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中国邮政报刊发行业务的前世今生

导语

中国近代国家邮政自 1896 年开办以来已有 120 年的历史，历经大清邮政、中华邮政和新中国邮政三个时期。从时间上来看，大清邮政只存在十几年，中华邮政也只在大陆运营30多年，而新中国邮政发展至今已有 60 多个年头，历时超过前两个时期之和。从各阶段邮政发展、改革、创新的速度和成果来看，新中国邮政也大大超越了前两个时期。新中国邮政发展、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的报刊发行业务就是一项创举，在发展中也有很多值得传承的成功经验和值得反思的深刻教训。了解邮政发行报刊的前世今生、了解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中国邮政更好地发展这项业务。

01

推行“邮发合一”体制

是党中央的正确决策

报刊发行是新中国邮政的一大特色，大清邮政、中华邮政没有这项业务，海外邮政也很少从事报刊发行。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党中央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实行报纸“邮发合一” 体制。1949 年 12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决定“报纸发行工作应学习苏联及我东北、山东的经验，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要求各级党委“督促所属报社加以实现。”随后，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率先垂范，与邮政总局订立报纸发行工作协定，于 1950年 3 月 1 日把《人民日报》全部交由北京邮局总发行，并把《人民日报》社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随工作转移至北京邮局。紧接着，北京出版的《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陆续交由北京邮局总发行；全国各地出版的党报及其他报纸也于 1951 年先后交由当地邮局发行。

中央做出这一决策在实践中立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例如邮发前的《人民日报》期发数为9万多份，邮发后不到一年时间，至 1950 年底即上升到 19 万份。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 1951 年的一次会议中指出：“‘邮发合一’是一个好制度，‘邮发合一’对新闻、出版都有好处，去年只一年的工作成绩即做得很好。《人民日报》等去年上半年还亏得很多，去年下半年和其他几个重要报纸全不亏了，年底赚钱了，这要归功于‘邮发合一’。”

继报纸邮发之后，中央又做出决策，将定期刊物交邮局总发行。 1952 年 12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和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规定“定期出版物（包含报纸和杂志）的总发行由邮电局负责。” 据此，1953 年1 月 1 日，原由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发行的中央级刊物交由北京邮局发行，各地方性期刊也交由当地邮局发行，新华书店和“中图”的期刊发行人员随工作转移至邮局。至此，中国邮政发展史上一项重大业务体制改革圆满实现。这一改革对于邮政的网络结构、发展方向、经营方针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中华邮政的传统业务结构，使中国邮政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邮政。

02

“邮发合一”体制产生了

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邮发合一”的报刊发行体制改革首先取得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其一，党报党刊通过四通八达、遍及城乡的邮政网络传送到广大群众手里，使城乡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农户通过订阅科学种田的报刊，发展了农业生产；各行业都创办了本专业报刊。邮发报刊发挥了党的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这是之前由报刊社自己发行所无法做到的。其二，邮政网点之普遍、投递程度之深入，使得报刊发行量持续增长，且覆盖了农村和边远地区，读者群不断扩大，报刊发行量持续增长。

“邮发合一”体制也给邮政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邮政接受报刊发行任务时，邮件寄递量还不大，邮政网的能力有富余，报刊进网后使邮政网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而不需要增加更多投入，报刊业务参与了网络运营成本的分摊，使邮件单件成本下降。同时，邮政有大笔发行收入，占当时邮政总收入将近一半的比重，经济效益非常明显。

除了经济效益之外，邮政还因为发行报刊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报刊是各级党委直接掌握的重要的宣传工具，而邮政负责将其送到民众手中，这是邮政承担的一项政治任务。每年年度收订时，各地党委宣传部门都要会同邮政部门召开会议，部署报刊收订任务；各报刊社与邮政密切配合，宣传报刊内容，采取便利群众订阅的措施等，邮政已成为党的宣传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邮政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企业了。

03

排除内外干扰

坚持贯彻中央的正确方针

中央做出的“邮发合一”发行体制改革的决策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些单位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想恢复旧的体制。上世纪 80 年代，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门以改革为名，把原由邮局发行的报刊（包括党报党刊）改为自办发行，先后有《太原日报》、《郑州日报》等十几家报刊社，并由此掀起了一股“自办发行”的浪潮。北京还出现了一家名为“小红帽”的民营发行公司，除发行《北京青年报》外，还承担了一些外地自发报刊在北京的发行工作。

随着自办发行的浪潮迅速在全国蔓延，一个自办发行的协会也随之成立并经常开会交流“自发”经验。由于他们不了解建国初期中央决策的内容，竟把“邮发”改为“自发”称作一项“改革”。当初中央的决策是把原来分散的报社“自发”改为交邮局统一发行，这是一项重大的发行体制改革且已卓有成效，而把“邮发”改回“自发”，实际上是走回了原来的老路。

把“邮发”改为“自发”虽然对个别报刊社有点小利，但从国家大局来看则是资源的浪费。而且有些报刊由于缺乏发行网络，改回“自发”后发行量下降、成本增大而难以为继，又重新回到“邮发”的正确道路上来。

在社会上刮起“ 自发” 风的同时，邮政内部也出现了一股质疑“邮发”的思潮。个别人提出了一个“邮局发行报刊，发得越多赔得越多”的论调，并且在实践中推行一项消极的自生自灭政策：对发行业务不宣传、不推广、不奖励，把报刊发行量的增长从考核指标中剔除出去等。有些领导部门还发出通知提出报纸不再投递到户、搞“集订集送”。一时间，这种自乱阵脚的工作安排搞得邮政内部思想混乱，邮发阵地不断丧失，甚至一些邮政发行人员也跳槽到“自发”单位。

对于这些思想和行动，当时的邮电部上层及一些邮政企业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邮电部对此组织调查组赴相关省、市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包括当地党委、政府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邮政发行报刊是服务大局的政治任务，必须坚持办好”。邮电部党组经过反复讨论后做出决定，报刊发行业务要积极发展、认真办好，邮政要继续成为报刊发行的主渠道，并把这一精神写进了 1990 年全国邮政工作会议的文件中。至此，邮发初期的中央决策得以继续贯彻，邮政发行报刊的积极性高涨，每年年度大收订时各局都下大力气为报刊社服务、为订户服务，获得很好的效果。

此外，邮政发行报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的同时，也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支持。200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明确规定：“国内报刊发行”为邮政企业经营的业务，“国家规定报刊的发行”是邮政企业办理的“特殊服务业务”，“国家对邮政企业提供的普遍服务、特殊服务给予补贴”。这表明，邮政发行报刊是得到国家支持并给予政策补贴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邮发”历史的沉浮给予我们当代邮政人深刻的启示和教训，对中国邮政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顾联瑜 原文刊载于2016年3月《中国邮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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