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变坏”“坏人变老”？最用心、最深度的解读在这里！老年人必看，年轻人必转！

本文略长，但绝对值得您阅读！

一提到老人，很多一言难尽的关键词就蹦出来了：广场舞、“老人变坏”、逼婚、催生、保健品、传谣……“不孝有三，在长辈群辟谣为大”，近来红透半边天的电视广告界“四大神医”，扮演神医的演员是老人，保健药盯住的，也是老人的钱袋，因为老人“好骗”嘛！

糊涂，易受骗，顽固不化，网络社交圈里老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定义为“老糊涂”“老顽固”。可是，大多数对老人的揶揄和抱怨，论及的核心话题都是代际关系。老人的形象，是在年轻一辈的吐槽中构建起来的。

那么，真实的老人个体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精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一切其实是模糊的。

公共生活不讲规矩 跟你今年几岁真没联系

老人仿佛是公共生活的麻烦制造者。早些年，小区里的、商场前的、街心花园边上的大小广场，被大爷大妈们攻占，大音量的农业重金属风格音乐，让周围的居民不堪其扰；最近，广场舞大爷大妈又瞄上了篮球场和羽毛球场，这下，打球的年轻人自然不乐意。

洛阳一个公园的篮球场，一群小伙子和一群大爷大妈因为抢篮球场，还动了手。这场面就不大好看了。

就事论事的话，其实没多少可说。这件事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代际纠纷，也跟公共活动空间匮乏没有直接关系。开放的篮球场原本就是公共活动空间，虽说篮球少年有优先使用权，但也不是24小时都有人打篮球，要是诚心协商，不至于没有解决办法。

只是妥协这门学问，似乎很难习得。争篮球场根本不涉及什么原则问题，在旁人看来不难解决，可双方偏不妥协，那就没辙了。人与人之间，都想着自己的便利，空间再充足，恐怕也还是要打架。

匮乏的不仅是公共空间，更多是公共精神。社会的好多不适都跟公共精神缺失有关系，比如满大街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对于这样的“公共灾难”，大概不管哪个年龄段的成年人，都难辞其咎。在公共生活中不讲规矩，和公共教育缺乏有关，和规矩不被敬畏有关，也和“法不责众”这种微妙的社会心理有关，说来说去，跟你今年几岁，真没有直接联系。

老人和年轻人出现纠纷，舆论总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重启“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议题。可是这种讨论压根儿没有结果。把公共生活困难的责任推给某一代人，是很不负责任的。煽起的情绪，除了撕裂社会，别的什么作用也起不了。

年轻人总以为老年人糊涂、好糊弄，这是一种没来由的自大。看看《喜宴》里的老爷子，一场“婚礼”下来，一切都看在眼里，甭管儿子怎么表演糊弄，他都懂，一切都是演给他看的。

社交媒体恰恰放大了这种自大。我们总是看到年轻人上网讨伐老年人，却极少听得见老年人表达他们的立场。原因显而易见，他们不怎么会上网嘛。看起来，似乎总是老人家不讲道理、不守规矩，比方讲某个地方就有一群老人天天占着机动车道暴走，小朋友都不敢这么任性的。可是我瞅着，硬给老人和年轻人划到对立阵营、不断放大老人无知蛮横的形象的做法，其间制造的偏见和敌意，也是公共生活困难的来源之一。

群体之间的对立，最危险之处是让人丧失同理心，彼此永远不能理解彼此，填充在公共空间和舆论场里的只有冷漠。其实，要有同理心也不难，我们不是觉得老人家听“老中医”忽悠就乱买保健品特别不可理喻吗？想象一下，很多年以后，搞不好，你执着地相信某个产品，仅仅是因为它是“wuli凯凯王”代言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不必觉得自己这一辈就有多高明。（靳静）

没有“精神的底子” 这些老人才被当成坏人

“坏人变老了”这句话隐藏了复杂的社会命题。如果讨论止于对老人的批评和吐槽，甚至几代人之间的“互怼”，那么这个命题就成了负向的公共讨论。只有将这一代人的成长履历嵌入到中国当代的历史背景下，从中引出历史性观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话题才能有正向的价值。

和我一样的“五零后”，大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频发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个年代，被人们背得烂熟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不再是传统君子人格的示范，而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首先要抛弃的人格特点。今天，当年轻人呼唤年长者承担起传统文化示范角色时，却不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上过“这一课”。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书籍匮乏，也对当年青少年的成长非常不利。“文革”时期，整个社会以及各个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图书，书店里只有8个样板戏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读书的青少年苦于无书可读。对人的成长来说，读书是很重要的，丰富而有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予的是良心、良知与同情性的教育。苏联作家邦达列夫讲：“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就是在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自己的主角，寻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勇敢精神与自己个人的性格特点相比较，感到遗憾、懊恼、他会笑、会哭、会同情和参与——这就开始了书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的学生还有书可读，并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钱理群就说，他通过读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而有了“精神的底子”，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响了他。然而后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就没有钱理群那样的机会了。这是那些被看做“坏人”的老人的悲哀——他们无缘获得这种“精神的底子”。

与其说新闻中那些老人是“坏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个时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们的许多行为是可气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这些老人的人生轨迹是：中小学只受过很有限的教育，毕业后插队、进工厂，然后退休或是下岗。一辈子下来平淡无为，晚年生活限于温饱。他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精神生活贫乏，没有什么独特的兴趣、爱好。他们生活的乐趣就是吃完饭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广场舞。迷恋于广场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阶层的标识，我们很难想象季羡林、周有光、杨绛、屠呦呦去跳广场舞。这种老年人的群体兴趣，其实表达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无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这些老人，给人的印象是很“横”，不懂事，不听话也不听劝。其实他们过去多是很听话的——老老实实忍受知识匮乏的学校教育，老老实实地下乡，再老老实实地下岗。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后，觉得自己听话了一辈子，却一直因听话而吃亏，于是听不进去话了。由于觉得自己一直很吃亏，心中就常常有气，甚至是有一种“无名火”需要发泄，其行为就显得很“横”，有一种暴戾之气。这些老人，看上去很强很“横”，实际上却属于弱势群体。

十九世纪著名的地质学家莱伊尔在他的巨著《地质学原理》中讲：“回忆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往往惊异地发觉，某一次战争的胜负，怎样影响了现在的千百万人民的命运，而这一次战争，早为大多数人遗忘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如今中老年人成长的特殊岁月就与一场战争相似，它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来讨论“坏人变老了”的问题时，应提醒自己不要把个体的人单独“提溜”出历史进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该反省的东西。（唐晓敏）

待你垂垂老矣依然有颗年轻的心

广场舞大爷大妈抢占年轻人的篮球场，公交车上老人要求女子让座不成坐其身上，碰瓷老人倒在地上敲诈勒索……“老人变坏”抑或“坏人变老”构成了激烈争议的舆论景观。中国的老人不再以朱颜鹤发、博古通今、谦恭仁厚的传统正面形象示人，相反，他们被形容为揣奸把猾、目无法纪、为老不尊。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很难与舆论场里一个个鲜活的老人相对应。

然而，无论理直气壮还是胡搅蛮缠，老人很少真正参与到这场形象与话语权的争夺战中。互联网上那一个个“坏老人”的案例，似乎与线下真实的老人毫无关系。缺乏申辩和澄清能力的他们，任由舆论裁决的天平倒向年轻人。百般哀叹和莫衷一是中，他们猛然发觉，自己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

也许，传统伦理秩序曾经构想过那么一个老年人的中心。老人一言九鼎，就家族重要事项，坐在太师椅上作出最后的裁决，就像那个自称“十全老人”的皇帝。然而，种种“特例”又让人怀疑儒家理想是否在哪一段时间真正落于实践，《红楼梦》里象征封建礼教的贾母，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子孙们供奉的活人偶罢了。老人像吉祥物一样无处不在，又与真实的权力日渐疏离。

无论从财富、知识还是政治权力看，天下已成为年轻人的天下。那些从常青藤大学辍学的硅谷精英，一天又一天地刷新世界顶级富豪的年龄下限；重大科学发现的黄金年龄，也通常在一个科学家的青壮年时代；自从政治竞选与视频媒介挂钩，“颜值”日益成为西方政治家拉选票的关键，年长者更多地站在年轻人身边，为后生装点若干稳重的形象，作出“送上马、扶一程”的姿态。

与老人“大权旁落”构成反差的是，老人的生理和心理年龄越来越“年轻”。杜甫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70岁的老人大有鹤发童颜、周游列国者。老人不再如年轻人所期待的那样“安分守己”，跳广场舞实在只是老人权利主张的入门级，更高级的玩法已被许许多多“上天入地”的老人所实践。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老人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年轻人的Rush Hour（上班高峰），也是老年人赶早市、逛公园的时候，自然演化为公共交通资源的争夺；广场舞大爷大妈和篮球少年争夺场地，是两个群体对公共体育资源的争夺；独身的穷游文艺青年与挤满旅游景区的大妈旅行团，是他们对旅游资源的争夺。道德冲突只是表象，资源分配失衡才是实质。

在老少冲突中，一类观点被年轻人所欢迎：年轻人早出晚归不容易，老人应该给他们腾出空间。这种说法所对应的逻辑是：一般认为年轻人利用资源是投入社会生产的，例如在公交车享有座位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休息，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诚然，老人利用资源更多用于满足个人生活和享受性需求，是纯粹的消耗，而年轻人占有资源后最终会创造新的社会资源。这种功利化的伦理逻辑不乏市场，甚至为部分老年人所赞同。

但是，正如那句“人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所说的，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分配资源，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功利。作为曾经的社会建设者，老年人享用社会资源的诉求理应在道义上受到尊重。他们或许已不能像在青春时代那样叱咤风云，但他们依然有权利跳动一颗年轻的心。

更多时候，社会讨厌的不是广场舞，而是破坏规则、倚老卖老的行为。先前，社会对老人的宽容，鉴于老年人垂垂老矣的现实；如今，既然老人有能力更加活跃，他们也理应遵循社会为全体成员所制定的规则。不能既想着跟年轻人抢夺资源，又要占老人身份的便宜。解决老少冲突，需要脱离年龄视角，消除对老人和年轻人共同的成见。

公平和权利平等往往来自群体界限的消泯，而非对立和强化。毕竟，跳广场舞也好，公交车抢座也罢，他们最基本的身份是公民，而非其他。（王钟的）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