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上讲台第一天起，我就不想照本宣科地教书
一席
魏勇是北京市十一学校的历史老师，拥有特级教师头衔。但他更在意的是在自己的“一厘米主权”之内，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得到一个新的信息时不轻易下定论，在事实不全面的情况下悬置判断，学会寻找全面对称的信息，能做到观点之前有事实、观点与观点之间有逻辑。”
知识既传播了真理也传播了谬误，历史学科尤其如此。
历史课怎样开脑洞
魏勇
我叫魏勇，来自北京市十一学校，目前在教高中历史。我教书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当中，有三年是在四川省一所乡村小学，八年是在四川省的一所乡镇中学，七年是在重庆的一所重点中学，这之后到现在的八年是在北京市十一学校。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共同的历史学习体验是三个步骤：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撕笔记。所以有人就给历史这个学科取了一个音乐家的名字“背多分”——一背分就多；不背就是孙思邈，孙思邈是唐朝的医学家，他的名号叫药王——不背就「要亡」。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常态。
说实话，从站上讲台第一天开始，我就不想照本宣科地教书，但是基层的学校又有强烈的应试需求，所以我采取了一种崭新的教学方式，叫作“精神分裂教学法”。我告诉我的学生，正常的思考和课堂讨论要用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应试的时候要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你要知道命题的人希望你提供什么样的答案。
我就是在这样一条妥协的道路上走了十来年，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学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在重庆教书的时候，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写给我的，他是我们全年级一千多人的第一名。当时他在走廊上把这封信交给我的时候，我挺高兴，结果把信拆开一看，发现这个学生是批评我的，他不喜欢我上的历史课，他的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魏老师，我恨你、佩服你、同情你，希望永远都不会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我根本不关心中国的什么制度，什么真相被淹没，什么不公正的评价。我最关心的是我的成绩，我觉得那些很无聊，是自找苦吃……我不要痛苦地生活在真相中，我愿意随大流，愿意愚昧地、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
这个看法也没有错，如果放在一个五六十岁的人的身上就更没有错了，但是他才十五六岁。我感觉很难过，未曾年轻就已衰老，未曾希望便已绝望，未曾追求便已放弃。如果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就没有了好奇心，那他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残忍地想到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二十岁已死，八十岁才埋——一辈子没变化嘛。
所以这个事情就促使我要彻彻底底地告别应试教育。我很幸运，有机会到了北京，北京相对宽松一些，尤其是十一学校，正好我赶上了改革的年代，一种崭新的教学观念正在学校里面普遍地铺开。这种观念跟我的教学观一致，简单地说就是开脑洞，上课要给学生开脑洞。
讲鸦片战争的时候，必然要讲到《南京条约》，一说到条约我们几乎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一个词：丧权辱国。如果我们就这样教给学生，他们能开脑洞吗？我们借鉴了数学上的分类讨论思想：《南京条约》里对中国实际上有利的、可以接受的，你找出来；不利的找出来；你觉得说不清的找出来。这样一分类，学生的思考就更加缜密了。
比如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就形成了争议。有的认为开放通商口岸方便了西方列强掠夺我国的经济、原材料，赚我们中国人的钱等等；但是也有同学提出了反驳：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其实对中国有利且利大于弊，因为大清国的通商口岸就是现在的特区。这样学生就会慢慢地喜欢这个课。
比如领事裁判权。众所周知，领事裁判权是指外国人在中国和中国人发生了司法纠纷，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交由外国领事根据外国的法律进行制裁——这明摆着是欺负人的嘛，但是我们上课要给他开脑洞：你要换位思考，生活当中换位思考，学习历史也要换位思考。英国人提出领事裁判权有没有他的合理性呢？
当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是画面上这样子的：被告跪在县大老爷面前，两边衙役“威武”一吼，“被告你招不招，不招重打四十”。而英国是一个法官戴着假发，背后是陪审团，下面是控辩双方辩论，最后陪审团裁决有罪无罪，如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诉，不用跪，也没有大刑伺候。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穿越到那个时代，愿意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被审判，还是在英国的司法体系下被审判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明白了：提出领事裁判权，并非就是仅仅为了欺负你，这可能反证出我们的司法体制当中有落后的、需要改革的东西。
又比如义和团、太平军，教科书都对他们进行了高度的肯定：义和团是反帝爱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等等，虽然有缺陷，都是瑕不掩瑜。我们开一下脑洞，如果义和团成功了，它的灭洋计划成功了，洋人全部杀掉、赶走，洋人的轮船、火车全都给拆掉、凿沉，中国会更美好吗？太平天国是失败了，如果它成功了呢？以天王洪秀全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你觉得他统治中国会比大清更好吗？
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能够给学生打开一扇一扇的窗户，把课堂和教科书的围墙一道一道慢慢地拆掉，你就会发现历史原来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背多分」——那是对历史学科的一种偏见。
再比如独立战争，我们都说它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华盛顿是杰出的政治家。我们要这样教给学生吗？还要听一听他的敌人怎么看待独立战争，怎么评价华盛顿。
所以这堂课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首先呈现双方的立场，美国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讲美国独立多么正义；然后我们再放一段BBC的纪录片，讲这场战争就是“The Rebel”、叛乱，各自有自己的理由；最后各位同学讨论一下，这是分裂，还是解放战争呢？
当时这个环节一出来学生就很激动，结果很意外的是，学生还没有来得及举手，听课的老师要求发言。那天听课的老师当中有英国老师，也有美国老师，当时这位英国老师是这样说的：战后美国获得了独立，局限在于独立带来的自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是有钱人的；乔治·华盛顿的时代仍然有奴隶制，奴隶制是美国脱离英国很久之后才废除的，所以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事关最有钱的殖民者的利益。两位美国老师对英国老师的说法实在是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他们就简单地说了一下“英国老师说的是对的”，然后就放弃了自己国家的立场。
这堂课下来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民族、国家独立这些我们认为很敏感的问题上面不敏感呢？作为一个美国人你怎么能够接受英国人这些胡说八道的说辞呢？就像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能接受“大东亚圣战”的说辞吗？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我发现可能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一个典型的趋势，就是以人类社会逐渐地脱离敏感为前提，越往后的社会演进，人类敏感的东西越来越少，越往前，人类敏感的东西非常之多。
在我们中国古代，皇帝是个敏感话题，你敢说皇帝吗？满门抄斩；贞操是个敏感话题，你敢议论某个人作风有问题？没准人家就投河自尽了，家长就打上门来了。但是现在议论谁的贞操有问题，谁也不会投河自尽，因为大家觉得不敏感了。这是堕落还是文明？我认为是文明的表现。
我之所以在教学中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跟学生相处，其实源于我对历史教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思考，那就是历史究竟是教什么的。一般我们都认为不就是教历史知识和历史上的那些结论吗？让我们了解它，以史为鉴、可明兴衰。说实话，这句话过时了。开发程序需要知道兴衰存亡吗？医生做手术，需要知道兴衰存亡吗？都不需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历史？不但我们，西方国家也要学习历史，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历史，美国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有历史课。
实际上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学历史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贡献。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学历史，或者说我教历史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会怎么思考问题。你可以不知道秦始皇是什么时候统一中国的，可以不知道哪次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但是思维方式要沉淀下来，这是我们历史要教的，或者说也是学生学历史要学的。我不那么在乎知识的细节一定要让学生记住，反而学生和老师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通过在北京这些年的教学实践，慢慢地，我感觉到了我的学生有一些变化，有些学生变得不那么听话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听完我的课很气愤，他说：“魏老师，你这样讲历史会把学生思想搞乱的。”我说：“搞乱了就对了。”我们人的认知过程是第一步学会相信，第二步学会不相信，第三步学会再相信。你得经过不相信、质疑，没有经历过质疑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有一年我有一个学生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军训政策。这封信内容很长，很有说服力，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军训是无意义的付出，无代价的牺牲。这倒不是他最精彩的地方，而是他为此而进行的论证，以至于打动了校方必须要进行军训改革，把传统的军训变成野外的拓展训练、有主题的野外活动。
对于这个结果，我很高兴、很欣慰：我的学生能够这样独立地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教育是干吗的？说白了教育不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三个要素吗？第一，独立的思想者；第二，终身的阅读者；第三，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独立思想是第一步。当然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让我很欣慰，算是锦上添花，就是这个学生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所以在北京这几年，我体会到了这样一点——是我以前在地方上没有的意识——那就是主动出击，倒逼改革。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天跟北京市高考命题小组的负责人一块儿喝茶聊天，他是大学的教授，聊到了高考、教育改革这些话题。我就提出了一个质疑，我说：“你们命题的时候，能不能把历史题命得灵活一点，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要考得那么死，让学生去钻那种很偏很深的细节知识。”他说不行：“你不了解，命题的主要成员是大学老师，被抽去命题的时候很多人是不太乐意的，因为要封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命题又不能作为他的学术成果。所以命完题之后，专家们只关心一件事情：考完试上网看一看大家的反应，骂不骂命题者。如果大家波澜不惊，这次任务就交差了。”
所以命题是为了不挨骂，降低风险才能不挨骂，如果命题向思考的深度延展了，用那位教授的话来说“你们就会骂我们脱离了中学实际，我们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说：“除非你们中学教学变了，你们变得比较灵活了，变得有能力导向、素养导向了，我们命题的时候才敢变，这样的话我们皆大欢喜。”当时我就急了：高考是指挥棒，你们不变我们敢变吗？你们不动我们敢动吗？
我发现我们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教育的改革——当然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不太清楚——很多时候就卡在双方都不敢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双方都怕主动会带来风险。
我们十一学校在2011年的时候启动了一场教学变革：开设大学先修课，在美国叫作AP课程，是针对拔尖学生的。之所以开设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经之路，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经验普遍证明了，就是对一些拔尖学生提前培养。但是做这件事对学校来说没有任何功利的回报，因为高考不会加分，学生做这个事情也得不到回报。当时我们学校就决定要做，没有任何回报默默地做了两年，突然有一天北京大学表态，我们要开设AP课程，中国的大学先修课。
我第一次去北京大学培训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招办主任，现在是考试研究院的院长，秦春华教授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要开设大学先修课，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你们一些中学已经率先动起来了，比如像北京四中、北京十一学校等学校已经动起来了，我们再不开这个课就不好意思了，所以他们要做出回应。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倒逼出的改革，如果所有的基层学校因为没有回报，明明是正确的事情不去做，那这个改革可能就会来得比较晚，甚至有可能永远都来不到。
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股子的热情，我抱着还历史教育本来目的这个想法在我们学校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孤单的，没有多少人理解。好在我这个人在这方面有点儿拧巴，爱谁谁，反正我就要按我的开脑洞的方式来上课。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发现有些同事他就走向了你。
有一次，我从我们同组的一个同事的教室门口经过，无意当中听了几耳朵他的话，他讲的内容跟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一样，使用的资源是一样的，设计的问题是一样的，课堂的模式是一样的。我当时特别高兴，我找到了安全感，因为与你同行的人越多，你越安全，对改革者来说尤其如此。慢慢地，我就发现走近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我就成为了我们历史学科历史一的负责人。我把自己的这些教学资源，PPT、教案拿出来全组共享，然后编了一本教材，全组共同使用，于是与我同行的就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是整个组。我们的一些分校觉得这个教材好，分校也拿去用，与我同行的不仅是我的教研组，还有别的学校的一些同事，这样这条路慢慢地就走得越来越宽了。
我在北京这几年最大的收获是：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你一定要主动、不能等，你不能等政策自上而下地实施了，你安全地去执行。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历史关口，还处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好多事情是前人没做过的，必须要有那种主动出击的精神。
当初包产到户是怎么来的？是小岗村的一些农民立了生死状先在基层搞了，农民第二年吃得饱饭了，安徽省委一看这个不错，报到中央再全国推广，这不就倒逼出了改革吗？深圳是最早的特区，那个时候跟内地就是不一样，它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当中的一块石头扔到了广东，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发现深圳搞得不错，于是就从四个特区变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向内地辐射，到今天为止，全中国都是深圳。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面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认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其实无非就是自发秩序的扩展，自发秩序从哪里来，从基层，从民间。李鸿章说，洋务运动时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现在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希望我们在座的诸位都能够主动出击，去寻找我们自己领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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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访著名特级教师吴非
■本刊记者 曾维平 方心田
从《不跪着教书》《致青年教师》到《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始终对中国教育保持着一份理性和冷静，用一双“冷眼”看待纷杂世事。不跪着教书，是这位年过60的理想主义者对万千教师的呼唤。2010年，他从南京师大附中退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2016年4月22日，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在南京老门东的问渠茶馆，记者对吴非老师进行了专访。待翻开他最近出的新书，却发现退休后的他并非真的闲在家里，而是一直没有停下思想的脚步。在与吴非的交谈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他对教育的那份眷恋与思考如一壶老酒，愈酿滋味愈醇厚。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吴非
教师博览：吴非老师，您好！从1968年下乡插队到1982年南京师大毕业，进入南师附中任教，再到如今退休，您一直在中学教书。是什么让您与老师这个职业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吴非: “文革”初期及后来的插队经历，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大学时填的志愿是师范，后来知道我的分数可以录取在综合性大学。那个时候是先考后填。我的老师告诉我凭分数本可以录取非常好的学校，但那是8年后的事了。我的理化基础差，还是愿意学文科。南师大没有历史系，所以我填了中文。要说我与教育有什么不解之缘的话，我觉得，教师是一个适合我的职业。在以人为对象的工作里面，教师比较适合我。医生与病人永远不可能平等的，官员与民众也不可能平等的，但老师不一样。
教师博览：您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有12年要在小学和中学的课堂上度过，课堂上发生过什么，课堂将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教师不能不思考。您至今仍然在思索课堂上的一切。能描述一下您理想中的课堂吗？
吴非: 理想的课堂不只是完成任务，它是一个人与另外一群人一起度过的时光。理想的课堂是“有光”的，这个“光”就是教师的思想，学生从老师的教学中获得启示。课堂应该是愉快的，是轻松的。如果教师眼中只有“课”而无“人”，那样的“教”没什么社会价值。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课堂，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关注一个人的状态。学生在课堂如何活动，他们需要做什么以及会怎样做，他们的思想情感在几十分钟内可能会有什么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如何聚集，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思维，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教师能关注这些，并是个‘有办法的人’，教育就有可能成为美好的生命礼物，而不是简单的规训，或是一成不变的教化。
教师博览：作文教学作为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常常令学生和教师感到头疼的问题。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吴非: 我始终没觉得作文教学是头疼的问题。关键在于教师和学生都要正确认识写作的价值意义。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要写,如果不写，也许就意味着生命结束。写作不是为了当作家。现在的写作教学，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于是出现了假、大、空等现象。我坚持不对学生提正面要求。不提过高要求学生也就不会自卑。中小学12年的母语教学，路途不算短，我们要让学生不怕写，努力肯定学生的一点一滴。要有耐心,每一节课都是一滴水。最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获得愉快。现在，许多教师不写作，可能也是作文教学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写作是个人体验很强的实践活动，一个经常写作的教师才有可能熟悉学生的写作过程。所以，教师的阅读写作要达到一定水准。一个表达能力差的老师不是好老师。总而言之，只要教师善于动脑筋，便会有数不尽的办法激发学生的写作激情，让学生的写作获得持续的发展。教师要能想到：每一位学生都有可能成为诗人。
教师博览: 您曾经说过，教师才是学校的主人。教师不仅要有职业自尊，更要有超越一般的社会理想。我们改变不了社会，但能把自己改造成合格的教师，以不辜负这个职业。那么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青年教师如何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呢？
吴非: 好的老师首先是“肯负责”，不是为了混饭吃。不以上课为苦，虽然累但很愉快。一个老师要有热爱，要有激情。我时常见到一些老师上课时表情严肃或面无表情，这样上课，学生必然无精打采。第二是要有职业理想。我们学校有教师高考分数超过北大录取线，但她报了师大，就是想当老师。三是要像叶圣陶说的“有本钱”。“有本钱”的意思，是要有专业水平，是个有智慧的人。
青年教师提升专业素养要注重反思。我看不懂很多观摩课，说到底就是让老师走秀。我不太相信那些课的价值，一个月示范两三次，唱的全是传统“折子戏”，这和灵动的、千变万化的课堂相去甚远，很多老师听过三五次，就不再认真，而当作放松自己的娱乐了。花了时间耗了精力，有必要吗？一些老师也许的确有绝技和拿手好戏，但交流和看戏不同，台下的老师要回到自己的课堂，他是来“学样”的，但他看到的，未必能适应自己的课堂。我觉得课堂要真实。有的老师看了十年还不会，没学到什么。从上大学到现在我没有被“培训”过，就像陈日亮老师说的，是“野生动物”。一个老师专业发展要有自己的反思，有大学文凭和专业实践，自己应当知道该去怎么学，不一定需要什么培训。市里曾到南师大附中督导，八名老师上课八个样，督导说：这就对了。所谓“名师”上示范课，不一定有用。在南师大附中语文组，没有老师上课敢做假，都怕对不住学生。公开课宁可有破绽，也要真实。“每一分钟都出彩”？不可能。如果有，那肯定有问题，有些公开课一节课花5天时间准备，成本过高，得不偿失。课堂45分钟，不可能每节课都完美。等到学生长大，回忆“示范课”，会认为所有老师都做假。我当教研组长时经常说，青年教师要有问题意识，就该踏踏实实地做自己。俄罗斯有句名言：小狗从来不因为大狗在身边而不敢叫。老师要有自信，不盲从，不敷衍，不附和。
教师博览：在基础教育领域，先后有媒体推动、推广的“杜郎口现象”等，您是怎样看待这些现象的？
吴非：我从来不到这些所谓的“典型学校”去。“文革”过来的人知道，许多“典型”是“树”起来的。如果一个典型不能复制，那么一定有问题。很多现象媒体不思考，老师也不去思考。到什么学校参观交流，也意味着你的教育追求和教育品位。对这些现象的推崇暴露了一种教育思维逻辑和价值观的混乱。教师一定要有教育常识，对炒作的现象，要有分辨真假的能力。在一些学校看到的，经不起想；听到的，经不起问。比如，一些学校宣传推行“高效课堂”，既然“高效”了，那就意味着可以少上些课，然而教室课表上主要学科的课时竟然大大超过部颁标准。如果一种不良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那一定是有利益群体在固守，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解说、推诿，甚而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比如，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下，教师的学习途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方便，然而每年仍有动辄几十万教育界干部和老师不远千里朝拜“典型”以“取经”。浮躁之风，或出于落后的政绩观，或由于违背常识的盲从。
教师博览: 如今很多老师都不太愿意读书,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您对教师阅读有什么建议吗？对您影响最深的书有哪些？
吴非： 我们的教育需要启蒙，教师阅读非常重要。读书要有专业阅读，但教师也要有“非专业性阅读”，要有跨学科的眼光。现在理论太多了，理论家太多，教师看不进书很正常。我们对读书要有正确认识的态度：阅读一定要与写作结合起来。学校要鼓励老师读书，老师也要有选择书目的能力，这一点南师大附中做得很好。在南师大附中，许多老师关注语文老师的阅读。比方陈乐民的《启蒙札记》，还有杨绛等的书，许多老师办公桌上都有。学生到老师办公室交作业时看到这些书，耳濡目染，这比说教有用。地平线读书社的老师经常举办公益读书活动，他们有一个“寻找有意义的教育”系列活动。我不觉得教师没有时间看书。我比一般老师忙，但从我一到南师大，直到因病退休，一直保持阅读习惯。
对于我个人而言，很多书对我影响很大，比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人物列传。我历史书看得比文学书多，读历史书多了能站在精神制高点上，比较选择判断，发现事情的真相。因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从这一点来看，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批判思维和怀疑精神也由此而来，时间长了就能形成经验。我读书很杂,自然科学也看,这可以丰富思维方法。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知道得越多越好。
教师博览：除了教学，您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兴趣爱好？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吴非：我平时喜欢摄影，它可以让我在一般人忽略处发现特别的风景。喜欢一个人散步。退休六年，一个星期有五天走路，在城墙下，在江边，一走走两个小时，边走路边思考。《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本书就是走路走出来的。我自幼对机械学感兴趣。我不会打牌，没有什么娱乐性爱好。教师也要有业余时光。现在很多教师没有业余，一下课就搞家教。这样的老师没什么趣味，也不会有太大出息。什么样的爱好也很重要。我常对女教师说，要把孩子带好，这也是学问，也是陶冶性情。一个家庭主要看母亲的教养，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女性文化品质，所以我常常建议教师多和孩子在一起读读诗，养成读书爱书的习惯。
教师博览: 您觉得教师应如何保持自己的职业热情？
吴非：一些老师觉得当教师苦。我不觉得教书苦,只觉得精力不够。我在想，2004年我写《不跪着教书》，12年了，当年的观察仍然有效，观点还不过时，这是好事情吗？这说明教育的进步有限。一个教师既要有理智也要有激情。传说古代西班牙，人死不会问他活了多少岁，而是问他：他爱过吗？他是不是一个有激情的人？现在有些老师恨不得赶快退休。那一年有老师问我多少岁,我说59。他说，您真好，就要退休了,快熬出头了。我听了很伤感，这是当教师的悲哀。职业对有些人来说不是享受而是煎熬。我虽然这几十年中有过极度疲劳，生过病，但心里还是愉快的。
教师博览：有部热播的电视剧叫《虎妈猫爸》，前阵子华裔虎妈蔡美儿以自己的育儿经验写的书引起了中西方关于教育的议论热潮。您对家庭教育有什么看法?
吴非：他们把教育当成了“丛林”，纵容唆使孩子学习争斗。罗素和杜威都反对把竞争引入教育。教育应该是愉快的、探索式的合作。说不要输在起跑线的人，是没有在好学校待过，没有过过好日子。有贵族精神的老师，不会有这样的要求。越是要求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的人，越是儿时输在起跑线，家长都有过挫折经历。钱理群曾说，刻苦只能“合格”，兴趣才能“创造”。中国教育界流行的成功学把中国学生害惨了。我们需要治愈，需要家庭教育中的民主、平等。教育学家认为，民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才率比较高”，有创造性。但这里只是谈“成才”，可能不一定有太大的价值；我更愿意探讨的是，为什么民主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有自尊，性格开朗，有仁爱之心，有关注社会的意识。这种教育下成长的孩子，他们未必全是“才”，但他们至少是心理健康的“和谐的人”，特别是其中许多人富有社会责任感，也有家庭责任感。这种现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要弄清的是：那种剥夺孩子的个人意志，用严酷手段逼使他们“苦读”的教育，究竟是要把他们造就成什么样的人？可以看到的，不是要把他们培养为有仁爱之心的、高尚正直的、为社会服务的人，而只是“今后在社会上不会吃亏的人”。也就是说，他要孩子成为一个极端精致的、能获得全部利益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争夺的、享有物质富裕以及一切特权而且很安全的个人主义者。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中，一名善于思考的班主任，经常不担心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而往往要在那种学习成绩虽好但比较自私的学生身上多花一些精力。家庭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学校的理想道德教育，往往在家长极其鄙俗的一句话前就被消解、化解，千百年来“人上人”的诱惑，往往也是难以抵御的。
教师博览：近来,一些名师先后跳槽。或者调入高校,或者去往民办教育机构。您对中小学名师跳槽现象怎么看?
吴非：媒体要有独立的立场，要保持客观公正，对一些现象不要推波助澜。教师工资低，资深教师跳槽，大多是为了改善生活。一个老师凭工资到死都买不起新房,公平吗？一些优秀教师跳槽就是为了买房。听说“线上售课，”一个老师一节课能有一千块钱甚至一万块，他怎么会不离开学校、离开体制？每个市都存在有偿家教,据说约占教师总人数的20% 。我不赞成那种有偿的在线家教,不可能不影响学校教学。至少不能影响正常教学，这是底线。有的城市教师收入低，学校用“上晚课”的办法来补贴，这是政府失职。白天课没上完到晚上上。这说到底还是教育公平的问题。
教师博览：您对公知怎么看?您认为您是公知吗?
吴非：现代社会需要公知。虽然现在公知经常在网上被围攻。“公知”是很高尚的，十九世纪时，指在民间传播知识、宣传真理的人。现在在社会上却变味了，有人把“公知”当作讽刺，这是社会悲哀，像是时代挽歌。曾有个别老师称我是语文界公知，这不准确，我只是个思考者。
翻开《一盏一盏的灯》,吴非这样介绍自己：即王栋生， 教师、阅读者、写作者。他说一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多年来，他写下了厚厚的课堂教学与班主任工作笔记；如今退休了，虽然患有眼疾,但他仍不忘以教育视角观察世界，并以断片的方式记下自己的思考。透过吴非的文字，我们感受着他对许多违逆教育规律的行为的痛恨与无奈，但又能深切体会到他对教育倾注了深深的爱。教师的成长和学生一样，首先需要“立人”。有其胸怀,才有其文,有其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吴非老师就是教育界的一泓清泉、一注活水,吸引我们驻足聆听，且心向往之。■
（原载《教师博览》原创版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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