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7日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钢琴教授吴乐懿先生诞辰百年日。本文作者杨燕迪（现任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根据3月28日在上音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写成，刊于《钢琴艺术》杂志2019年第5期。现发布于此，以表缅怀和纪念之情。向吴先生致敬！向上音的前辈先贤致敬！
日前参加上音为纪念吴乐懿先生（1919-2006）百年诞辰而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3月27日晚的纪念音乐会（由来自海内外的吴先生生前学生与上音钢琴系、附中相关师生上台献演），3月28日上午的学术研讨会（由上音钢琴系主任江晨主持），与吴先生的诸多生前学生（如旅法钢琴家秦萤明，旅加钢琴家杨韵琳，旅美钢琴家董冬冬和刘忆凡等）和吴先生的家人（如吴先生的“公子”吴龙烽、吴先生堂弟吴道富等）相聚，聆听他（她）们通过琴声和言谈对吴先生所表达的思念和缅怀。这些天，我也一直在翻看吴先生留下的照片，播放她生前录制的唱片音频，并阅读收录在《吴乐懿教授纪念文集》（即将出版）中的各类怀念文章，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触。
吾生也晚，无缘亲眼目睹吴先生当年在舞台上的风采。不过，当年赵小红（后来成为我妻子）有幸在本科最后一年（1985-1986年）跟随吴先生学琴，所以我有“近水楼台”之便，与吴先生曾有不少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吴先生在我们这些尚处在懵懂之中的后辈心中，当然是仰慕和崇敬的对象。算起来当时的吴先生已是七十岁上下，而她的雅致、秀美、隽永和大方，哪里看得出是这般年轮？后来我和妻子在私下谈起吴先生，总不免啧啧称奇！何谓“大家闺秀”？我想，吴先生的整体气质和风度正是这个优美成语的上佳注脚。对此，在中国音乐界我想不会有任何异议。说到这里，德高望重的女性被尊称为“先生”，这似乎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的某种特殊习惯。正如上音院长、著名歌唱家廖昌永在活动致辞时所言，在上音校内，女性教授以“先生”称呼，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弄错，一位指的是“周先生”（周小燕），另一位便是“吴先生”（吴乐懿）。这两位大师级的女性“先生”可谓是上音众多女教师的杰出代表——德艺双馨，风姿绰约，她们象征着上音的品质，也是上音内秀气韵的某种人格体现。
上音钢琴系历来因拥有“四大教授”——李翠贞（1910—1966）、范继森（1917-1968）、李嘉禄（1918-1983）、吴乐懿（1919-2006）——而骄傲和自豪。也正因为他（她）们的共同努力和齐心协力，上音钢琴系于是成为这所名校的“金字招牌”，为新中国的钢琴事业发展镌刻了不朽的业绩。明眼人可以见出，这四位名师刚巧都是“10后”，他（她）们应可被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同代人——今年刚好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年纪念，确乎令人感慨系之！而吴先生是亲历“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和音乐事业曲折发展至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位不可多得的见证者。粉碎“四人帮”后，经历过“牛棚”生涯的吴先生被任命为上音钢琴系主任，正是她的带领下，上音钢琴系重新启航。如著名钢琴家、上音原副院长李名强先生在当日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中所谈，吴先生是“四大教授”中的特殊一员，因为她在上音钢琴系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音的传统之脉，启钢琴的未来之路。桑桐老院长在他回忆吴先生的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吴先生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吴先生在花甲之年后担任上音钢琴系主任时“老当益壮”的振奋精神钦佩不已。就此而言，吴先生也是上音“四大教授”中最幸运的一员，她的长寿使她成为上音钢琴系文脉中关键性的历史人物——她也就此成为贯通和见证中国钢琴事业从“五四”之后起步，历经民国时代的发展、新中国的飞跃直至新时代辉煌的极少数元老级大师之一。
毋庸置疑，吴先生在上音和钢琴界乃至文化界的地位和名望，首先来自她的精湛琴艺。众所周知，她很早成名：1937年，18岁的她即是第一位与当时的“远东第一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和著名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合作演出协奏曲的中国钢琴家。而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约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也是与工部局交响乐团（其间该乐队曾数次更名）合作演奏次数最多的中国钢琴家，演奏的曲目包括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舒曼《A小调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等标准的大型音乐会曲目，并且，她还在各类音乐会上以独奏家身份出现。我们有幸尚能看到不少留存下来的当时的照片和节目单，目睹这些历史的真实遗留物，遥想当年仍处在兵荒马乱年代的贫弱中国，吴先生已在舞台上表演那些高难度的钢琴经典名作，任何人心中都会产生由衷的感佩和感动。
不仅如此，吴先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演奏状态，解放后在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很多吴先生的同行和学生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1961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吴先生和中央乐团为纪念李斯特诞辰150周年而合作演奏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震撼”与“强烈印象”。我们这些后辈当然无缘亲历这些宝贵的历史瞬间，但通过吴先生留存下来的不多的一些珍贵录音，仍然可以清晰地感知吴先生演奏的高度艺术魅力——如她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时一气呵成的整体性，她在演奏法国作曲家福雷、德彪西等人作品时的灵动、轻盈，以及她在演奏贺老、丁老等中国作曲家作品时的用心与细腻……
（左起：周小燕、吴乐懿、李献敏、贺绿汀、丁善德）
另一方面，用“师承名门，桃李满园”来形容吴先生的钢琴教育成就是丝毫不为过的。吴先生自己是上音钢琴学科的“师祖”、俄罗斯钢琴家查哈罗夫（Boris Zakharoff，1888—1943）最得意的高足之一，得到了查哈罗夫这位俄罗斯钢琴学派正宗传人的“真传”（吴先生在出道之初便与大乐队频繁合作，想必也与这位恩师的大力举荐有关）。而她在五十年代初又到法国留学，得到法国钢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玛格丽特·隆（Marguerite Long，1874-1966）的“亲炙”。这样将俄、法两大钢琴学派集于一身的经历，现今看来也是几近传奇的钢琴教学师承。吴先生后来自己也成为一代名师，看来是在情理之中。有一个吴先生的生平细节特别引发我的感动——那是查哈罗夫在1943年不幸病逝之后，吴先生看到自己的恩师的墓地过于简陋，便起心要为恩师募捐修墓。她努力开更多的音乐会、教更多的学生，只是为了筹到足够的经费，以至于最后终于病倒……显然，这份对老师的敬仰和热爱，也传给了她的学生与后辈，她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赢得了学生们同样的敬与爱：如丁柬诺老师（丁善德先生大女儿）就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读书期间，自己曾连续休学了两年，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有机会与吴先生私下学习琴艺。在那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包括张育青、秦萤明、杨韵琳、董冬冬、刘忆凡、江晨、赵小红等在内的学生后辈都在缅怀先师的过程中不断提及吴先生的仁爱之心，她在教学中对音乐表达的高度重视，并由衷地表达着他（她）们对先师的崇敬和感恩。我想，吴先生如有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喜与宽慰……
如果说“精湛琴艺”和“满园桃李”是吴先生留给音乐后世的无价遗产，那么，“绰约风姿”便是吴先生留给我们的另一份无形的精神风范。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通过照片（以及少量的视频），吴先生一定会给所有人留下非常深刻的美好印象。她当然是秀丽端庄的“美女”——但吴先生由里透外的高雅气质和秀美容貌，哪里是现在变得有些俗气的“美女”这两个字所能承载和体现的？！吴先生的美丽，与她终身得到音乐的深切滋养一定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由此，这份美丽就携带着精神的向度与理想的内涵：那是具有某种“贵族气”的风度和仪表，体现着只有艺术和知识才能给予女性的自尊和庄严。记得那天在座谈研讨时，很多人都提到，吴先生哪怕是在平常给学生上课时，也一定会着装得体而讲究，绝不容得半点马虎——这其中所蕴含的，深究起来其实并不简简单单仅是对外表仪态的关注，而是某种更为深层、更为可贵的价值理念——那即是对“人”的尊重，不仅针对自己，更是针对他人。
转眼，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多个年头。但她留给后世的遗产和风范，就有效性而言，我相信永远不会过期。在吴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重温她的遗产和风范——她的“精湛琴艺”，她所获得的“满园桃李”，以及她无与伦比的“绰约风姿”，必定会对所有上音人乃至所有的中国音乐家形成具有“正能量”的内在激励。让我们共勉！
（写于2019年4月清明之后）
（转自钢琴教学法学术周、刊于《钢琴艺术》杂志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