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人来说，亚历山大·普希金生活在一个品味卓著的时代，彼时俄国民族主义给艺术镀上了求真的色彩。他是无可置疑的俄国文学之父，好比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鉴于当代俄罗斯政治封闭隔绝的特征，人们很难想象普希金作为《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创作者，不仅极力倡导多元文化和全球融通，而且其本人也是多种文化的“产物”：他是个混血儿，而且他为自己的非洲祖辈感到骄傲。

他的曾祖父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加尼巴尔（Ibrahim Petrovich Gannibal）于1696年出生于今天的喀麦隆地区。从普希金作品的注释中，我们可以得知，加尼巴尔小时候被拐卖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一个托尔斯泰的祖先“解救”了他（这是普希金在他1824年注释中的原话——“vïruchiv”）并把他交给了彼得大帝。

加尼巴尔受过各种形式的奴役，但是作为一个从外国引进献给大帝的侍从和教子，他的新生活要光荣得多。他在法国接受了军事教育，晋升为贵族，死时被授予总司令的头衔，并且有几百个农奴殉葬：他是18世纪一位有白人农奴的黑人贵族。

普希金试图在1827年开始创作的未完成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摩尔人》里探寻他祖先的真实生活。在叙述片段中，普希金利用自己曾遭受偏见的经验，写下了曾祖父阿布拉姆的经历：他觉得自己深受法国女人追捧，但是“她们那种对他的好奇，尽管隐藏在一片善意的外表之下，还是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嫉妒那些“可以隐没于人群的普通人，他们可以享受自己的默默无名”。他期待着“被人嘲弄”。有一次他跌倒时，伯爵夫人D“礼貌地扶起了他，却没有展现对于他过多的关注。这种冷淡反倒令他受宠若惊”。

普希金笔触简洁，引人入胜——这种写法很可能会导致刻画过于粗略——不过恰恰相反，他同时又很注意细节，描写精致入微。他的讽刺手法有着奥斯丁式的微妙，比如他想象伯爵夫人“觉得他顶着卷毛的脑袋格外迷人，是会客厅里丛丛扑粉假发里唯一一抹黑色”，再比如阿布拉姆觉得围绕在他周围的女人都是为了和他发生关系，这种偏见也非常具有讽刺性。

这种模糊性正是普希金文化身份的核心。有时他会因为自己的非洲血统而视自己为一个拜伦式的局外人。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经常写下“我的非洲”，就好像他曾去过那里似的。他称美国的黑奴为“我的弟兄们”，但他对俄国农奴确有自己的看法，正如纳博科夫所翻译的他1830年的诗歌《我的家谱》中写道：“加尼巴尔是‘沙皇的知心朋友，而非奴隶’。”此外，他还再现了当今社会中的一些刻板印象，比如他描述阿布拉姆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嫉妒的非洲人血液在沸腾”。当普希金悲惨地决斗而亡后，街头巷尾也用这样的表达来形容他。

作为一本历史演义，《彼得大帝的摩尔人》似乎并不能称为普希金的独创作品。但正由于这本作品没有被写完，我们反而应该重视它的独特意义：它刻画了十八世纪初生活在俄罗斯的黑人的心灵生活，而且作者普希金还是生活在白人优先世界里的有色人种。

（翻译：朱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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