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大师曾言：“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阳明先生“心即理”的思想和佛教禅宗“心外无佛，即心是佛”的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认为圣人之学也就是心学，圣学的目的也就是让人复归灵明的本体，也就是“致良知”。人人都具有良知，然而必须经过自身的修养，体察认知方可得到，这就是“格物致知”。

先生言“心即理”，天下没有心外之事与心外之理，这里的“理”并非指道理，而是天地万物之法则，类似于道家之“道”。那么如何实现或者完善这个“理”？先生说只需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存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先生言许多道理与行为譬之树木，须先有根而后有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于人，何为根？何为叶？内在为根，表象为叶，根深则叶茂。应用于世间万事万物，其中不可谓无有大道理。

先生言“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要合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与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人应当如此，知识与行为应相互补充，理论与实践应相互结合，知道自己的缺点便去学习修正，知道自己肥胖便去运动减肥，持续学习不断实践，觉察与行为要一致。

先生言《五经》，“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史书是用来辨明善恶，总结教导训诫的。魏征去世后，太宗曾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读史可以明智，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改正，可以修身养性，亦可以提升思维，看懂人心，颐养浩然正气，在社会中立足。

周公制礼乐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先为而待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以不先为而待孔子？这说明，当世代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才会有特定的事情出现。当今的我们也应有这个心态，万事不强求，只要尽得所能问心无愧，自当水到渠成。

当弟子陆澄问及“下学而上达”的功夫，先生言“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常言道“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亦或者“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不正是相通之理吗？我们不必去刻意追求什么无上大道，万人敬仰，天命所归，只需学习人情事理，学习平常的知识，日积月累，自然也能像哲人一样究天地万物之法则，理解世间哲理，获得人生真谛。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种花不忘栽培之功，还怕没有枝叶花实？正所谓《道德经》中所言“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亦是这个道理。

先生谈中庸之道——“致中和”，只在“慎独”。要努力做到中正平和，关键就在于慎独。闲居独处无人监督之时，更须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

先生言“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先生认为天地万物如同这花草一般，本无善恶之分，所谓的善恶，完全是你心里的标准，依据的是你的需求，因此这是错的。圣人讲无善无恶，是指不能从私欲出发而为善为恶，而是要遵循“天理”去为善去恶，不应掺杂一丝一毫个人私欲，此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五大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先生此情此景，不正印证了这五大需求吗？安居饱食是生理，尘嚣无扰是安全，良朋好友谈天说地是社交，悠哉悠哉乐得其所是天地万事万物的尊重，下学而上达是自我实现。圣人亦是如此，孟夫子曾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修身养性也不过如此了吧。先生言“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夫清心寡欲，作圣之功毕矣。”

说起佛家思想为何不适用于治国，先生言“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而佛家却要求完全隔绝事物，把心看做幻想遁入虚无之境，与世间事物似乎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佛教功夫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佛教出家就要抛弃父子之情、君臣之义、夫妻情分，这些都是因为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才要逃避。而我们传统儒家思想是父子给予仁爱，君臣报以忠义，夫妻待以礼节，这是真理亦是天理，是人立于天地间的“良知”，哪有执着于相这一说呢？

“江涛烟波，故人倏在百里外矣。”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虽已魂归九天数百年，但先生的思想与精神却长留世间，时刻照亮着无数后人，其中就包括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生之言“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致良知”等思想，我将永远奉为圭臬，做为人生之路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