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留学”

“这个案子如果投了3亿（新台币），收回1亿，其实也是赚了1亿的。因为您知道您是得到了一部3亿的电影，以及1亿的票房，这是一部有价值的电影，不只是钱，而是关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时代的定位。花钱做这样一部电影不能求回报，老天给我们1亿就是多赚的！”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乍听上去的疯话，是魏德圣在为《赛德克·巴莱》“找钱”时算给投资人的账。如今回头看，他自己也笑言那是着魔的状态：苦修了十余年的剧本，分镜头剧本画有六七公斤，从只会用火柴棒代表一个小人的绘画水准，到能足以让那些真心好奇这电影的人耐着心看图看明白整部影片；怕机会坐等不来，便自筹了200万台币拍了段5分钟的“试片”，吴宇森的评价是，运镜大气，不输好莱坞。

投资却仍旧未果。迫不得已另写了一部电影——《海角七号》，只是为击碎所有的被质疑，比如说“没有明星，就不会卖钱”、“制作超过2000万台币的案子不会卖钱”、“从头到尾全是台湾本土元素的东西，缺乏国际化特点不会卖钱”等等，较劲似的把那些大家所谓的“不会卖钱”，通通塞到这一个案子里。

众所周知《海角七号》不只赚钱，甚至成就了传奇，至今拍故事的发生地还是台湾最时髦热闹的景点之一。魏德圣跟着电影一夜成名。

魏德圣

魏德圣自己却苦笑说，处处捧奖的日子里，“灵魂和身体是分开的，灵魂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身体像给放在工厂的传送带上运往各处，数钱，讲话，数钱，人生只剩这两件事时，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看起来很大，里面却是空的”。

抓作救命稻草的还是《赛德克·巴莱》的剧本。从夏威夷影展回台湾的第一天，也是《海角七号》票房正式过4亿台币的日子，魏德圣终于觉得是时候了，《赛德克·巴莱》正式启动。第一篇关于这电影的日志里，他写道：“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留学，猎人应该在猎场里追捕。”

“历史中的人往往是无奈而被动的”

魂牵梦绕了12年的故事，起点是在书局里乱逛时，翻到的一本漫画《雾社事件》。魏德圣觉得自己和书上的故事蛮有缘的：学生时有次和朋友去山上玩，玩到没钱了，就借宿了山上的人家；听过差不多的故事，他清楚地记起山上人家里的老照片，尤其是那些故人的眼神。“最初看那些照片时莫名其妙地抱着好一阵不放手，很入迷，觉得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往事。”

照片的主人公就是“雾社事件”里起事的赛德克人，漫画即讲述这段1930年日据台湾的原住民抗暴及“出草行动”的历史。雾社是地名，在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等部落不满总督府的压迫而联合起事，在雾社运动会上杀死134名日本人，随即遭总督府攻讨，原住民牺牲人数近千人。事件的重要人物莫那·鲁道自杀，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余生者被强制迁至川中岛（今清流部落）。这是日据期间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行动。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魏德圣最初是被事件本身的跌宕壮烈所感染，觉得它不该是一段躲在角落里的尘封往事。第一稿剧本写了差不多10个月，基于事件本身的丰富，相比情节上的起承转合，他觉得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切进去的角度，能让大家对所有角色的心理都感同身受，而不是站在哪一边的立场去仇视另一方。”

魏德圣告诉本刊，得来这样的历史叙述态度，是以心胸放开阔为前提的。“最初准备故事时，我花了不少时间在图书馆里，主要围绕同时代山上的警察制度，日据时期整个台湾的社会环境、政治关系、国际形势，甚至原住民彼此间的文化风俗差异。扎扎实实看了几个月，反而在心里留下了更多疑问，尤其是事件的原因和之后的影响，所以又往前推进10年，再10年，甚至30年去了解日本刚进入台湾山区的所有相关政策，乃至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时这些人的反应。我很惊讶自己心中情绪的转变，甚至觉得自己真心原谅了一些历史中被负面评价的人。比如说铁木瓦力斯（道泽群总头目，在雾社事件中，被日方控制，后被胁迫组成袭击队，与原住民抗日力量对抗时战死），我会站在他的立场想很多事情，甚至反思雾社事件本身算不上一场战斗，也是猎人对猎物的屠杀，事件的爆发是源自原住民长久的压抑，爆发的对象不只有警察和军队，更累及了交战双方的妇女和儿童。”

所以，魏德圣笔下的男主角莫那·鲁道并不是好莱坞意义上的“英雄”——无时无刻高呼自由浴血奋战的救世主，动人的反而是他身为一族领袖的忧愁：“死后究竟是进入日本神社，还是祖灵的牧场？”“以夷制夷”政策下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赛德克族人花冈兄弟的角色，则是这份认同焦虑的直接释例。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自杀方式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面对哥哥的道别，弟弟面无表情地说“就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那是惨烈苦痛又交织无边绝望的一幕。

“小英雄”巴万是魏德圣唯一纯粹虚构的角色，也在这近三个小时影片里承担着故事线索的功能，出场便对莫那·鲁道抱怨因为日本老师打人所以不想去上学，起事时，他用削尖的竹竿刺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给了自己这么个坚定的行动理由：“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是打我。”魏德圣告诉本刊，这是从历史到电影最大的调整，叙事功能之外，更有与观众一起回到原点来探讨往事的诉求。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因此魏德圣说，自己希望不仅是故事能使观众“进去”，同时也该做到“抽离”，这是身为台湾人拍这段历史的最基本的严肃态度。“如果非要强调作品里的历史观，我个人的立场是，战争的发生并不是基于个人的存在，而是国家本身政治的方向和当权者的贪婪，而作为基础的人总是扮演着无奈的被煽动角色，日本人是被他们的军国主义煽动，族群的壮丁是被族长的祖训煽动参与战斗，确有信仰的成分，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终究是被动的。”

影片片尾郑重地用了极少在电影里出现的编年简史式的字幕，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直到1945日本签订投降协议，因为魏德圣觉得，须尽全力放弃小历史的偏见，用大历史的心胸去追溯从前。

“我觉得台湾当前要做的是跟自己的历史和解，所以把台湾史拍出来不是要刻意丑化日本，也不是要吹捧台湾英雄，我没有指责谁对谁错，我只是告诉你，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东西。过去的日本做过这些事情，现在的日本不知道悔改，是这个政府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不认就不原谅自己，这逻辑不对。至今我们距离那段历史已经至少间隔了三代人的距离，而我们面对曾经的态度也不只是可以一刀两断的仇恨那么简单，那么我想是时候放下沉重的包袱，从历史中重新出发面对自己和自己的今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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