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前辈、领导、同仁们，大家好！

能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创建四十周年之际，受邀参加这次颁奖典礼，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荣幸！首先，我要向钟灵毓秀、底蕴深厚、人才辈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表示热烈祝贺！也要借此机会向在评奖过程中给予我宝贵支持和肯定的各位前辈、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向一直以来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各位老师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团队所有小伙伴们的辛苦付出和默默奉献！

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者，今天面对这么多前辈大咖，我的内心是诚惶诚恐的！从我自己的求学经历来看，恰恰为阿罗提出的干中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样本。我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环境工程，博士专业是技术经济及管理，所以说从最初的弃工从管，再到借管研经，我的每一步求学之路似乎都缺少了正统的经济学训练。“非科班出身”的我今天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和研究技能都是在问题导向的探索之路上一点点通过“干中学”积累起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进阶之路似乎也可以对张培刚先生所创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可类比的实践检验样本。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下面我就斗胆从我的研究领域的视角在各位前辈面前班门弄斧，谈一点自己对发展经济学的认识。

发展是以增长为基础的，所以谈到发展经济学就不得不提及经济增长理论。在索洛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上世纪80年代末以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思想的内生增长或新增长理论，论证了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和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驱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新增长理论摆脱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被外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决定的，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结果”，为经济增长免受于资源极限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政策指向，将经济增长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外部条件之一，自然生态环境约束一直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诺德豪斯对碳排放的追根溯源那样，环境非期望产出也逐渐从“自然界自身的产物”演化为人类活动的“byproduct（副产品）”，可以说自然生态条件与人类的经济系统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生命共同体”。分别依靠上述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气候变化经济学两个不同领域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罗默和诺德豪斯在2018年同时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各有侧重，但两位学者的经济理论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可以断定的是，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寻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时代诉求下，如何依托人类的创新能力激发增长潜能，如何适应资源约束并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当代发展经济学必须加以关注并提供科学回应的重大问题。

那么，就我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格局，决定了我国需要积极探索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张培刚先生创立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并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谭崇台先生倡导以中国经验推进发展经济学衍生新理论，并提倡用新的发展理论演绎中国发展故事。前辈们已经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益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相融并进必然是有效推进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的“一味良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阶段，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增长模式向效率、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变。同时，为了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并适应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相继提出了污染物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约束目标，以及推进绿色转型、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展战略；2020年，我国又进一步提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一系列环境治理和气候治理领域发展目标的提出，无不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可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赛道”转换，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大关切，都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时代创新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实验田”和“金山宝库”。

因此，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经济学者，理应立足于我国的实践去检验、矫正和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气候变化理论、资源能源转型理论，从而形成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成果。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供各位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最后，衷心祝愿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能有新的发展！吾辈能够将张培刚先生的求真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信息来源 |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