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人生的精神幻想

这三篇作品都收录在《彷徨》中，开头都体现了迷茫沉郁的基调。鲁迅以第一人称带入，通过对人对事的描摹，塑造出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例如，《在酒楼上》开头接连使用了几个意象，皆是色调一致的暗沉——“渍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莓苔”、“铅色的天”；而《孤独者》和《伤逝》则以倒叙开头，开篇即点明“我”的身份，或为一个朋友，或为一个昔日的恋人，为全文感情的舒展奠定了基调。

鲁迅在开头就描述了吕纬甫的外貌，“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故友相逢，让“我”产生归属感的是回忆而不是景物。吕纬甫全然否定了自己这些年的沉沉浮浮——“无非做了一点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做”。知识分子单纯抗争却全无应者，让人产生挫败感和虚无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抑或是“我”已经走向偏激的彼岸？

“我”和吕纬甫都沦为物质外壳的奴隶。我的精神迷茫外化为失去归属感之后的消极对抗。“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的精神迷茫外化为被动的“圆周运动”。他自嘲自己不过是可笑的“蜂子”或“蝇子”，是自己年轻时觉得可怜又可笑的角色。“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他叩问自己，同时也是一句千钧重的断言，暗含着否定的意味，他在挣扎、叹息，也在判断——“你不能飞得更远了。”

因此，大多数文学分析都倾向于认为，鲁迅一方面同情吕纬甫的人生际遇，一方面批评他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人生态度。但是围绕着吕纬甫展开的两个故事却是十分感人的。他为了让母亲安心，回南给未曾谋面的、早逝的小兄弟迁坟，离奇地发出了人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掘开来”。他是一个模模胡胡的人，但是时隔两年，依然可以细致地描绘出先前东边的邻居长富的女儿阿顺的那双眼睛——“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这从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孤独，吕纬甫和社会的关系需要靠一个船户的女儿加一碗白糖的善良来维系。但是吕纬甫却慌乱地躲避着温情的外露，“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鲁迅在《呐喊自序》开头也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从某种程度上说，吕纬甫正是鲁迅内心矛盾的显形。年轻时的梦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寂寞，并且是无法遗忘的痛苦。它赫赫如火，是愤怒而傲慢的剪绒花，灰沉的中年时光正类似于暗沉的废园和晦气色的船户家。一明一暗，相互对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突，似乎预示着新的生命、新的世界正在不平凡地降生。但是，鲁迅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忘却”，选择了自我厌恶，“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在情绪渐入高潮的时刻，他用寥寥几笔陡然掀起波澜，也埋下了一处伏笔，读者开始渴望更深入地了解吕纬甫千疮百孔的人生。

吕纬甫应当是对善良失望了，小兄弟早已尸骨无存，他掘墓修坟只是为了瞒骗母亲，暂时安放悬空着的亲情。后一件事本已成了，但是顺姑却不幸早逝。当年轻时的激烈和热情被渐渐腐蚀，生活细小的情感和细碎的伤害就像针一样一步一步地将人生扎得满目疮痍，零零碎碎的挫败早已密密地织成了一张网，将他牢牢锁住，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突围又是如此困难，他每一次耗费心神希冀做出更为伟大的决定时，企图达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时，总会一下子撞上宿命的边界：无处可逃，无从改变。人也同蜂子和蝇子一样，每一次冲击都在挫伤心智，每一种伤害都呈几何倍数恶性增殖，杀死更多的勇气。

而“我”似乎从生活的圈套中跳脱出来，如“天地一沙鸥”，却依然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独感，我的肉体无处安放，伴生精神流浪。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也表达了这种矛盾：“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在《死》中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

二

魏连殳曾经比吕纬甫离经叛道得更为彻底，他是一个“异样”的人，一个新式人物。然而在骨子里，他是极其理想主义的、有着士大夫精神的旧式人物。“大家虽说他是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他拥护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伦情感，他反对封建礼教导致的人性异化，独独是他，看到恶被正统粉饰成为虚伪的假面具。魏连殳的外貌与鲁迅是极为相似的。“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是一匹受伤的狼，绝望的想要奔突得的狼，被圈养被围观被嘲笑的狼，在静默中等待灭亡。

然而他对待孩子却是仁慈近乎溺爱了——“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将对未来的渴盼，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魏连殳就像一个笨拙的巨人，固守着自己的伦理价值，他敞开心房，却中了一箭又一箭。因为他的高大和异样，人们更希望看到他的倒下跪下。这是一场“无血的大戮”。S城的闲人们和帮闲文人们对他的排挤戏弄，就像《老人与海》里的那条大马哈鱼，被一条、两条、无数条鲨鱼咬得皮肉尽失，只剩下了那个优美的尾巴。

鲁迅《复仇（其二）》中对耶稣的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没有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接着他找到了答案，“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魏连殳将人想得坏，却认为孩子全是好的，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恶劣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而孩子作为从黑暗的闸门中被放飞纯洁个体，必定不会继续蔓延当今糟污的风俗。

他早已预设下所有退路和嘱托，因此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勇气。在祖母的葬礼上，魏连殳“早已预先哭过了”。祖母和他是一类人，他们亲手造成孤独，又在嘴里咀嚼一生。年轻时，魏连殳汪洋恣肆，用语奇警，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而活着，而抛弃过去的魏连殳，在一瞬间推倒所有的精神高塔，让自己成为尘土和灰烬本身，然而这样的慢性自焚极其痛苦，所以，钱理群认为《孤独者》表现的是两类情感：极端的异类感与极端的绝望感。孤独者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一个“我”毁灭了，另一个“我”从废墟中站起来，完成前者未既的事业。“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三

《孤独者》与《伤逝》写于同一时间，并且都未发表，同时表达了现实的苦痛与寸步难行。从女性解放的困局，从子君与涓生无解的爱情都可以发现《伤逝》高超的文学价值，但《伤逝》还有更深层次的底蕴。鲁迅在《写在<坟>之后》中谈及人生的终点是“坟”，《过客》一文中，黑衣过客的归处也是坟，死亡已经是鲁迅的终极话题。顺姑的死是因为轻信，魏连殳的死是因为他已经走完了他作为生者的历程，死亡变成毋庸置疑的归宿。子君的死却背负着两个人的心理重担，站在新与旧的分界线上，子君的死表现出新文化运动时青年人内心痛苦的煎熬与博弈。

鲁迅频繁使用单音节词描绘子君的外貌，如“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庄重的叙述在关节处戛然而止，朴素而有力，这种留白渲染着子君的死更为果决和悲戚，究竟是什么逼迫一位柔弱的女子永远撒开了生的念头？

然而子君的死有着漫长的开头。在肉体的香消玉殒之前，她的斗争精神已经走向枯萎的边缘，从一个新式女性逐渐退回传统的贤妻。旧式家庭结构造成子君与涓生的沟通障碍，而某种精神惰性促使女性把柴米油盐的操劳看作是回归，渐渐变得琐碎。

只有爱情维系的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无爱了，那么两个人的内疚，悔恨将会缠绕、折磨一生。无论坦诚与否，他们都将面临道德的困局，他们是新文明的实践者，是新风俗的创造者，与传统决裂的同时他们砍断了自己的退路。内心的虚无迷茫，萦绕着无法开解的痛苦，这种迷乱芜杂的心绪在《墓碣文》中幻化成深夜临池的盲人，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