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第43页有一则课文，全文如下：“一只船，扬白帆，飘啊飘啊到台湾。接来台湾小朋友，到我学校玩一玩。伸出双手紧紧握，热情的话儿说不完。”语文老师讲这篇课文的时候，讲到了儿化音，“热情的话儿”，原来普通话里也有儿化音。这篇课文要是用北京话念，“玩一玩”是个难点。小孩子读了这篇文章，应当知道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城南旧事》剧照

我早年间去台湾玩，有一天的日程是去日月潭。导游说，日月潭边有一个阿婆，卖茶叶蛋，她的茶叶蛋非常好吃，所有游客都去买。我们找到那个摊位，一群日本游客正围着那位阿婆，老太太用日语和日本人聊天。导游介绍，阿婆上学时正是日据时期，所以她会说日语，会讲台湾土话，但国语是不会说的。待日本游客散去，我们买了几个茶叶蛋，全程无更多交流，略微扫兴。

语言学家讲，血浓于水，语言浓于血。语言学家还说，语言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如果大家语言相通，更容易凝结为一个共同体；如果语言不通，这个共同体就有离心力。

《亲爱的翻译官》剧照

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说：“台湾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当时台湾人口600万，日语普及率达70%。1946年1月，语言学家魏建功前往台湾推广国语，他的纲领包括以下几项：一是闽南语复原，从方言学国语；二是注重国字读音；三是刷清日语句法，以国音直接读文，达成文章还原；四是研究词类对照，充实语文内容，建设新生国语；五是利用注音符号，沟通各族意志，融贯中华文化；六是鼓励学习，增进教学效能。魏建功给《台湾新生报》写文章说：“受日本语五十年的侵染，教育文化上如何使得精神复原，这才是今日台湾国语推行的主要问题。”他力主恢复台湾话，从台湾话系统中对照着学国语，他撰写了《注音符号十八课》，分别将注音符号和厦门音、漳州音、泉州音、客家音做对照。

《北平无战事》剧照

有传教士说，福建话和广东话的区别，比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之间的区别还大。传教士不是瞎说，他们翻译《圣经》，有上海话译本、苏州话译本、宁波话译本、杭州话译本、福州话译本、厦门话译本、汕头话译本、广州话译本、客家话译本、三江话译本、南京话译本、北京话译本、汉口话译本等。他们还利用拉丁字母的优势，为那些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西南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形式为主的拼音文字，比如老苗文、框格式东傈僳文、富能仁西傈僳文、景颇文等。

我在一本书上见到上海话版本的《约翰福音》——“起初道有拉个、第个道忒上帝两一淘个，道就是上帝拉。第个道勒拉起头忒上帝一淘个拉。样样物事，但任道造个，唔没道末，一样物事勿有拉。”还有苏州话版本的《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养出来，是实梗个，俚个娘马利亚，已经搭约瑟攀亲哉。拉做亲个前头，马利亚受圣灵个感动日老得个胎。”这两种方言版，我不知道怎么读。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莫说对少数民族语言极为无知，对方言也没什么认识。看见洋人拿福建话、广东话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相比较，第一感觉倒是“不恰当”。这个“感觉”没有一点儿语言学基础，大概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方言是方言，语言是语言。我第一次对苏州话感兴趣，是在收音机里听到苏州评书《武松》，跟我们听到的北方评书太不一样了，节奏非常慢，武松走上狮子楼的楼梯，就能讲半个小时。说书人是用普通话说的，但好歹我算知道了苏州评弹之外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苏州评书。

《金陵十三钗》剧照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陈真》相继在内地播出，电视剧是普通话配音，但片头曲保留粤语原唱，结果我们这帮孩子都会比画着“迷踪拳”，咬着舌头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还有“孩子，这是你的家，庭院高雅”。汪明荃那首《勇敢的中国人》，到今天我还会哼唱两句——“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我们最初学会的这几句粤语歌，具有极强的“向心力”，一种很陌生的语言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实在让我们既新奇又兴奋。

《大侠霍元甲》剧照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要推广普通话，有三大利器——话剧、电影和广播电台。这当然是推广普通话的利器。但我们北方人对粤语的一点儿了解，也是来自这三大渠道。先是看港剧，然后学唱粤语歌，然后知道香港电影有国语版和粤语版之分。我看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周星驰诉说家世的那一段，认出其使用的手法跟北方的“数来宝”很相似，原来在广东话的语境中，那叫作“数白榄”，是用绳子连着两块木板，敲打出节奏，说出内容。我们说一段就明白了——“讲你又唔听，听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错，错你又唔认。”光看这二十来个字，就能带入语音。后来有人推荐我看电影《南海十三郎》、看话剧《南海十三郎》，剧中讲古人（说书人），用“数白榄”来交代剧情。由这部电影，我才知道粤剧中的著名编剧唐涤生，知道粤剧《帝女花》唱的是什么，虽然还不能欣赏全剧，但好歹知道了两句。

《唐伯虎点秋香》剧照

魏建功当年去台湾，有一位同行者叫齐铁恨，他是个北京人，在北京当过多年小学教师，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过国语教材，是老舍的朋友。齐铁恨到台湾后，有一项工作是每天在广播电台里做国语讲座。我小时候听收音机，每晚8点有一个固定节目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我对这个节目的名字印象很深，全国各地的电台到晚上8点都播这个节目，全国人民都听普通话。我那时并不知道，“普通话”是左翼文人使用的术语，用以对抗“国语”。

瞿秋白说，在多民族国家里，指定统治阶层的语言为“国语”，去同化异族，禁止别种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是压迫弱小民族。瞿秋白还说，普通话是现代化工厂里无产阶级使用的语言，特别是上海工人使用的语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瞿秋白的这套话，背后有列宁、斯大林的一套理论支持，这两位革命导师都鼓励各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或语言。待到后来，普通话不讲阶级性了，普通话就以北方方言为基准了，背后也有一套斯大林“民族语言”理论支持。在上世纪30年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颇为活跃，斯大林政府改变了路线，他们从字典、学校和公开演讲中清除了方言和非俄语词汇，用西里尔字母净化语言。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将俄语作为国家语言颁布，方言、口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是从属性的。苏联学者尼古拉·约瑟福维奇·康拉德（Nikolai IosifovichKonrad）写过《论汉语》一书，他用斯大林理论阐述汉语，虽然他不懂汉语（他是个日语专家）。

《南海十三郎》剧照

我上学的时候，当然不知道我从《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收听到的语音，背后有语言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之理论嬗变，不过，我能感受到语言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拼音报》，通篇的拼音非常不舒服。我当然不知道，激进的文字改革者是想废除汉字，用拼音取代汉字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我上中学的时候，“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规格很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学校里有“世界语课外课”，可以免费学习世界语。我当然不知道，诞生于波兰的世界语生来就有共产主义色彩，“世界语运动”到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式微，只有中国念在老情分上，还会办“世界语大会”。每个人的学习总会有时代背景，现在的孩子去“少年国学班”补习，背后也有一套文化自信的理论支持。

综艺《种地吧》

我上了大学，学校里有一位黄药眠教授，在我入学前一年就去世了，但名头很大，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是广东梅州人，当过中学语文老师，写过小说，他有一套关于“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理论，即在小说中多用土话——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得它一天天丰富起来，最终使地方土语慢慢成为写作语言（新的普通话）的构成部分。他的小说中会用一点儿广东话和福建话，但读起来并不觉得生动。

萧乾是北京人，辅仁大学毕业，也算半个校友，他写过一个自传体小说《梦之谷》，主人公流落到广东潮州，语言不通。“我告诉你，五官中，没有比耳朵和嘴再宝贵的了。没有它们，你的生活里便失去了和别人的接触，你自己也不再能混到同类的生活里去。你看见别人叽哩咕噜地动嘴，却摸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你有一腔话要表达，大至你的抱负，小到吃饭、点灯。你干嚷，没人懂你。到那时候，你将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鹦鹉。”这位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广东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里教国语。

《外来媳妇本地郎》剧照

以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来说，语言是有远近亲疏的，中学课本里的《包身工》和《多收了三五斗》，学起来就是有一点儿隔膜。赵树理和孙犁这样的北方作家，读起来就是亲切。更不要说在课本中读到《龙须沟》了，程疯子的台词：“请诸位，你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还有那句：“洗衣服跟洗脸，滑滑溜溜又省胰子又省碱。”北京学生读起来，自动带入曲艺腔。我上学的时候，课本中有相声《连升三级》，老师不讲，估计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讲，让我们默读一遍就算了，那是自动带入刘宝瑞语音的课文。

刘宝瑞有一个相声叫《斗法》，开头说北京城里贴出了皇榜，“这皇榜贴上，没有一个时辰，就惊动了北京城四门三街五牌楼，八臂哪吒城，全城的人民，全嚷嚷动了。也不管什么是五行八作，士农工商，僧门两道，回汉两教，诸子百家，街市上走的人，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的、挎剑的，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推锅卖蒜，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大伙儿就都围过来了。”

刘宝瑞说这段时，那种美妙的节奏感比任何一个文学家都有教益。他缓缓起步，当你意识到他在说一小段贯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收尾，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却让你听得那么熨帖。以我的经验看，学生在学校里要是太多嘴多舌，总会被老师斥为“耍贫嘴”。可北京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耍贫嘴”，学生“耍贫嘴”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学习语言呢？我觉得，侯宝林、刘宝瑞、单田芳都是语文老师，我是在普通话环境中接受教育的，但北京话、天津方言和东北方言，还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我爱我家》这样的电视剧，让我知道了语言原本多么生动。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35期，参考书目：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