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当代意义

奥地利学派的当代意义

许小年

摘自许小年教授文集《回荡的钟摆》（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四辑 学理：常识与洞见”。本公众号获许小年教授授权刊出此文。

经济学研究什么？

以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已偏离了亚当·斯密的方向，长期关注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乃至以静态的效率作为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忘记了斯密在那部伟大的奠基之作中为经济学所提出的任务——财富是怎样创造的。

用简单的数学语言表达，

（1）

产出或国民收入Y取决于技术系数A、要素投入量资本K和劳动L，以及生产函数F。F代表要素组合方式，不同的组合方式不仅影响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而且更为重要地，决定了要素收入的分配从而决定了资本和劳动拥有者的工作激励。可见F接近主流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价格（包括要素价格）刚性”引起“市场失灵”，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要素使用量K和Ｌ通常小于社会拥有总量和，尽管有时实际使用量可能大于拥有量，经济学家及其主顾们——世界各地的政府需要找到一些办法，使Ｋ和Ｌ尽量接近和，实现充分就业或者资源的充分利用，以使产出Ｙ尽可能地接近潜在产出。凯恩斯学派开出的宏观药方是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微观层面上则是各种各样的规治（规范化治理，Regulation）和产业政策。

在终极目的上，芝加哥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充分就业，区别仅在于手段。芝加哥学派相信斯密的“无形之手”可以比政府更有效地达成这一目标，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干预往往，虽然并不总是，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正如弗里德曼引用里根总统的话，“政府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凯恩斯学派视政府为解决方案，因为它假设了一个上帝般仁慈和上帝般万能的政府，“仁慈”指的是政府官员最大化公众而非自己的利益，“万能”的含义是政府的政策和干预成本为零，而市场交易成本不等于零。

为什么企业家最大化自己的利润，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官员最大化别人的利益呢？为什么市场上的交易与合约有成本，而政府的干预就没有成本呢？凯恩斯学派对这个明显的逻辑不自洽（Inconsistency）讳莫如深，而大多数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似乎也忽视了对手的这个软肋，只有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锲而不舍，由此发展出“公共选择”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均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为基准（Benchmark），只不过前者认为经济的常态是偏离这个基准，需要政府干预，即便不能回归最优，也可有帕累托改进，起码短期如此；而芝加哥学派相信经济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均衡，特别是在长期。有学者试图调和两派以建立“统一理论”，结果就是当今大多数教课书的写法：凯恩斯学派适用于短期分析，而芝加哥学派讲的是长期。

实际上，两派的理论都处理不了长期即经济增长问题，“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凯恩斯一句玩世不恭的名言，他的追随者对经济增长没有做过值得一提的研究，更不要说贡献了。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看，经济长期总是处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也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剩下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被视为外生的对A的冲击。财富的长期增长或者不值得研究，因为人生苦短；或者没有可研究的，因为“看不见的手”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斯密若知道他的后继者走到今天这一步，大概会感到痛心疾首的吧？

主流经济学的两派放过了最根本问题——财富是如何创造的，或者更准确地讲，他们在给定A和F的前提下，始终聚焦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创造的本原动力A和F，即持续不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精华——从学术的角度看，无疑和方法论有着很大的关系。公式（１）中的变量没有时间脚标，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静态分析，即使有些动态的模样也是表面的，通过静态对比（Comparative Statics）完成，如其英文名称所示，本质上还是静态的。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是真正意义上的动态分析，公式（１）中的所有变量和关系都和时间有关，

（2）

不仅技术系数Ａ，连生产函数F都随时间变化！更为重要的，Ａ和F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的，外生变量只剩下一个Ｌ，如果人口的增长由非经济因素决定的话。经济决策问题变为：如何配置每一时期的Ｋ和Ｌ，多少用于研发以提高Ａ，多少用于F即商业模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新，多少用于原有技术下的生产，以便最大化一个时间段上的消费者效用。

动态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技术和制度的演化，研究产生有利的技术和制度所需要的条件，深刻理解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动态分析方法还将揭示市场竞争的实质，描述市场效率提高的路径。设想一个奥地利学派的厂商竞争模型，A不再是外生给定的，等于上一期的A加上一个当期的内生冲击a。厂商选择K和L在研发和生产之间的配置，如果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可提高a出现的概率，从而在下一期的博弈中取得成本优势或“超额利润”。如果创新失败，研发投资被“浪费”掉，由于减少了对常规生产能力的投资，企业的规模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守旧企业虽然可以规避创新的风险，一旦他人创新成功，市场均衡价格下降，守旧企业的利润率为负，可能被迫退出市场。

请注意，公式（２）不能提供一个足够强大的分析框架，而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虽然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其“科学性”，过分强调数学而作茧自缚，限制了研究范围和题目，渐渐脱离了现实经济，变成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甚至更坏，削足适履；奥地利学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拒绝使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拒绝数学分析，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而被边缘化，不能不说是这个学派的一大失误，也是经济学科的一大损失。

市场竞争的含义（哈耶克）

数学进入经济学，经济学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福兮，祸兮？至今难辨。尽管实证研究看上去使经济学避免了象牙塔的指责，但研究的起点通常是假设，从假设到模型，再用实证数据检验假设，看似严密，梳齿密集到头发都通不过，思想连同现实被形式篦掉，挡在了门外。斯密的起点是现实经济，例如英国的贸易或者工厂里的劳动分工，从观察到抽象的逻辑关系。《国民财富论》中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在今天的学术刊物上能发表吗？

主流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就是一把梳齿密集到了失去意义的精巧玩具，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竞争。“完全竞争”有四个基本的假设前提，（1）同质化产品，（2）众多没有定价能力的小企业，（3）无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4）充分和对称的信息。哈耶克问道，如果产品都一样，企业用什么来竞争呢？或者说在市场上竞争什么呢？现实世界中，企业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差异化的产品，争取获得更高的利润，高利润来自高价格，若没有一定的定价能力，企业就不可能赚到高于市场平均的超额利润，差异化定价因此和差异化产品一样，是企业进行竞争的手段，假设掉了这两个手段也就假设掉了竞争。至于第三和第四个假设，我们在下一节中展开讨论，在那里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进入壁垒和非对称信息也是企业竞争所必需的手段。

这样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概念，被凯恩斯主义者拿来作为理论基石，他们论证到，由于“完全竞争”的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对这个理想境界的任何偏离都是效率的损失，而发生偏离的原因就是“市场失灵”，既然市场失灵就要靠政府，政府的干预和减少偏离度，帮助市场提高效率。逻辑错在什么地方？理想境界中既没有苹果手机那样的新产品，也没有互联网等新技术，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们只能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现有产品中进行选择，在陈旧僵化、枯燥无味世界中寻求最优？还是去改变这个陈旧僵化、枯燥无味的世界？

如果“完全竞争”既无理论意义，亦无现实意义，主流微观经济学中的寡头竞争、垄断竞争是否可作为替代物？可能性不大，这些“非完全竞争”虽然较“完全竞争”贴近现实，但同样属于静态分析，不能抓住竞争的实质，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正是将竞争视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状态。

市场竞争的过程是我们理解市场效率的关键。芝加哥学派在上一世纪提出“有效市场假说”，根据这个假说，股票价格在任何时点上都等于公司的内在价值，投资者买卖股票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理论上瞬间发生的套利行为消除了超额利润。记得多年前，笔者刚参加投资银行工作，诧异为什么公司还设了研究部，价格等于价值，有什么好研究的？事实证明，华尔街的操盘手比经济学博士更聪明，价格偏离价值是常态，谁能赶在别人前面发现价格和价值之差，谁就能赚到超额利润。例如当研究表明，苹果公司即将发布新的手机系列，而市场对此尚未形成共识，研究人员建议投资者买入，购买行为推高股价，关于公司真实价值的新信息就这样融入价格，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投资者之间展开竞争，竞争保证了价格趋向——虽然并不永远等于——价值。市场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价格汇集了众多市场参与者得到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投资、生产和消费决策都是必要和宝贵的，市场的效率就是它的信息效率。

“有效市场假说”只描述了信息汇集的终点结果，忽略了信息汇集过程中竞争的作用，因而忽略了市场竞争的实质——激励机制。当价格偏离价值时，我们并不认为“市场失灵”，而是自然过程，提高市场信息效率必不可少的一步，没有偏离就没有超额利润的机会，而没有超额利润的前景，就没有人投入资源，研究公司的基本面，投资者的买卖决策失去依据，价格也就无法反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若要反映价值，必先偏离价值，市场失灵原来是市场有效的必要前提。

清注意，当某一投资者或研究机构发现某股票的价格低于价值，在买入足够的股票之前，他不会与其他投资者分享这一发现，而要严格保守秘密，换句话说，这个先知先觉者会刻意制造和保持信息的不对称。对他而言，“完全竞争”市场的第（4）假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如果市场拥有充分信息，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支股票的价值被低估，立即大量买入，结果股价飙升，他还赚什么钱呢？如果他赚不到超额利润，为什么要投入时间和资金做研究呢？信息不对称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进入壁垒，阻滞其他投资者买入这支股票，这样一来，“完全竞争”市场的第（３）假设也成了海市蜃楼，与现实中的市场竞争完全不相干。

如果说“完全竞争”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它只描述了竞争过程结束后的终点状况，然而这就像人生一世，如果只看到终点的死亡归宿，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将市场竞争视为过程，从根本上揭示了市场静态资源配置效率的来源，激励协调的信息汇集过程，由此形成的价格所含信息最为丰富，尽管不可能“完全”和“完美”，不可避免地带有“噪声”，信息扭曲程度最低，因而是经济个体进行决策的最重要依据，尽管不是唯一或充分的依据。激励协调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超额利润的大小与信息融入价格的时间早晚及信息量密切相关，第二，利用市场价格进行决策的人相信价格的准确性，价格在用真金白银完成的交易中形成，而真金白银不撒谎。股票市场上如此，实体经济中也是这样，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厂商据此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

厂商与消费者如何从价格信号中提取“有用”信息，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待于新的数学模型问世，清晰描述信息提取过程，深化我们对于价格机制的理解。

“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都是空想，公有制下的市场竞争是虚假的，竞争的过程需要超额利润驱动，公有制下的个人不可能享受超额利润，剩余收益权、剩余控制权均失去意义，实践中的参与主体不必承担竞争的任何后果，无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仅按照模拟的供给、需求和模拟的市场价格决定收入分配，发假钞过日子，这还是市场吗？这还是竞争吗？

激励协调的信息汇集过程保证了价格信号的“有效性”，价格不仅指导资源的静态配置，而且由于垄断利润的存在，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奥地利学派主要以熊彼得为代表，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增长的源泉——创新，这是最令人感兴趣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静态效率。

创新与经济增长（熊彼得）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最大贡献是说明了技术进步的关键性作用。从公式(1)可知，投资虽可增加资本存量从而提升Y，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终将发生作用，当资本边际收益降到零时，经济增长就停止了，可持续增长因此必须也只能由A所代表的技术来驱动。然而新古典理论止步于此，不仅未能进一步探讨提高技术水平的因素，反而受制于传统的数学范式，转向关注“增长收敛”的问题，试图构建各种各样的模型，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长期存在。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是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历史学家，他们揭示了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制度经济学这一重要的分支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肯定主流经济学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的熊彼得就从研究制度和创新入手，建立了增长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在熊彼得看来，市场经济是一架巨大的创新机器，过去三百年间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此前文明史上的总和，原因就在于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从蒸汽机、电力、内燃机、原子能、电子技术，到电脑、生物工程和互联网。新技术在提高单位资源使用效率A的同时，也改进了资源组合方式F,增长的源泉不再是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不再受“边际收益递减律”的制约，人类终于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进入了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新时期。这一切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熊彼得归因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

竞争是创新的竞争，不仅引起Ａ而且的F变化，破坏现有市场格局和秩序。A和F的变化可以是跳跃的，设想电脑的发明和应用，经济离开现有均衡——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像袋鼠一样跳跃式地跨向另一均衡。在尚未达到“电脑均衡”时，互联网技术又诞生了，经济半途而废，匆忙拐弯转向更新的“互联网均衡”。经济永远在均衡点之间漂移，失衡成为常态，需要研究的不是那个完美、永恒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性质，而是失衡以及趋向新均衡的过程，什么力量驱使？遵循怎样的路径？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在离散变化面前立即失效，描述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只能用偏微分方程。

创新是个试错过程，可以由企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经多次试验后取得突破（德鲁克称之为“攻关式”创新），也可能完全是随机的。无论哪一类创新，行业、企业或技术开发方面的经验都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企业家因此而占据了创新的中心地位。除了经验，风险的识别和承受是企业家另一必备特质。

企业家能够后天培养吗？从经验积累的角度看，回答是肯定的；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却似乎是先天的。这使得企业家多少带有一些韦伯所说“克利斯玛”的神秘色彩，我们的确不知道哪些人通过什么样的教育能够成为企业家，只能创造条件，帮助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获得成功。首先是自由，思想的自由和思想调动资源的自由。社会环境容许挑战权威和正统，鼓励标新立异。创新企业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筹集到资金，聘雇到专才，投入创新活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前提。第二，对风险的承担有足够的回报，公司上市即是亿万富翁，享有盖茨、乔布斯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第三，分担风险的市场，从VC、PE到上市退出，投资者与企业家一道判断和承担风险。

创新打破了现有均衡——如果曾经存在的话，新技术刺激的投资（比如历史上的铁路）带动经济进入繁荣期。当技术的普及大致完成后，投资下降，经济进入萧条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景气循环与熊彼得的技术创新息息相关，被称为康特拉季耶夫周期或者长波理论。虽然与芝加哥学派相同，奥地利学派认为波动源是供给侧的技术创新，前者的技术冲击纯粹是外生的，而后者是内生的，来自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有意识活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波动的源头在需求侧，是市场参与者的“动物精神”造成的，为了减少这种“有害”的波动，政府应该发扬“人类理性”，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

米塞斯与哈耶克证明，政府干预非但不能稳定经济，反而有可能扰乱市场的运行，引发经济的波动。

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周期

在米塞斯-哈耶克模型中，生产需要时间（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瞬间完成，不需要时间），资本具有专用性，即资本在不同用途间只能做有成本的转换，或者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讲，“非完美资本市场”。这两个基本假设决定了货币政策的非中性，即利率政策“误导”了企业的投资、生产决策，造成繁荣和衰退的交替。

设想中央银行将名义利率降到“自然利率”之下，自然利率定义为使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利率。低利率下虚假的资金成本刺激了投资以及对资本品的需求，经济繁荣，资本品价格上升，资源离开消费品生产部门，向资本品部门转移。由于消费品供应数量的相对下降，消费品价格上涨，消费品的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经济出现“反转”，资源从资本品部门回流消费品部门。因为资本的专属性，原来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不能完全转换到消费品的生产，比如炼钢炉不能用来烤面包，一部分资本在转换过程中损失了，全社会的资本存量因此而减少，社会总产出下降，经济进入衰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哈耶克模型中的周期反转不需要政策的改变，一次性的政策刺激足以产生完整的经济周期循环。

我们已完成了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模型化的初步工作，周期循环的数学表达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政策如何扭曲了价格信号，造成资源的跨期错配，资产泡沫只不过是跨期错配的表现形式。

有意思的是，维克塞尔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被弗里德曼接过去，经简单的逻辑论证和转换，成为主流经济学接受的“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晚期的经济学思想已非常接近奥地利学派，可见采用主流语言、和主流经济学对话的必要性。如果世人有了“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印钞票吧？QE和负利率这样的荒唐手段也不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吧？

在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启发下，我们用传统的主流模型也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结论：货币政策是原因，房产和金融泡沫是结果，美联储一手制造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防止悲剧的重演，首先要管住美联储那支闲不住的手，改善金融监管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传统的主流模型虽然也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泡沫，甚至可以模拟政策反向之后的经济衰退，我们的奥地利商业周期模型解释了长时间松宽货币政策的结果——当下中国经济存在的大量过剩产能，因而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面前，奥地利学派的深刻思想显得“消极”、古板与不合时宜。的确，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拜倒在自己取得的成就面前，高呼着“上帝已死”，登上并端坐在曾经望而生畏的神坛，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有限理性”、“自然秩序”无法约束人类的野心和狂妄，直到人类为“致命的自负”付出惨重代价，也许才能意识到科学的边界，到那时才发现，科学最感到无能为力的正是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类自身。

2016年11月于南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