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立万》，很久没有看过这么有意思的电影，不再觉着自己作为观众像傻子一样看着大银幕，而是跟着导演的视角，跟着他的目光一路追寻这个案件。

《扬名立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民国。陆子野是一名富商，想要拍一部能让他扬名立万的电影。于是找来他认为是上海电影圈最牛的阵容。一群表面光鲜，实则落魄的电影人：

主人公之一齐乐山，三老案的凶手，有一把弯刀，老板说它是一把宝刀，他自己在上海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事实上，齐乐山是一名军人，曾跟随他的将军，也就是夜莺的父亲远征印度，是一位浴血疆场的铁血汉子。将军临终前托孤，嘱咐他照顾自己的女儿。

为了守护这个女孩儿，齐乐山带着这把宝刀和女孩回到了上海。

将军女儿喜欢唱歌，改名“夜莺”登台献唱。人靓声甜，很快就被三老盯上。

夜莺唱完歌后被强行带到房间内侮辱。齐乐山像往常那样等待夜莺下班，却迟迟不见人。一问才知夜莺已经“羊入虎口”。愤怒的齐乐山破门而入，用手中的宝刀手刃了这三个老变态。警察很快赶到，齐乐山为了保全夜莺的声誉，让夜莺从通风管道逃走，自己留在凶案现场。

剧本研讨会上，齐乐山听见众人讨论法国医生碎尸案。于是计上心头，通过制造线索误导众人认为这两个案件有关系。

众人为齐乐山的悲情守护所打动。在良心的驱使下，冒着被追杀的危险，也要把故事的真相拍成电影，留住正义。

电影在越南上映，台上的李家辉看到了台下低头擦泪的夜莺，一下明白了齐乐山的用心。但他要追上去拦住夜莺的时候，伸出的手又收了回来。这是齐乐山用命换来的幸福，他决定不去打扰。

曾经浴血疆场的铁血汉子，不能眼见着将军的女儿受到侮辱，这把宝刀就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正义之剑，以父之名杀死这些侮辱女孩的人。

一个杀人犯，一个连枪都拿不稳的警察，一个快破产的电影老板，一个被人抛弃的导演，一个过气的女明星，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但是他们是有正义、有良知的，他们是善良的一群人。

在一个黑暗混乱，看不见一丝光明的社会，齐先生用他的心底的善良、良知唤醒了这群乌合之众内心里的人性的光辉，他用他自己的牺牲，成就了一个女孩子，也唤醒了这群人，突然有了这样一部电影。

宝刀的使命完成了，追随他的主人葬生在一片火海之中。但宝刀的使命由一部电影在继续着，这群乌合之众带着他们根据真实的事件拍成的电影，开始了他们的巡回演出。

这部新电影像一把利剑，刺向暗黑的夜空，给人们带来一丝光明。

以父之名，父神死去，他留下的图腾成为禁忌，我们每个人头顶都高悬一把利剑，那是正义之剑、禁忌之剑，践踏无辜、泯灭人性的三老们，最终要接受这把剑的审判。这是属于符号界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以父之名，父亲的名字引进的是法律，所以拉康说：

“正是在父亲的名字中，我们必须认出象征功能的基础；自从历史的黎明时分起，这个功能就将父亲本人等同于法律。”

在拉康这里，法律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法律，不是统治者制定的那些法律，而是支撑全部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所谓法律，就是使社会存在得以可能的一整套普遍的基本原则，就是支配了所有社会交换形式的一些基本结构。

所以在《扬名立万》这部电影中，一个编剧的出现和设定就是很有意思的。而这个编剧之前的身份是记者，是因为得罪了军阀，所以才做不成记者，所以在做编剧的时候才连署名权都没有。所以这个记者和编剧代表的不是统治者的法律，他口诛笔伐，他代表的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

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拉康认为：

法律本质上是人性的，正是通过调节性关系，法律才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不过是这项法律的主观枢纽，正是父亲的名字或者父亲的隐喻。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解释原始族群中父亲的神话时，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对父亲的谋杀不仅没有使儿子们从法律下解放出来，反而更加强化了法律的威严。

齐云山的宝刀、编剧的文字维护的是父姓的尊严，而不是统治者制定的法律。这种父姓的法律、父姓的尊严的维护，有时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生命。

要牺牲生命，所以很多人会退却。我们惧怕这种牺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渺小，但这种内心里深藏的无畏无惧的牺牲精神，又时时会被我们身边，像齐云山这样的人所唤醒。

“我以我血祭轩辕”，夜莺的父亲保家卫国战死疆场是一种祭，齐先生守护夜莺牺牲自己也是一种祭，一群人流浪海外用电影讨伐无道者更是一种祭！

肉体消亡，文字犹在，精神永存。

扬名立万，可以说扬的是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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