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研究生坠亡事件

近年来高校学子自杀身亡的新闻时有报道，究其原因都是学业压力重、心理压力更重。近日有网友爆料武汉理工坠亡研究生导师恢复招研，说到这名研究生导师大家可能没有印象，但说到陶崇园自杀事件相信大家有所耳闻。陶崇园坠楼身亡，家属结合陶崇园生前留下的蛛丝马迹认为自杀与导师王攀有关，如果王攀恢复招研大家怎么看呢？

武汉理工坠亡研究生导师恢复招研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陶崇园导师、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教师王攀已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网络截图显示，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网11月20日发布的一则《关于学校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中，王攀位列通过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教师名单之中。

11月25日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表示上述公示名单中的王攀确系2018年坠亡研究生陶崇园的导师王攀。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也同时强调，上述公示并不是最终名单，目前流程还在进行中，公众若有意见可以反馈给研究生院。

武汉理工坠亡研究生事件

2018年3月26日，陶崇园从其宿舍顶楼坠楼身亡，警方认定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事发后，陶崇园的家属结合其生前对导师王攀的抱怨，以及事发后在其电脑中发现的从2017年10月以来陶崇园和王攀相关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认为陶崇园的自杀和导师王攀有关。事件随后引发公众关注。

2018年4月8日，武汉理工大学发布通报称，针对陶崇园家属反映导师王攀的有关问题，经查，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子关系等与科研无关的行为，以及指导学生升学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情况。

未发现王攀存在阻挠陶崇园本科毕业时到其他高校读硕士及硕士答辩、侵占学生经济利益、让学生到其家中洗衣服做家务等行为。学校已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将根据调查事实依法依规处理。

研究生能否毕业导师说了算？

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将充分采纳。

该建议是全国人大代表张永明提出的诸多建议之一。张永明认为目前“发表论文几乎成了博士生能否毕业的唯一判断标准”，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以发表的论文体现，成果也止于写在纸上的论文，这是研究资源的很大浪费。

确实，由于评价机制的单一和僵化，“唯论文论”甚至“唯核心期刊论”成了很多学校人才评价的硬杠杠，多少研究生为了一篇核心期刊，熬秃了头。为此张永明提出“博士生能否毕业，导师要有决定权。”即使一篇论文没发，只要科研水平达到就可毕业。

当然，从评价机制改革的角度而言，这份建议确实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改变原先的评价机制是否可以从原来的“唯论文论”大跨度地过渡到“唯导师论”，这改革的步子或许迈得过大。但从教育部的表态看，似乎是全盘吸收了这一导师扩权建议，有一拍即合之感。

同时，教育部还趁机宣布了更多顶层设计，希望调整研究生导师职责，压实导师第一责任人的承担，提高导师对学生的决定权是大方向。

教育部在原有制度上继续为导师建章立制，舆论将这些变动概括为“学生能否毕业导师说了算”，并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不同的意见认为，研究生合不合格、能不能毕业，的确是大事，但将如此重大、严肃的学位问题系于导师个人而不是制度，似乎矫枉过正，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导师与学生的关系。

对导师扩权的担忧，不止来自于理论上的推演，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还来自于那么多现实案例。比如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自杀事件，起因就是导师王攀对学生精神的控制、对学生前途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以致于陶崇园明明苦不堪言，却不得不委曲求全，最终在精神上崩溃，成为导师一言堂制度的牺牲品。

从另外揭发的一些案例看，还有一些导师利用权力剥削女学生，不仅攫取学生的作品用来谋利，甚至性侵女学生。这些也许不是导师队伍的主流，但只要出现一起，就说明隐藏着的恶性案例可能会更多。毕竟，导师之所以能对学生予取予夺，靠的就是权力失衡的导师制度。

如今，教育部正在重整导师制度，但从现有的迹象看，似乎依旧是在单方面强化导师的权力，而不是促成学生、导师、学校三方责权利的动态平衡。尤其是在为学生与导师设计权利与权力的平等互动上，立意不高，举措裹足不前。要真正地制约导师，仅仅“压实导师责任”是不够的，还必须为学生赋权。

学生不可能赤手空拳对抗个别导师的恶劣做派，教育部在这方面应该多有考虑，合理地审视学生、学校和导师这三个主体，给予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学生也有权与导师博弈，比如求助于公平有效的申诉机制，或者提供规避不良导师的学术救济安排等，主要是扶助学生的独立人格，避免成为导师的附属品。

现有制度下，导师的权力已经相当大了，否则，以那些学生应有的智力水平，根本不可能轻易落入导师的陷阱中，成为悲剧的化身。假如再来调校导师制度，立足点不是导师有权做什么，而是学生有权做什么，在权力的配置上要查漏补缺，让强者有忌惮，让弱者有依靠，权力有加有减，而不是忽略学生的现实处境。

换句话说，那么多导师专权跋扈的悲惨故事，以血与泪的教训展现了导师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这些用学生性命换取的启发，应该反映在导师制度的改良设计中，落实为学生可以依赖的制度版本。导师制度改革最该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以导师扩权为起点，不能让男学生、女学生的血泪都白费。

当然，学生不是天然正确的一方，导师也绝非带着原罪。研究生培养要强化素质，即教育部所说的“提高品控”，但真问题是什么呢？学生再怎么顽劣，有现成的学分机制勒令退出，学生不上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本无法比肩一个品行卑劣的导师，因为他们有全套机制保护，而且是过度保护。

在看待研究生导师制度的问题时，只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明白了：到底是开除一个学生难，还是开除一个导师难？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只要抬望眼看看那些敢怒不敢言的学生就可以了，稍微了解一下不幸学生的遭遇就知晓，要不要继续导师扩权，起码得有这份悲悯。

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应有高要求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这种说法没错，然而要实现顶端的国民教育，也得有与之相称的权力设计，在制度设计上还要有先进的考虑。无论是对导师的高要求，还是对学生的严标准，都要立足而不是继续漠视两者关系的现实。让学生有力导师才不会无法无天，顶端教育才有根基。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编辑整理发布，如有不妥之处，请与我方联系删除处理。邮箱：1346266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