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本名金雪飞，笔名Ha Jin，1956年生于辽宁。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布兰迪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系教授兼主任。长篇小说《等待》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和《好兵》分别获奥康纳奖和海明威奖，2004年长篇小说《战废品》再度获得福克纳奖并入围普利策奖。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落地》、《新郎》，长篇小说《自由生活》、《池塘》、《疯狂》、《南京安魂曲》、《背叛指南》、《折腾到底》等。
跟哈金提前半个月约见面时，并未想到那一天会是中秋节，也压根忘记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这么定了，我们10月5日见面吧，地点就在我的221办公室。那天下午我有文学课，你可以跟我去旁听，我会讲《愤怒的葡萄》。” 221是哈金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办公室，隔壁的小教室222，几十年来已经走出了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明威奖、福克纳奖……各大文学奖得主。哈金从那间教室毕业，15年前又回到那里，以文学教授 Xuefei Jin 的身份任教到现在。如今，61岁的哈金，还是这个在全美名列前茅的创意写作项目的系主任。
10月4日我从纽约出发，沿95号公路驾车去听一堂创意写作课。四小时后，我在傍晚抵达波士顿。头顶的月亮大得失真。我把酒店定在了Watharm镇，就在布兰迪斯大学旁边，GPS显示，距离波士顿大学12英里。当年，哈金来美国的第一站就在这里，他从山东大学考来布兰迪斯读英美文学博士。读到第三年，开始每周一次从Watharm的布兰迪斯，向东去cambridge的波士顿大学，旁听写作课。后来哈金回忆说，“开车要40分钟，开回学校12英里，开回当时的家15英里。”那是1990年，34岁的哈金第一次听说“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诗、写小说。
WuNan也曾住在Watharm。上世纪80年代他从香港来到波士顿，在布兰迪斯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后因种种变故，退学去亚特兰大开起了中餐馆。本想学成归国回家乡大学教书的他，选择留在这个国度，为生计摸爬滚打，又不甘虚度此生，拿起笔开始写旧体诗，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即便受到各种嘲讽，WuNan还是离开油腻的厨灶，决心走上自由创作之路，并说出一句，“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自由对你就没有意义。” 这是哈金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中的情节，六百多页，花了他7年时间。
小说出版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哈金的半自传小说。连盛赞过他的厄普代克都这样公开评论。哈金不解释，他只记得一句尤其给他力量的话，来自太太，“《自由生活》你写到这分儿上，以后你别的啥都不干也行了，就做个混蛋吧。”那股骄傲，比哈金此前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海明威奖时都要强烈。
可哈金还是没去做个混蛋，也无法“啥都不干”。他比30年前刚来美国时还要拼命，不敢放松。“不写出伟大作品怎么行呢？最难的是一个人成功后怎么继续，比一开始还要难。”除了一部一部打磨新小说，出版时照例在扉页上写上：献给Lisa和Wen（太太和儿子），哈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好Xuefei Jin教授。这位常自嘲边缘、野生的作家似乎有种使命，要教出几个出色的移民作家。
哈金与德国编辑乌俐卡 （图 哈金提供）
■哈金每年秋季开设的移民文学课，正在分析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图 岭尓）
Xuefei Jin教授，与沃尔科特共用办公室
与哈金见面的那天早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移民作家石黑一雄获奖。那天是周四，下午哈金有3个小时的文学课，讲授移民文学。他一般早上10点从家里出发，先开车再换地铁，两小时内能到波士顿大学。那天在路上，他给系里的协调员凯瑟琳·康（Catherine Con）挂了个电话，请她看看“有没有一位从纽约来的采访者已经到了办公室”。两人电话里聊起刚刚揭晓的诺奖，“是石黑一雄哎。” “ 也不算冷门，其实诺奖就是个大奖，给谁都行。没获奖的，也不代表写得不好。”
凯瑟琳也曾是哈金的学生，钢琴专业出身的她，2012年考入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系。当时她是班上唯一的亚裔，妈妈来自台湾，父亲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混血，她生在美国，不会中文。至今她还记得，在哈金课堂接受的训练，“ 一个故事要有5个场景和一个出其不意的结尾”，“写作非常之难，我们可以选择其他任何职业。但既然选择写作，就意味着热爱。”因为立志小说写作，毕业后她又回到系里，当协调员，边创作，边工作。
上午11：30，我在221办公室见到了哈金。他刚摘下棒球帽，穿一件蓝牛仔衬衫，帆布裤，和那双已穿旧的被媒体多次拍到的“带流苏的棕色皮鞋”。前一天是中秋节，他收到了朋友递来的月饼。一边拆着这一周堆积的信件，一边招呼我坐下。哈金现在的身份，除了教长篇小说的Xuefei Jin教授，还兼任创意写作项目的主任, 多了很多行政上的杂事。
“一大早，都是石黑一雄的新闻，又是移民作家啊。” 我说。书架上有本远藤周作的《沉默》。“是啊，他很不错的，Reputation很好。不过他的小说基本上是英国传统了，我倒想起另一个华裔英籍作家Timothy Mo，中文名叫毛翔青。他写过《酸甜》，一点也不比石黑一雄差，就是脾气不好，把人都得罪了。所以得奖很大的因素，有一个运气在里面。” 我看着眼前这位拿过美国各种文学大奖的“得奖大户”, 他的表情谦卑得像刚出道的新手，“包括我自己，比我写得好的太多了。活着的，死去的。你只有一条路，去写，写好。”
这间办公室，哈金呆了15年。房间不大，创意写作班的传统是两人合用一间。以前，哈金的同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两人共事五六年，一个教小说，一个教诗歌和戏剧，共用这间221。“他当年常跟我说：你知道吧，我是可以提名诺奖的，但得拿钱来。每次我都不理他。” 我问哈金，“他是开玩笑吗？” “ 半真半假吧。他后来退休，我们就没往来了。”2017年3月沃尔科特去世了，哈金办公室的书架上，还留着一张他和女儿的合影。
现在和哈金共用办公室的，是女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她曾是苏珊·桑塔格的秘书，桑塔格儿子的女友，写过一本《永远的苏珊》。“她的小说才好，《上帝呼吸中的羽毛》非常独特。她专教小说修改，每周一，就在隔壁。”
隔壁的222，就是创意写作项目那间传奇的小教室。不到20平米，在这儿教过创意写作的有大名鼎鼎的罗伯特·洛厄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小说家契佛、写《革命之路》的理查德·耶茨……在这儿教了几十年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品斯基（Robert Pinsky)、小说家（曾经的系主任）莱斯利·艾珀斯坦(Leslie Epstein)至今还在任教。而这间课堂走出去的重要作家，仅哈金那一级，就有他，以及得过普利策奖的琼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 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彼得·霍·戴维斯（Peter Ho Davies）。窗外，是写作间所在的剑桥镇Bay State Road，偶而会有纽约街头那样的警笛声飘过，更常听到的，是不远处查尔斯河上赛艇队奋力的哨声。
哈金对这里太熟悉。27年前，他在布兰迪斯还未毕业，就每周过来旁听莱斯利的写作课。1992年，凭第一本英语诗集《Between Silence》，他成为创意写作班的正式学生。在这间教室完成的《Ocean of Words》（《好兵》)，让他成为莱斯利嘴里的“天才哈金”。
12点20了，哈金要去另一间教室上课。他打印出一叠纸，上面有5道题，都是关于《愤怒的葡萄》的细节。“一个小考试，我要确认他们都读了。这本书很大，容易偷懒，不细读不行。” 波士顿大学很大，整个校园沿着查尔斯河畔有130多英亩。“80年代这一片都像贫民窟，后来波士顿大学才把这些楼都买来，现在校区大着呢。” 秋季每周四下午，哈金要去和221相隔三个街区的心理楼上移民文学课，三小时。他更拿手的长篇写作课（Longer form），一般在每年春季，固定在222。
这门“移民文学”，是哈金2002年回到波士顿大学任教创意写作间时专门开设的一门课。他是这个项目几十年来唯一的华裔教授，而那时媒体对他的报道已是，“唯一同时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华裔作家（《等待》1999年）。”15年来，世界各地致力于移民文学英语写作的，都会慕名而来。“创意写作”早已是波士顿大学一个小王牌，HaJin的名字也成了写作间的一张招牌。
“今年创意写作招了18个人，8人诗歌，10人小说，一般每年都会控制在18人以内。”来上移居者文学的，有一半是哈金小说创作方向的研究生：一个来自比利时，曾经是个film maker , 想好好写小说。一个来自加拿大边远小城，弃医从文。一个印度人，已经出了两本书。还有来自英国的杂志编辑、来自孟加拉的文学青年…… 另一半，来自英语文学的研究生，偶尔也有本科生跑来听。
一学期14周，这门课上，除了《愤怒的葡萄》“很大”需分成两周外，其他时间每周一部移民文学作品分析。哈金按顺序给学生列出的书目是： 远藤周作的《沉默》、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纳博科夫的《普宁》、努涅斯的《上帝呼吸中的羽毛》、亨利·罗斯的《就说是睡着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沉睡的美国人》、杰哈布瓦拉的《 热与尘》、哈金自己的《战废品》以及奈保尔的《河湾》。
“为什么约翰总是感到自己有罪？”“当Joads穿越沙漠时祖母怎么了？” 哈金设置的题目，只要精读作品，都很容易回答。“我这门课，要强调的是移居带给人形而上的精神上的影响。比如斯坦贝克笔下，为什么女性在这种情境下会更有力量？而且，上完这门课以后，他们基本可以知道长篇小说有哪几种形式，自己可以开始创作了。”
让哈金欣慰的是，学生都愿意跟着他“啃大部头”。他曾把杜拉斯的《情人》也列在书目中，但试了几届，效果不好，就换掉了。“他们觉得太轻了，不够厚重，像是Love Letter。”
学生们不叫他哈金，也不叫教授，就叫Xuefei ，那是他在波士顿大学的正式教职姓名：Xuefei Jin。写作间的网站和各种海报上，写着巨大的HA JIN，“系里为了attract people （吸引人）吧，一般他们都叫我Xuefei。” 他又马上说，“不过我给学生写推荐信，得用哈金，不能用Xuefei了。” “ 推荐信写得多吗？”“ 哎，写得太多了！你必须写，他们是你的学生，你不管能行吗。好多人找工作，申请教职，联系出版……和我当年一样。”
哈金从前与沃尔科特、现在与努涅斯共用的办公室221 （图 岭尓）
■创意写作间里的海报（9月18日），报纸上有对写作间毕业作家的报道，哈金满意的Weike wang 也在其中 （图 岭尓）
饥饿小说家——“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
哈金在美国的第一份教职，是在埃莫里大学任诗歌写作教授。和他一起竞争这个职位的有260多人，当时还未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哈金，最终拿下这个职位。1993年，他搬到亚特兰大，开始了他在美国大学的亚裔文学教师生涯。
“那时候亚裔不是个优势，反而是劣势。他们会想，你凭什么能来教文学创作？”
“为什么是你？”哈金自己也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有几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过程我没犯什么错误。从系里到学校所有面试，我表现得还不错。再一个，我出了一本诗集，还有一个PHD。这很重要，美国很多作家没有PHD。还有，我的推荐信很强。”哈金至今记得当时他递交了四封推荐信，两封来自他在布兰迪斯读博时最重要的导师，大诗人弗兰克·比达特和艾伦·格罗斯曼；另外两封来自莱斯利和宇文所安。
他至今记得两句鼓舞过他的推荐语：比达特在信中写道，“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文学家。”莱斯利写道，“我从心底里相信他是天才。”“这些话当时对我非常鼓舞。” 哈金说。
37岁的哈金成了那所全美综合排名前30的大学老师，在那儿度过了他在美国最难的八年。“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我是最拼命的一个，全得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当你决定用英语写作时，已经走上了一条另类的路。华人觉得你注定失败, 这条路走不通。美国人呢，当你没拿到工作前都帮你，拿到工作后就觉得你是个rival（竞争对手）。所以我全得靠自己，任何一行句子、一行诗怎么弄的，我从来不敢问。”哈金反复说，你一个英语教授去问别人，说明你根本不行啊。
那段时间，哈金总想起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契诃夫的——哈金少年时在家乡东北小镇图书馆唯一读到的外国作家。契诃夫早期为了生计，写过很多小短篇，给报纸投稿，用稿费买面包。有位老批评家看了他的小说，给他写信，说你要珍惜你的天才，要写严肃文学。不知道你的食物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饿自己，我们都是从饥饿开始的。另一个，是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一个人总是找不到人间的食物，什么食物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没有东西能满足他的饥饿感，最后饥饿成了他的艺术。“这两个故事对我影响特别深，几乎是深入骨髓的那种影响。”
饥饿的哈金，下定决心继续冒险，他要用英语写出最好的小说。“就是一种你无路可退，只能退到纸上的感觉。跟着你的饥饿感走，别无选择，只能到纸上去写，大不了死路一条，失败。不停地接受被退稿，被拒绝。但同时你又要无比自大，你要给自己一个幻觉，你一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别管眼前有没有人看，你要跟死去的伟大作家靠近。你不自大可以吗？那就先输了。” 时隔那么久，哈金聊起艾莫里那些年的生活，仍然激动。
“系里曾经想赶我走。雇我的时候系主任在休假，回来一看雇了个亚裔人，说话还有口音，就总想赶我走。但是以后不行了，因为我出书出多了，还获了奖，他们赶不走了。”
哈金在那些年反复饥饿的过程中，撑了下来，写出了《光天化日》、《池塘》和《等待》，获得了海明威文学奖、奥康纳短篇小说奖、福克纳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2002年，哈金和太太、儿子重回波士顿。他以华裔小说家的身份，重新回到波士顿大学他当年的课堂，和莱斯利、罗伯特·品斯基、沃尔科特做起了同事。
1997年，哈金在美国佐治亚州家门前（Robert S. Abrahamson）
太太最像他最满意的角色
傍晚，哈金一定要带我去学校餐厅吃饭，这似乎是他接待朋友的惯例。“这是犹太人的Kosher餐厅，很干净。吃完饭我再赶回家。我们住在林子里，太晚了，太太一个人在家害怕。”
在波士顿，哈金一家选择远离热闹的市区，住在一个离市中心南向30英里的小镇Foxboro。他们住了十几年，邻居只有一户。不上课时，哈金每天早上起来写作，下午累时在院子里干活。“干什么活啊？” “我们后院，6英亩呢，秋天马上来了，各种叶子啊杂草啊，都是自己弄。”
他想起太太跟儿子刚来美国时，生活很简朴，“一年才花五六千块钱。”那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书后期，为了儿子能上好学校，他们住进一个最好的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就跟房东做了笔交易，“我们住Top floor, 但帮他们干活，早上帮送孩子上学，下午帮锄草料理院子，算交换。” 那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清苦，但哈金正是在那时完成了很多作品。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的区别，就是这一个一个坎，你能不能熬过去，过去了，你就不一样了。”
如今儿子已成大人，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又在布朗大学读博士，学历史。有人说，哈金父子两人，读了美国最难的两个专业，英语和历史。太太出国前专业是数学，到美国后，除了计算好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最重要的角色是成为哈金的灵魂伴侣。她无数次用“数学家的直觉”为身边的小说家提供修改建议。“《等待》的整个故事都是她给我的，太重要了。”《好兵》在中国出版时，找不到合适译者，哈金和太太联手做起译者。《好兵》扉页上写着：献给Lisa。译者：卞莉莎，哈金。
问哈金，他笔下最满意的角色是谁。他说：《自由生活》里的萍萍。问他，太太最像谁，他说：萍萍。
晚餐后，我向哈金提议开车把他送到昆西车站，他取了车再开回家，还需要50分钟。他一个劲地客气，像刚才抢着结账时一样坚决，“不用，不用，太麻烦。”
终于还是上了车，我们在渐亮的月色中向南驶去。行进中，GPS自动语音，“Turn right on the Franklin street.”哈金嘿嘿笑起来，“ 它都告诉你啊！” 车窗外的月亮，比前一天的还要大、还要亮，哈金突然说，“ 有一次中秋，我们看到的月亮像房子那么大，真的，像房子那么大！”
“现在看到月亮，你还会思乡吗？”
“现在看到月亮，就是月亮。”
池塘
等待
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