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人民领袖白桐本》的前前后后

1944年3月23日，白桐本英勇牺牲，噩耗传来，万人恸哭。不久，《苏中报》收到笔名为“田”的题为《记一个反‘清乡’区的区长》的通讯稿，副刊《现实》的编辑赖少其阅后十分重视，将通讯标题改为《人民领袖白桐本——反‘清乡’区一个区长》，让报社的助手、美工杨涵将标题刻成木刻，当时还收和另一篇《小民兵张小七》（作者南汀）报告文学。赖少其为使文章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他和杨涵研究，决定这两篇报告文学都配上木刻人像，并且将这两篇文章在同期一齐发表，以显示报告文学的作用。于是由杨涵刻了白桐本的像，并在版面的编排上，将木刻标题放在上方，醒目地突出白桐本同志的英雄形象，收到很好的效果。《苏中报》总编辑林淡秋以“一得”的笔名发表了读后感。他在文中向读者沉痛呼唤白桐本同志是掘马南人民真正的领袖，是民众的老师，是民众的学生；同时他对这两篇文章给予好评。他指出文艺作品的生命在于真，真就美，真就是善。希望通过文艺作品来反映苏中人民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这两篇报告文学刊载在1944年5月17 日《苏中报》的副刊《现实》上。

身居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的著名剧作家阿英阅后，在5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报——《苏中报》副刊《现实》所载报告《人民领袖白桐本》，田作《记一个反‘清乡’区的区长》，及《小民兵的故事》（南汀作），甚佳，前者尤甚。”（《阿英日记》），阿英原名钱杏邨，夏衍曾经说，抗战时期剧本写得最多的，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钱杏邨。阿英的女儿钱璎也参加了新四军，她的战友、丈夫凡一是如东掘港人。凡一，原名樊心一，1940年冬在我国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凡一毅然离开就读的掘港中学，前往盐城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1941年，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不久也从上海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阿英眼里，凡一是个聪明、刻苦、精干的可造之才。果然，凡一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他出色地参与创办《盐阜大众报》，担任由九个文工团合并成立的苏北文工团的团长。当年阿英为有这样的乘龙快婿显得甚为满意和快慰。在一次写给一起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爱子钱毅（后来牺牲）的信中，喜不自禁地说：“我给你姐找了个对象叫凡一，你肯定也会感到满意的。”解放后，凡一担任过苏州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钱璎担任过苏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那么，被阿英称许那篇报告文学尤其甚佳的署名为“田”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

这个笔名为“田”的作者叫金革（1919——1947），原名蔡泰来，吴江人，出生于上海，1939年，地下党所办《上海译报》副刊《大家谈》公开征招文艺通讯员。在200多应征者中金革被选为第一批通讯员，当年在同一个小组的好友宋煜章曾回忆说：金革“写出来的散文细腻、杂文则深刻、犀利。”

1939年底，金革参加革命，离开上海，到崇明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政训处负责编写油印小报。1940年8月，部队北撤，转移到南通和海门两县交界活动，1940年冬入党。先后在崇启海常备旅政治部、苏中四分区三旅政治部担任宣传工作。白桐本牺牲前后，金革时任一师三旅政治处宣传干事、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主要负责办报纸。在1947年7月29日，在抢渡滕河时牺牲。

董彩兰在《生命在激流中逝去——记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第四支社副社长金革》（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传》，2016）一文中说：“在苏中四支社，他写的通讯《白桐本区长》很有影响。”由此可知，当年发给延安新华社总社的电讯稿即出自金革的手笔。

新华社苏中分社于5月19日向延安新华社总社发出关于白桐本烈英雄事迹的电讯稿。5月23日《解放日报》据此在第四版醒目位置发表题为《人民领袖白桐本——写反‘清乡’区一个区长》的长篇通讯。文末注有“新华社苏中十九日电”。

《人民领袖白桐本——写反‘清乡’区一个区长》发表以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高中国文，载《群众领袖白桐本》通讯，教育青少年弘扬他的爱国精神。

老一代连环画、国画艺术家赵宏本先生，上海人，上海连环画“四大名旦”之一。解放后，根据《解放日报》的这篇报道，和周杏生联袂打造《人民的烈士白桐本》连环画，1952年由新美术、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85000册。

如今，所有纪念白桐本的文章几乎都要提到《解放日报》的这篇报道，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很少有人看到过这篇报道，不知其具体内容，多年来笔者一直在苦苦追求。所幸的是，不久前县博物馆征集到原版的1944年5月23日《解放日报》。笔者终于得见1944年5月23日《解放日报》第四版，从而知道了全文。因为此文鲜见，特全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亦存史料。

附：人民领袖白桐本

——写反“清乡”区一个区长

白桐本同志是反“清乡”区掘马南的区长。人民喜欢谈白区长的故事，当着神话宣传着。

白区长随身带着一把小刀，人民就说这把小刀是“削铁如泥”的小宝刀，并且说是有人亲眼见过白区长拿过这把小刀杀死两个汉奸，刀上一点血也没有。

有一次白桐本同志带了队伍去袭击曹埠，扰乱了一整夜，捉了一个汉奸。人民就纷纷的传说那晚白区长自己伏在碉堡顶上，叫战士打手榴弹，敌人伸出头来，就给白区长像小鸡一样掼下来。

在掘马南还有这样的传说：白区长有一天在环镇老百姓家里，二十八个伪军也到那老百姓家里。白区长关了房门，躲在房间里，伪军去推门，呀的一声门打开了。白区长大喊一声：“我是新四军！”就冲出门去。谁知被门槛绊了一交，白区长跌在地上。伪军想来捉他，他一个觔斗，一手握枪，一手打了一个手榴弹，轰隆一声，白区长在烟雾弥漫中走了。有人说白区长的拳术，二十几个人捉不住他。还有人说就是卅几个人也不能上他的身。

敌人在据点里建瞭碉堡。白区长也混进去抬砖头。老百姓个个认识他，个个替他捏一把汗。突然白区长从腰里拔出短枪，对着监工的敌人打了几枪，伕子一哄而散，碉堡没有建得成功。伕子回了家，就神龙活现地讲这个故事，并且说白区长在街上和鬼子开玩笑，又有人亲眼见他化装一个卖菜的人，一声不响地坐在伪区长的大门口。

由上头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出人民对白区长的信仰。

人民也懂得怎样爱护自己的领袖。当他生病的时候，老百姓就担心起来了，轻声轻气的谈着：“白区长生病了。”他病好之后，老百姓就高兴起来，又到处谈着他的病情，什么医生，吃什么药，现在中饭晚饭吃什么东西了。白桐本同志的生活，就像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白区长的鞋子破了，老太太呀，大嫂子呀，听了这个消息，连夜争着替他做鞋子。

他到那里，人们会立刻跟他到那里，问长问短，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欢喜小孩子，有一次在路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他领回来，请了一个老百姓养他，取名“白路”。他是这样慈爱可亲，一切善良的人都愿和他亲近，谈天说地，坐一刻就有人煮好鸡蛋热馒头请他吃。他一晓得，就偷偷地走了。他懂得人民的痛苦，实在太穷了。可是主人一发现白区长已经溜走了，就非常的懊悔如有所失。

有一次，他化装一个农民，走进老百姓家里去休息，恰好这家正在谈论白区长，谈得非常起劲，见他进来了，就问：“你可见过白区长？我们靠他过日子，看见他不容易！”白桐本同志笑着问他说：“你可要看他？”他的态度和表情，被主人识破了。大家高兴得围着他，跳了起来，硬留他吃了饭才走。

他不仅平时被人民所爱戴和关心，在危险的时候，人民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有一次白桐本同志在老百姓家里被敌人发觉了，包围起来，但闯进去时，房子里只见一个老太婆。敌人问道：“这里可有白桐本？”老太婆拿了三个黄铜面盆就说：“先生白铜盆没有只有黄铜盆”。敌人发了脾气，将铜盆一摔说：“白桐本在哪里？不是白铜盆。”老太婆哭丧着脸说：“白铜盆实在没有，只有黄铜盆呀！”敌人没奈何，把老太婆痛打了一顿走了。

白桐本同志今年只有廿五岁，河南巩县人，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

一九四二年，马南是紊乱的世界，土匪横行。伪军不时下乡收捐税，伪乡保长公开挂着伪军的招聘。马南每一个大路口都有汉奸的佈告。那时的区长是一个白面鬼。人民在苦难中过日子。在这时候，白桐本被派到马南去做指导员。他整理了发展了这区的武装，第一次召开了伪乡保长的会议。在他真诚的感召下，很多伪乡保长悔过自新，并清算了白面鬼区长。白桐本同志便被选为区长。以后马南和掘南又合并起来，白桐本同志便被任为掘马南的区长。

敌汪在四次“清乡”的时候，马塘敌人“警备司令部”门口挂着白桐本同志的照片，旁边还贴着很大的佈告：“得白桐本头，赏洋二萬元。”并派了很多的特工想活捉他。

有一次区署住在严家墩，白桐本同志恰到附近去检查工作，半夜里发觉敌人几路向区署包围。他等敌人走过去，便在后面打起枪来。敌人以为背后有部队，慌慌张张回过头来打弹筒和机枪，区署发觉，便安全地退出，没有受到一点损失。白桐本同志曾亲自到那边去开辟工作，那里是汉奸特务的老窝。他一到那里，敌人不分日夜下劲搜索，一路走一路问“门里有没有白桐本？”夜里他往车篷里草堆里一钻便睡了。敌人跟到这里，他又向另一个车篷里睡觉去。他非但没有被敌人捉到，而且打开了局面，汉奸和特工躲到据点里去了。许多地方只要他一到，敌人的毒焰就熄灭下去，反“清乡”的空气就活跃起来。

汉奸特工一听见“白桐本”三个字，就会发抖。有一次几个汉奸敲一家老百姓的竹摃，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老板说：“白老爹来了！”汉奸就嚇得赶快溜走。有一天几个坏蛋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很坦白的说：“白老爹了不起，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他做区长从没有开过包呢（即没有贪污之意）！”老百姓把这事情传开去，称他是“白包公”。他的确非常廉洁，缴了战（胜）利品，总是原封不动地送到上级机关去。他的生活和普通的战士一样，上级叫他开会，来回一百里路，他也能一天赶到。

他的这种精神，真正是布尔塞维克的精神。

四月初，堤南乡长牺牲了。他连夜从曹埠赶到堤南乡去整理组织。那知半路发起疟疾来，他只好睡在堤南北边的一个老百姓家里，睡前他叮嘱战士说：“天未亮就喊我。”谁知那战士见他生病，又过份疲劳，就没有喊醒他。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红日三竿了。部队不能过河，他只好带着两个民兵队长到堤南开会去，谁知有两个特工一直跟着他到堤南后，就报告了敌人，将他们保围起来。白桐本同志发觉后冲出来，可是腹上中了一枪，他倒在麦田里，敌人四面八方的冲上来，想抢他的枪，活捉他。他用最后的一颗子弹向自己的头部打了一枪，殷红的血灌溉在祖国的土地上。他昏去了，并没有死。他是被抬到据点里以后才死的。白桐本同志牺牲了。很多士绅叹着气，很多农民伤心的哭了：“我们虽然穷，也要烧些纸钱给他，好让他在地下知道我们没有忘记白区长！”

（新华社苏中十九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