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消费升级的意义（一）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一场婚嫁消费升级运动。本文围绕农村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这个核心主题，从一个多重逻辑的视角揭示了影响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宏观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相关行动者关于婚嫁消费升级的微观行为的主观意义。第一，从阶层认同向阶层分化转型，是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社会逻辑；第二，从国家让渡向融资保障转型，是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政府逻辑；第三，从零散消费品供给向专业消费市场转型，是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市场逻辑；第四，从礼仪性消费向展示性消费转型，是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文化逻辑。这四个逻辑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轨迹和方向，促使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从礼仪主义转向了展示主义。研究结论认为，农村地区的婚嫁消费升级现象衍生出“天价彩礼”、买卖婚姻、铺张浪费和因婚致贫等社会后果，需要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关键词：农村青年 婚嫁消费 意义供给机制 消费升级 礼仪主义 展示主义

作者简介：李怀，社会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兰州 730070）。

内容说明：鉴于文章篇幅过长，将分3期连续刊发分享。今天为第1期。

一、现象与问题：居高不下的农村婚嫁消费

2015年2月8日，中央电视台13套《新闻调查》栏目以“彩礼不能承受之重”为题，详细报道了甘肃省陇东农村盛行的高彩礼现象。

时隔两年，2017年2月17日，《中国妇女报》又以“婚姻不是专卖，为何会把闺女明码标价卖？”为题，再次介绍了甘肃省陇东农村的“天价彩礼”现象。两则新闻同样表明，在当地村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高得离谱的彩礼远远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成了许多农村家庭难以迈过去的“坎儿”。

彩礼又称聘礼，是我国传统社会青年男女婚姻结缔的重要标志。彩礼一般为婚嫁的时候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的钱或物，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成本，强调了其作为“礼物”的重要意义，突出了中华民族“尚礼”婚嫁传统习俗的历史传承。然而，现在的彩礼已经远远超出了聘礼原先的真实含义，一些农村的“天价彩礼”现象让“尚礼”的婚姻关系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这不仅给男方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而且衍生出了诸如买卖婚姻、铺张浪费、因婚致贫等社会流弊。

具体来说，在我国农村地区，这些年相比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来说，除了彩礼之外，围绕婚嫁的各项消费都在快速上涨，最终导致婚嫁消费的“总体性涨价”。

下面这段顺口溜在当地广为流传，是陇东农村婚嫁高消费的最真实写照。“庆阳女子太值钱，想要媳妇先攒钱。好不容易攒点钱，娶个媳妇全抖完。盖起新房还不行，必须整体大装修。电视冰箱不用讲，沙发空调洗衣机。今年正礼十二万，追节还得八千八。‘三金’她嫌分量轻，另加珠宝金伯利。身上穿着波司登，脚上踩着‘红蜻蜓’。交礼摆了十几桌，婚礼还得几十桌。乐队摄像不能少，彩虹门前乐逍遥。婚车还要上档次，奥迪宝马排队挑。一次花了几十万，还有媒人没算上，一万里面抽一千，十万要抽一万三。烟酒毛毯不上算，‘花红’你还要给端。今日娶媳夸富贵，明日还债道可怜。娘家一夜变东家，婆家霎时一扫光”。

这段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当下农村婚嫁的消费项目、消费结构、消费数额等明显“升级”，刻画了农村父母给儿子娶媳妇的种种艰辛，极具讽刺意义。

上述现象已非个案，在农村地区普遍盛行，趋之若鹜，成为影响农村青年男女婚嫁消费的一种社会潮流。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大多把焦点集中在“天价彩礼”上，偏重于婚姻市场中经济交换的解释框架：我国农村地区重彩礼的习俗引发了彩礼上涨的行为趋向；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和贫困地区女青年外嫁，导致“物”(女孩)以稀为贵；部分农民用女儿的彩礼给儿子娶媳妇；物价上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上述观点强调了农村地区彩礼上涨的客观原因，但却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除了彩礼在上涨，围绕婚嫁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等发生了“总体性升级”现象，这些发生在个体和家庭层面上的表现，很可能和宏观结构性因素有关，需要研究者从社会转型的广阔视野来透视婚嫁消费升级的结构性因素，而不单单是关注彩礼消费。

第二，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现象不是男方或女方单独一方来完成，而是围绕婚嫁事项的诸多相关行动者(父母、新郎新娘、媒人、亲朋友邻)相互影响建构的实践过程，我们更应该从相关行动者的“共谋”行为来分析婚嫁消费升级的原因及后果。

基于此，本文的中心问题是，从社会、政府、市场和文化四个相互作用的多重逻辑视角，来分析影响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宏观结构性因素，揭示相关行动者关于婚嫁消费升级的微观行为的意义建构与宏观结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而本文试图追问并回答如下问题：第一，相比缓慢的收入增长，为什么快速的婚嫁消费升级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第二，相关行动者赋予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是如何转型的？第三，他们又是如何建构婚嫁消费策略和消费行为的？

二、文献述评：以彩礼和嫁妆为主题的研究进路

费孝通指出，在传统社会，婚姻不是个体之间的私事，而是两个亲属群体(亲族或家庭)之间的事情，它们构成了一个社区的公共事件。以婚嫁事件为中心的一系列消费称之为婚嫁消费，它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嫁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双方围绕婚嫁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投入，包括现金以及物品。其中，彩礼和嫁妆是以往关于婚嫁消费研究关注的主要话题。

1、婚姻偿付与婚嫁消费。认为青年男女结婚时，男方要向女方家庭支付一定的彩礼，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即彩礼“反映着劳动力转让的过程”。⑧彩礼被诠释为新郎家付给新娘家的费用来换取新娘这个特别的“礼物”，用以确认对新娘繁衍后代和家务劳动的权利的转移。婚姻偿付的核心是新郎家支付给新娘家的“补偿”。这一观点可称为婚嫁消费的姻亲偿付机制。

2、婚姻资助与婚嫁消费。认为彩礼不能仅仅被视为是男方家以娶入妇女为由对女方家的“补偿”，男方家的彩礼大部分会以嫁妆的形式直接返还给新婚夫妇组建的新家庭，变成了新婚夫妇可单独享有的部分财产。如此，通过婚姻缔结，双方家庭的财产发生了向子辈传递的过程。这一观点可称之为婚嫁消费的代际资助机制。

3、家庭策略与婚嫁消费。布迪厄认为，夫妻在家庭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家庭权力，亦即在对家庭事务的合法垄断权的争夺中获胜的可能性，从来就与他们所拥有的或带来的物资和象征资本(其性质因时代和社会而异)相关。婚姻缔结中的彩礼与嫁妆可以看作两个家庭(族)之间财富的展示，其背后隐藏了对社会地位与权力的竞争。阎云翔对下岬村的研究发现，婚姻资助主要以婆家对娘家的婚姻支付为主。吉国秀的实地研究则发现了不同于阎云翔对下岬村观察的新现象，即娘家通过对婚姻支付的持续上涨来表达争取与婆家地位平等的谋划，使女儿可以在婆家的家庭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一观点称之为婚嫁消费的家庭策略机制。

4、婚姻市场与婚嫁消费。认为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大量的农村未婚女青年外出务工后也选择外嫁他乡，导致当地女性婚姻资源的流失。由于男青年依然希望在本地完成婚姻，这样，在当地婚姻资源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男多女少”现象，导致男女婚姻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加剧，使男方在婚姻市场中的谈判能力下降，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要价能力越来越高。(这一观点称之为婚嫁消费的婚姻市场机制。

5、时尚扩散与婚嫁消费。时尚已日渐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追求时尚意味着在消费领域对传统的抛弃。城市是时尚消费的“大熔炉”，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长时间受市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去模仿市民的消费行为，并把城市的消费观念带回了家乡农村。追求品牌、炫耀时尚逐渐成为一些农民消费的新趋势，他们在婚嫁消费中不仅重视商品的实际功能和使用价值，而且有意借助名牌商品的消费向亲朋友邻传递自己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如此，市民追求时尚消费的“示范效应”，让盛行于城市的时尚消费现象，通过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务工农民不断向农村扩散，助涨了时尚消费之风在村落社会日渐盛行，对农村青年的婚嫁消费升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观点称之为婚嫁消费的时尚扩散机制。

姻亲偿付机制、代际资助机制、家庭策略机制、婚姻市场机制和时尚扩散机制的观点，拓展了人们对农村婚嫁消费的理论深度。然而当下农村青年婚嫁消费的实际变化，不仅表现在彩礼和嫁妆涨价，以及有关婚嫁消费的商品或其他支出涨价。可以说，围绕婚嫁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一场全面的婚嫁消费升级运动，上述五种观点很难对农村婚嫁消费的整体升级现象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有必要从一个多重逻辑的视角来剖析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意义供给机制的转型，进一步揭示影响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宏观结构性因素，解释相关行动者关于婚嫁消费升级的微观行为的主观意义及其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三、婚嫁消费升级：变迁视角的案例描述

本文的研究资料一部分是来自笔者对家乡2001-2016年之间婚嫁消费的实地调查，一部分是新闻媒体对家乡所在农村地区婚嫁消费的相关报道。笔者的家乡位于甘肃省陇东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和国家精准扶贫的地区，至今仍有51户人家没有脱贫。那里的交通还算便利，但十年九旱，全村有七个社，619户，共2901人，人均耕地面积1.7亩，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的状况。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村里大部分青壮年男女外出务工，留守老人主要以种粮为业，2016年人均纯收入为4400元。

笔者是家中长子，因为年迈的父母至今生活在乡下老家，笔者每逢佳节自然要回去探望父母。按照当地的乡规民约，在亲朋友邻的婚丧嫁娶之时，在外工作的游子都应该回乡参加，否则他们的父母就会受到亲朋友邻的指责。受这种传统文化风俗的约束，笔者择期回家参加过一部分亲朋友邻的婚丧嫁娶仪式。

另外，笔者的表兄是村干部，曾长期做村里婚丧嫁娶仪式的总管，见证了村里婚嫁消费变迁的详细过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笔者收集了2001-2016年男方家庭娶妻的婚嫁消费情况，将它总结在下面这张表中(表1)，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农村社区婚嫁消费的变化状况。

表1虽有挂一漏万之嫌，但从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彩礼上涨太快，从2001年到2016年上涨了25倍；第二，为新娘添置的“三大件”从本世纪初的“手表、缝纫机、摩托车”变成了现在的“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但是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等并没有减少，而是变成了一般必需品；第三，娶亲的交通工具由原来的机动三轮车变成了现在的小轿车，而且新郎新娘乘坐的头车也从普通小车变成宝马、奔驰或奥迪等名牌小轿车；第四，烟酒与肉菜价格的上涨体现了婚宴档次的攀升，过去的农村婚宴没有饮料，主菜以大肉为主，现在不仅增加了饮料，而且主菜以牛肉、鱼肉和羊肉为主；第五，为了增加婚礼仪式的喜庆氛围，音乐助兴是必需的项目，农村婚礼仪式上原来的助兴项目是“双人唢呐”，唢呐是中国历史悠久、流行广泛、技巧丰富、表现力较强的民间吹管乐器，传递着古老而淳朴的风土民俗，现在由农民艺人组建的民间乐队也加入其中，让传统的民间乐器与现代电子乐器同台合演，增加了婚礼仪式的热闹场面，但成本快速上涨；第六，媒人礼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2016年比2001年涨了500倍；第七，表1虽然没有列出婚房，但青年男女婚嫁时的婚房必须是新建的，建房所需的材料与人工费近年来也同样上涨很快。

婚嫁是一个社区的公共事件，亲朋友邻一定会在新郎新娘的大喜之日前来祝贺，正是在亲朋友邻的众目见证下，两位“新人”的婚姻关系才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凡是前来祝贺的亲朋友邻必须随上一份礼档，俗称“随礼”。在村落社会，农民按“差序格局”来编制自己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圈子”，针对婚嫁的“随礼”执行了“差序格局”的对等互惠原则。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情义制度，是按彼此的情感距离来进行配置的规则，而不是按理性的契约来进行配置的规则，它构成了人情社会的私人性互动逻辑，实现了互惠(相互帮助)的结果。依此来看，个案村落社区的“随礼”行为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标准。以货币来计算，亲朋(以血缘关系为核心)随礼的礼金稍高，友邻(没有血缘关系的社区成员)随礼的礼金稍低(表2)。

上文描述了个案村落社区2001-2016年婚嫁消费项目、消费数额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但本文的个案并非是一个特例，而是反映中国农村婚嫁消费行为全面升级的一个缩影。因此，本文不只是就个案材料来说明个案，而是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结合其它相关研究材料，遵循个案研究的分析性扩大化逻辑，探寻导致农村婚嫁的消费项目、消费数额和消费结构全面“升级”的根本原因。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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