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赴南京请愿的“中国工程师学会”5位代表合影（左起：顾毓瑔、赵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恽震）
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领导合影（左起：钱三强、恽子强、王大珩、竺可桢、吴有训、丁瓒）
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知名科学家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虔诚的守望。
坚拒赴台的吴有训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吴有训虽有超脱政治、超越党派的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与国民党的统治发生摩擦。比如在他就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曾亲往医院探视遭国民党当局打伤的学运青年，亲自参加并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并断然拒绝当局到中大校园逮捕学生，谓“只要在位一天，就一定要全力保护好学校，保护好教师和学生”，还多次表示，若军警入校捕人，他就辞去校长之职，为此先后14次请辞。但是，作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最得意的学生、在国际物理学界作出一流贡献的第一位中国人，吴有训是国民党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的重要一员。
1949年年初，蒋介石在即将“下野”离开南京之际，亲自在政府官邸召见吴有训，授吴有训“大勋章”，并委以“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要吴有训同去台湾。吴有训当即借故推辞了。之后某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到吴有训南京的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让你一定随他飞台湾。”临别，杭留下自家电话号码及住址，嘱曰：什么时候想走就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吴有训并不领情。2月1日，他带着全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交通大学任教。4月，随着战事推进，中共地下党与吴有训接头，希望他能暂时“隐居”，以免被国民党挟持。此时，吴已机警地由陆学善教授安排，举家秘密徙居到武康路395号“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楼上，深居简出，一直等到上海解放。
国民党找不到吴有训，只得利用“中央电台”开始了长达5个多月的“寻人启示”：“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每次，女播音员都要连播数遍，甚为恳挚，日日不辍，直至10月17日厦门解放。
吴有训听到这条广播时，已临近上海解放。几日后，他又听到新华社广播公告，宣布中共将欢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未来国家建设，其中，还点名请吴有训不要离开大陆。
吴有训心意早决，要留下来继续“为人民做些什么”。6月初，解放前即已筹办的上海科技团体联合会推举吴有训为主席。6月中，上海军管会又任命他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会者中，就有来自上海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吴有训。在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吴有训等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毛泽东提及国民党中央电台的“寻人启事”时，吴有训仅含笑答曰：“我行我素。”毛泽东当即笑着说：“好一个我行我素！”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我行我素”的学者，先后筹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是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也将其引为恩师。
坚信共产党的竺可桢
与吴有训一同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还有来自上海的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他是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去参会的。
这位严谨的科学家，在当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参会经过：“此次应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北平638人，实到635人，不能到者10人……请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18分钟）。继续演讲者有各团体代表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当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不单有各人发言的精确时间，还有情景交融的气象报告，甚为有趣。
在竺可桢留下的40本800多万字的日记中，也记下了当年4月30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火车上的见闻，及由此而决定留下的心路历程。
“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余乃（将从）中央研究院送姚维明赴北站，嘱告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允敏是他的夫人。这赴沪的关键之日，令他做出了“决不去台湾或广州”的重大决定。
从后来的发展形势看，令竺可桢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5月8日，他前往武康路探望吴有训时，得知中共已派人请李四光归国：“四点至福开森路395号北平研究院晤吴正之（即吴有训）。渠谓孟和（即陶孟和）云，北（平）有人派人约李仲揆（即李四光）归国，以为研究院系蔡先生（即蔡元培）之事业，应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云。”因此，当5月17日傅斯年从台北来电请他赴台湾大学任教时，他决定复函婉拒：“中午时得孟真自台北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19日，杭立武又拍电报请他搭专机赴穗：“晨接杭立武自广州电，云：‘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他又没有接受。
当时，依国民政府训令，科教界能搬迁的人、财、物，都尽量搬迁台湾，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后，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倾心全力劝请大陆顶级学者赴台。
而竺可桢认为，中国科学的明天在大陆。他希望能在上海，亲眼见证并致力于科学的复兴。为此，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天，他就与杭州、南京、上海的科教界同仁们互通信息，满怀期冀：“杭州诸葛振公已有电报来，报告浙大甚安定……南京陶孟和、俞建章亦有电来，询上海研究院情形……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6月1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坚护进步青年的茅以升
6月5日，上海解放仅10天，市里就召开了160多人的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会，吴有训、竺可桢和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物理学家涂羽卿等科技界人士，都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陈毅等中共领导人的“礼贤下士”。12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陈毅也应邀参加并发表讲话。15日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科学家又被陈毅引为座上宾，所谓“耆老策仗观太平”，大家对上海今后各方面的恢复发展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在这天的日记中，竺可桢也提到了会前的一个细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刚步入会议厅，陈毅便上前亲切握手，说：“我知道，上海解放，你保护工业不受破坏，革命青年不被杀害，是有贡献的！”
原来，早在当年3月，以茅以升、赵祖康、侯德榜等5人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请愿团，就曾草拟和平《请愿书》并赴南京会见李宗仁，呼吁当局保护工矿、交通、公用事业，维持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5月2日，茅以升在上海铜仁路家中意外看到报纸的头条新闻：上海市长陈良委任茅以升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当日，陈良刚由秘书长接任市长，便自说自话宣布由茅以升这位工程界泰斗来接班。因为他从夫人李佩娣——茅以升在美国时的大学学妹处得知，此刻茅正住在上海。茅以升自然不乐意，索性住进同济大学中美医院的小楼里“养胃疾”去了。
此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同仁吴觉农带来了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希望茅以升利用秘书长一职做两件紧急的事，一是阻止汤恩伯逃跑之前炸毁工厂，二是设法营救关在龙华监狱的300多名进步学生。
在茅以升的劝导下，陈良严格“监管”住了龙华监狱。之后，又利用欧美八国驻沪领事在瑞士驻沪领事馆的聚会，建议领事们起草一份照会，防止汤恩伯的乱兵对各国在沪工厂的破坏。及至茅以升的学生赵祖康代理市长时，合作更为默契，至上海解放时，犬牙交错的外资和中资工厂，基本未受破坏，龙华监狱里的300多名学生无一被害。
而9月于北平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茅以升则作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正式代表，参与了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科学家们的守望，没有被辜负
正如茅以升所期盼的那样，共产党对于科学事业，确实是重视的。
1949年年初，上海中共地下党配备力量，专门做科技专家、人才的工作，并组织、渗入技协和科协等群众性团体，做挽留工作。当年2月6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出席个人及科学团体代表达百余人。通过这些积极而隐蔽的工作，除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外，原中研院80余位院士中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科教的元气。
上海解放后，上海科研单位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一些实验场所得到快速修复；各所实验设备和研究经费，也经多方筹谋得到维持。
特别是在科学家的促归聘请方面，上海也摒弃了原中央研究院的繁文缛节。比如罗宗洛从印度聘请来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殷宏章，从所内讨论、请示李亚农到致电新德里，前后不过3天。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认为庄长恭于有机化学之成就为国人第一，希望其能回所主持，也很快得到组织支持。1950年，在前中研院化学研究所、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已间道返回上海的庄长恭担任了首任所长。
解放后，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上海又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创造条件，先后吸引安置了欧美、东南亚等各国的63名科学家，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工作，其中包括材料科学家严东生、酶学专家邹承鲁、物理学家谢希德、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酸专家王德宝、神经生理学专家张香桐、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等。其中不少科学家，不仅抛弃了海外优厚的工作机会、研究条件，还冲破阻挠、辗转多地，才回到祖国。
在应用技术领域，新政府也颇为爱才，并尊重专业意见。
6月，陈毅在一次与赵祖康的长谈中指出，要发挥外国专业人才和上海技术人员的作用。不久，陈毅又参加了由进步青年技术人员组成的上海市技术协会召开大会，强调了“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人民的力量”“党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作用的”，对科技人员寄予无限的希望。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