴职业在传统经济时代并不存在，包括与算法、算力、数据相关的一系列新职业和岗位，例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等。例如，中国全职的“数据标注者”达到10万人，兼职人群的规模则接近100万，这完全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新职业。

2. 传统职业的新任务

在智慧教育、医疗等行业，当人工智能胜任了机械性、重复性的繁琐工作之后，劳动者会需要更多转向人际交流以及发挥创造性的工作内容，由此在传统职业下产生了一些新的岗位。

3. 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传统行业岗位创造

如家政、医护、养老、建筑师、艺术家等，这些行业是很难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和护理等岗位工作成为重要行业，如何去培养和创造这样的岗位非常重要。

估算表明，随着时间的发展，人工智能等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会迅速扩大，新增就业岗位将由2025年的6875万个上升至2035年的1.7亿个。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关于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业岗位相比，新创的岗位数比人工智能替代的岗位数更多。

在数字化转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净影响上，综合考虑替代与收入效应，到2025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人数仅增加了约400万人；而到了2035年，由于人工智能收入效应愈发凸显，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提升也将达到1.9个百分点，对应着1400万人的数量规模。

（三）总体判断

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人工智能所替代和摧毁的就业岗位与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大致是相当的，创造的岗位总体上比摧毁的还要多。工业革命以来几次重大技术变革的历史也表明，虽然每次巨大的技术进步都导致一些传统岗位的消失，但最终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大于其所摧毁的数量。

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最关键的挑战不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总量的扩大或缩小，而是结构性失业和转型调整问题，即一方面是大量被替代下来但又不适应新产业新岗位所要求的新技能而被迫失业，另一方面是新岗位和新职业人才紧缺，供不应求。

四、人工智能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协调发展政策建议

在此背景下，我国一方面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减缓人工智能对就业、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着眼于未来，培养具备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新一代劳动者；大力培养新一代劳动力对于新岗位新职业的适应力。

第二，改革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再教育体系，通过大规模普及职业和技能培训、倡导终身学习使存量的熟练劳动力尽快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岗位和新技能。

第三，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需要特别注意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防止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数字鸿沟”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新的形式进一步放大。

第四，增加对资本所得的征税，平衡资本与劳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有利的再分配基础。未来有可能要征收机器人税。

第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失业者和创业失败者的收入“兜底”功能，以减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就业和社会冲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1智源大会上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