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杰出的农学家、科学家和近代科学的先行者，《农政全书》的著者。

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他19岁成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成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左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等职。崇祯六年卒于位，享年71岁，赠少保、谥文定。

徐光启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志图报国”，使国家富强。他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从1604年进入翰林院以后，他便屏弃了自己善长的诗、赋、书法和八股文章，而转攻兵、农、水利、天文、历算等实用科学。“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在研究天文气象时，他十分注重如何准确预报晴雨水旱，以便“修救修补，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在研究测量学和水利学时，他的目标是要使“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在论述“时宜”、“地宜”的时候，他批评“载二十八宿周天经度，甚无谓”。主张应载南北纬度，“令知南北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兴树艺”。而在言及上海植棉的季节应当早于山东时，则明确指出：“吾乡北极出地三十度，山东济南三十六度，相去六度，寒暖甚悬绝。”说明徐光启的科学研究活动，非常注重实用，尤其注重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用性。

徐光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观测试验，自谓“少也游学，经行万里，随事咨询，颇有本末”。他儿子徐骥说他：“于物无所好，惟好学，惟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辄随问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除广泛调查外，他还亲自试验研究。万历三十五至三十八年（1607～1610），他曾在上海家宅附近设置小型的试验园地，主要研究甘薯芜菁引种、棉花及其他一些作物的栽培技术；万历四十一至四十六年他曾在天津屯垦，主要是试种水稻，试图为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摸索经验，同时也种植其他一些作物。徐光启边试验边研究，在试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甘薯疏》、《吉贝疏》、《种棉花法》、《芜菁疏》、《农遗杂疏》、《代园种竹图说》、《宜垦令》和《北耕录》等著作。这些著作虽已失佚，但其内容大部分已收入《农政全书》中。

徐光启不仅重视总结、推广和提高农业科学技术，而且非常重视保证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农业政策措施。他在《农政全书》中首先列农本、开垦、水利、荒政等项目，并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他极力主张在北方兴修水利，屯垦荒地，并亲自在天津屯垦示范，希望通过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途径，以扭转“南粮北调”的不合理局面。对“长民者之兴除利弊，开垦屯田，水利荒政，则谆焉复焉，再三不倦”。所以陈子龙把他的农学巨著命名为《农政全书》。

徐光启批评“唯风土论”的保守思想，指出这种论调大伤民事，会使农民坐失佳种美利，为害极大。“计根本者，不可不力排其妄也。”认为风土不宜，或千百中间有一二，“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如果能尽力树艺，决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诚为之，无事空言抵捍也”。他本人身体力行，曾对水稻、甘薯、蔓菁、乌桕、女贞进行引种试验，取得经验后便宣传推广，对新作物、新品种的引种和推广有杰出的贡献。

徐光启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最早介绍了欧洲的数学知识，对清代数学家如梅文鼎、李善兰等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促进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主要著译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在天文历法方面，他融汇贯通了当时中西历法，取长补短，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奠定了近300多年来中国历法的基础；在军事方面，他曾亲自练兵，主管火器制造，著有《徐氏庖言》、《兵士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农业科学更是他一生中用力最勤、成就最著的方面，在《农政全书》中他对明末以前中国的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对棉花栽培、甘薯引种、芜菁南移、白蜡虫放养、乌桕树种植、蝗虫防治等许多方面均有建树。

在研究方法上，徐光启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描述，而且还进行数量分析，从中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例如在《除蝗疏》中，他把从春秋到元代，史书所载书有月份的111次蝗灾作了一个分析统计，得出了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的结论，准确地指出了蝗灾发生的时间；他又从查考《元史》所载近400次蝗灾发生的地区，结合他自己“耳目所睹记的情况”得出蝗灾大都发生在“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嘆溢无常的涸泽之地，正确地指明了中国的蝗区和蝗虫的孳生地。

徐光启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农学家之一，他的农学著作《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遗产的宝贵财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光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