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关后形势复杂，能够逐渐稳定下来，与拥有一批开创新格局的文武大臣相关。前四帝皆知爱惜人才，而应推乾隆最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将星文星交相辉映，清臣能臣集于一廷，以枢阁大员为例，不算前朝老臣张廷玉和鄂尔泰，就有傅恒、刘统勋、尹继善、陈宏谋、于敏中、阿桂、王杰等。有人会举出和珅作为反证，那当然是弘历的一个败笔，可从才华、能力上着眼，老和也堪称万中挑一。

乾嘉学术的繁荣，尤其是汉学的崛起，与弘历提倡潜心经学相关，与他的搜罗延揽著名学者分不开，也与纂修《四库全书》密切相关。十二年夏，乾隆闻说华亭生员姚培谦、江阴布衣是镜“皆力学有素，闭户著书，不求闻达”，命江苏督抚详加了解，而得知姚氏乃浮夸好名之辈，是镜倒是性情醇谨，究心先儒之学，但所作较为肤浅，也就罢了。之后江南保举了四位经学名家——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大学士受命主持调查，予以认可。吴鼎、梁锡玙应召来京，弘历亲自阅读了二人的经学著作，大为欣赏，即授以国子监司业，并命“派翰林二十员、中书二十员，在武英殿各缮写一部进呈，原书给还本人”。试想这是怎样的荣誉和激励！陈祖范、顾栋高因年老衰病不能来京，也赏与国子监司业职衔。

科举乃收罗人才的正途，弘历一直注重通经与致用的结合。此时西域经数年动荡，业经平定，又恰逢崇庆皇太后七十大寿，钦定于二十六年春增开恩科，而殿试策问的第四题，即因西域屯田大丰收，但也带来谷贱伤农与滋生奢靡之风等问题，要求新贡士提出对策。这样的题目是指向明确的，僻居乡野的儒生往往难以应对，却给一个特殊群体带来极大优势——来自军机处和内阁的中书。举人具有选任小京官的资格，较优者进入军机处办理文案，誊录密奏和上谕，视野识见自会开阔许多，一旦到了殿试阶段，他们就能占很大便宜。以上届为例，三鼎甲中状元毕沅、榜眼诸桐屿都出于军机中书，一时士子议论纷纷，声称“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

二十六年辛巳科殿试，原定第一名赵翼、第二名胡高望，又是军机中书。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出自赵翼《檐曝杂记》，说是一班阅卷大臣在赵翼考中会试后有些担心，生怕他进入鼎甲，舆论上再生波澜。傅恒为首席军机大臣，平日待之亲切，善意地提醒不要指望得状元。赵翼学问淹博，诗文皆佳，却接连遭遇五次落榜。这一次闯过春闱，赵翼心气极高，预测到读卷官为避嫌会压低其名次，答卷时故意变换字体。该科有读卷大臣9人，按照规定的阅卷标识，以9圈为最优。负责排序的是在黑水营一战成名的兆惠，见只有赵翼的卷子有9个圈，遂列于首位。左都御史刘纶担心排在第一的为赵翼，请刘统勋复核。赵翼曾为刘府门客，统勋熟悉其字体，看了卷子后哈哈一笑，予以否定。刘纶说查遍所有试卷，没有发现赵翼的笔迹，估计是换了字体。统勋再次详阅首卷，感觉与赵翼平日文风差异甚大，确认非出自他之手。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有趣一幕，一帮阅卷大臣认真比对字迹，寻找一个熟悉且欣赏的晚辈，不是为了提携抬举，而是要将其名次适度移后。其中也有对赵翼的了解与关爱，能排在二甲前列，对于他以后的发展或许更有利，宦程跋涉，比拼的根本在品格与实务，是否鼎甲并不太重要，清代状元真正有成就的实属寥寥。

赵翼因精心设计闯过读卷官的关口，可还是没当上状元，在传胪之日备受打击，精神恍惚，唱名三遍仍伏地不起，“鸿胪官掖之出班”。《瓯北集》卷九有诗：

三唱依然伏地坚，缘知仕宦戒争先。无才名敢羞王后？有客书能炫赵前。蓬岛云霞曾到顶，洞霄班位总称仙。已惭鼎足犹非分，敢望巍科第一传！

吃醋含酸，失落之情跃然纸上，乃至于隐含王杰以书法夺魁、羞列其后之意。这也成为赵翼的毕生心结，一辈子耿耿于怀，晚年还念叨什么“大魁佹失”，什么“一桂枝高手已攀，胪传声里另排班”，传递出难以化解的幽怨。

赵翼说的“另排班”，是这个科场故事的后半段。主人公换成了王杰，而另行安排名次的，乃乾隆皇帝本人。

阅卷阶段结束，经过反复讨论斟酌的排名也出来了，不管傅恒等读卷官如何处心积虑，进呈前十卷中，排在第一的仍是赵翼，王杰则在第三。这能算是桂枝已折吗？怕不能。皇帝还没有确认，传胪尚未举行，怎能说“手已攀”呢？通常说来，皇帝对拟定的殿试卷顺序圈阅批朱而已，不去改动排定的名次；而乾隆不同，经常会加以调整，本科也是他将排在第三的王杰拔为状元。《清史稿·王杰传》写道：

（王杰）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辰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及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喜。又以陕人入本朝百余年无大魁者，时值西陲戡定，魁选适得西人，御制诗以纪其事。

记述很受《瓯北集》以及坊间笔记杂录的影响，似乎皇上由于素识王杰书法，又询问了王杰的品行而调整排序，而阅卷大臣中的尹继善曾是王杰的恩公，无疑进了美言。岂知弘历在一年前就强调不得以字取人，且答卷用楷体，区别起来甚难。实际上，乾隆对改动顺序极为郑重和审慎，不仅仅细读了前三卷，而是将所有十卷一一都读过，读了差不多五个小时。

几乎每个帝王都是信息汇集的中心，乾隆尤如此。社会上关于“鼎甲大半出于军机中书”的议论，他当然会有所耳闻，也会提醒告诫诸位近侍大臣。而本科前三卷除了王杰之外，前两位都是军机中书，既可证明传闻之不虚，也说明赵翼等确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隐然有一种不公平在焉。对一个饱读诗书、君临天下20余年的皇帝来说，状元是谁并不重要，而借以与国家收复西域、平定叛乱相挽结，激励偏远地区读书士子的进取心，才更有意义。弘历并非随意朱笔一勾，而是召来读卷官询问商讨，得知清朝开国以来西部未出过状元，方始做出决定。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王杰的答卷的确很优秀。乾隆说：“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一番话合情合理。传胪之日，新科三鼎甲照例出班跪拜，虽是遥遥一望，王杰的端庄凝重，已使皇上心中喜悦。

王杰出身关中书院，以古文字擅长，终生读《易》，是著名的理学大臣，且全无门户之见，对晚辈学人汪中、王念孙、孙星衍、凌廷堪、阮元、江藩等多有提携，其中不乏汉学大家。王杰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清正耿介，后来担任四库馆副总裁、武英殿总裁，恪尽职责。至于赵翼，在翰林不久即出任外省，做过知府、道员，辞归著述，成为史学大家。

（本节参考：《清实录》《清会典事例》《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史图典》《乾隆事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