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黑暗历史的深处

河南大学 刘涛

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九经》中说过，《仪礼》作为“三礼”之一，虽然长期被视为“仪法度数”的本经，但从王安石变法起就被排除在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之外。研习《仪礼》者人数稀少，“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顾炎武赞同朱熹的说法，认为科举考试弃《仪礼》留《礼经》的实质是“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且对后世的学术研究危害极大，“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单世联先生的新著《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上下两卷，煌煌百万言，出版于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其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反思那些已经写进历史教科书的“黑暗时刻”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即有类于顾氏所说的“空谷足音”。一方面，尽管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根深蒂固，但真正从文化根源的角度对类似“黑暗时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形成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的著作在中国委实还十分难得、稀少。另一方面，该书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情感体验为一体，寓细节铺陈于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也很容易使读者体会到在由“黑暗”历史与复杂现实这两座大山围成的“空谷”中，任何深入谷底深处的探索者，他的脚步声都会因为谷壁的蜿蜒、曲折甚至重叠而经历多重、多次的“反射”与“吸收”，相互加强后所形成的就是各种既传之弥远又在响度、音调、音色等方面富于变化的“混响”。

对于目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虽然以文化来解释、影响、引导社会变化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广泛认同，但该理念在具体学科领域（如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和现实社会发展中的践行情况却不能说已经差强人意。以专注于文化问题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为例，正如马戎在《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一文中指出的，由于缺乏兼有理论深度和宏观问题意识的研究视角，“现在我们见到的不少调查报告及在调研基础上完成的论文，调查设计和数据内容相似，结构雷同，了无新意，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只能算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在文化产业（包括所谓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与中国历史上的“黑色时刻”有深切关联的景点在年接待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但同时也还有许多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并未落实免费开放，或者没有在如何带给参观者深切的文化体验、激发参观者内心深处对自由、正义、公平、法治的强烈共鸣方面下很大功夫。单世联在《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广征博引，分析的笔触深及“民族国家建构的迟滞”、国家哲学与民主哲学通战后德国重建民主的关系、“文化消毒和民主普及工作”、纳粹文化对后现代的影响、如何对待有“污点”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产品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于开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推动有关学科的研究范式创新、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落实在文化产业的现实发展中、使厚重的文化资源能够在与文化自信、文化治理、文化创造等重大时代命题的相融相通中被“活化”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其最直接、最显著的效应或许还是要体现在历史学研究中。

对于历史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价值，马克思曾做出过如下精准的评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当人们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也经常需要向历史传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去寻求支持和帮助。当代，著名宋史学者邓小南在谈到宋史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建构时也曾明言：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乃是一系列并非唯一合理，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合理的选择的结果，“正是因为有很多可能性，所以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才有必要回过头去观察，当时如何选择，动因何在。……各种成功的、惨痛的经历的积淀与反思，应该增进后人的智慧，在历史的关键时期理智清醒地做出选择。”。仅就向公众展示历史选择形成的复杂性，吸引更多人关注对“黑暗时刻”历史的探索成果来说，《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的重要意义则至少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中国当下以水旱蝗灾、大饥荒、文字狱、军阀混战、烟毒、流民、文化大革命、武斗等为主要内容的专门著作在数量上应该并不算少，但从文化角度深入剖析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发展机制的情形也的确还属稀有。许多研究在描摹相同类别的历史事件时大多是按时间先后进行铺陈，在分析具体事件发生原因时则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文化因素的作用与相似事件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类著作看似条理清晰、简单直白，但在缺失有深度的文化分析之后，面对惊人相似的“黑暗时刻”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时则明显缺乏解释力，既不能引人信服，也难以使人对“各种文化都在日益文明化”（P1122）产生深切的正面体验。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有两大历久弥新的传统：一是常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二是突出历史对现实政治的作用，注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标准。对照该标准，这两种传统在性质上显然都不应归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与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并不一致。但直到今天，上述两种传统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影响都还依然强大。为了彰显中国历史的光荣伟大、传统文化的优秀卓越，多讲国家历史演进中的辉煌成就、盛世繁华、英雄伟绩、人文壮举、学术思想、科学贡献，少提或不提大屠杀、大饥荒、内战、大疫病等黑暗时刻；亦或者采用“隐恶扬善”的曲笔，尽量多记有益的事情.不利的即使无法完全舍弃，也应加以隐讳，此类现象的存在仍是十分普遍。就此而言，《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依据某些代表性文化人物、文化行动以及政治领导人的行为风格、思维方式展开研究的思路可谓给深入开展对“黑暗时刻”的历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路径。

作者在承认文化重要性——“对以‘文化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和“文化解释并不全面”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多位知名纳粹研究者的成果，聚焦于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针对具有“不可解释性”的纳粹大屠杀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独到解释，将汉语学界的大屠杀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观点有：“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但大屠杀并非只与文化传统有关，把这种传统激活、由观念走向行动，这不是文化自身的效果，而是纳粹集权体制使然。”“‘修正主义史学’对希特勒的宽容和理解，在历史上会使纳粹大屠杀淡化为普通历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是为纳粹暴行做辩护，但劳埃特的研究至少告诉我们，纳粹反犹不同于历史上的或其他国家的反犹，它与20世纪的欧洲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有其新的内容。”“仅仅现代性，还不足以解释纳粹的屠犹行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封建主义的生活习惯，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心理与现代技术效率、冷酷无情的权术相辅相成地融合在一起。”“全面反省大屠杀，需要充分认识德意志现代性的特殊性，即德意志文化的野蛮性。……没有某种原始的、野蛮的力量支持，大屠杀不可能实施。”等等。（序言，P557-560、571、612、613）

其次是材料的选择。《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除了参考、借鉴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论著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之外，还大量引用了小说、电影、话剧等分属不同艺术形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作为论据。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官方编撰的档案文献才是最珍贵的史料，凭藉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信史。但恰如首先在汉语学界提出“影视史学”的张广智先生所言，客观存在的历史与复原的历史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近线，19世纪法国大史学家米什列说历史是过去的复活，“此论实在是自欺欺人，即使有人真心这样想，也只可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必须注意的是，“人物与事件总是生动的、复杂的，总是与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的，而无论是当时的档案还是后来的记述，都是把活的人事凝固化、简单化。所以，‘言不尽意’永远是我们走进历史、回到现场所无法绕开的障碍。”而“历史的模糊之处正是文艺的用武之地”。（序言，P466）

为厘清德意志文化传统在大屠杀中起到的真实作用，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纳粹运动是大众运动而非少数几个恶魔对大众的操纵和挟持。……纳粹的追随者、服从者和受益者，他们组成了希特勒的群众。”，“纳粹大屠杀不是原始时代人命如草的部落残杀，不是金戈铁马的战阵厮杀，而是党国权力和工业化组织的紧密合作，特别讲究科学和效率的现代作品。”，“在政治落后、经济落后、文明落后的背景下，德意志虽有自己的启蒙运动和民主传统，却未能走上与西方其他国家平行的民主化道路。”等复杂的历史现象，（P193、572、640）应该并且也能够从相关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兼具历史书写的科学性与叙事的艺术性、具有直击心灵和摄人心魄魅力的名家名作寻找到帮助。如书中涉及的《辛德勒的名单》、《朗读》、《钢琴师》、《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等反映二战期间犹太人被隔离、屠杀的影片及其原著小说因为获得奥斯卡等著名影视奖项而广为中国民众所知。另外的一些文艺作品，虽然知名度可能不如前者，但在论证作者观点的重要性方面却也并不逊色。

在第五章“希特勒的群众”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剧作家克劳斯·曼于1936年创作的剧本《梅菲斯特升官记》中的主人公——演员赫夫根。他最显赫的艺术成就是出演《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他最明确的生活目的则是利用一切手段往上爬。“赫夫根具有和纳粹德国完全匹配的、“这个社会所特有的虚假的威严、歇斯底里式的热情、自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廉价的魔力”。他随机应变，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境遇中维持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到最后一刻，不把自己跟任何政治势力绑在一起。”他永远在演戏，到处在演戏，而其收获就是纳粹革命成功后，获得好处的是前共产党人赫夫根，而不是那些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正直者”——包括赫夫根的同事，为纳粹奉献过斗争过、希特勒上台时流下过“幸福”的泪水的米拉克斯。而小说《女纳粹的觉醒》则通过剖析三个青年女性参加纳粹党的不同动机揭示出纳粹运动何以对普通群众产生强大吸引力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随大流，是普通纳粹分子的普通选择。”。（P193-211）

还有德国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创作的长篇小说《德语课》，记述了少年犯西吉·耶普森被关进单人牢房，罚写作文《尽职的快乐》时回忆起当乡村警察的父亲恪尽职守、一丝不苟甚至创造性地执行纳粹当局的命令——禁止画家南森作画，甚至在纳粹垮台、禁令解除后仍在继续搜寻并烧毁画家的画作。父亲的理由是：“一个人必须忠实，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的是一种自己认可的职责。”在父亲身上，集中体现了康德所说的“德国人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最容易并且最持久地服从他们所隶属的政府，并且对于采用了的制度，最远离革新的欲望和反抗”。而父亲的行为也提示我们，近乎奴性的无条件的服从、无条件忠诚的心理和行为，“正是纳粹极权体制得到建立并维持的前提”，“如果在纳粹8000万公民中，真正为恶的、掌握各种权力的只有100万人左右，那么余下的7900万普通公民，大多是以这种服从和忠诚来支撑着纳粹的，而且这种服从和忠诚并未因纳粹垮台而消失。这就意味着，对纳粹的批判，不仅仅是对纳粹暴政的拒绝，还需要对这种民族性格进行反省。”。（P202、211-219）

第三是表述方法。因为善于围绕某一特定中心将众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著作、论说、回忆、杂记、采访组织在一起，从一个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单世联曾被陈家琪称为“调遣材料的高手”。他的这一特点在《革命人》和《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中就已显现，在《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则有了更新的发展，于宏观反思、整体分析的同时也兼顾了描摹社会生活的细处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既避免了落入空对空的泛泛而谈，提高了书籍的可读性和易读性，也使作者对大屠杀的文化解释显得更加全面、圆满。

如：小人物的精神状态、命运沉浮在解析大的历史事件时常常是被忽略的话题。在本书中作者却提出了“大人物必要，小人物也必不可少。”的观点。（P157）他把希特勒身边秘书、副官、管家等工作人员对希特勒的记录、回忆和评论单列一章（第四章），认为“暴政之下，小人物受害最深，如果没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伟大元首，他们的生活信念又如何能保持？小人物可怜，但希特勒是因为这些可怜的人才伟大的。”。（P189）而在第五章“希特勒的群众”中，也是着重从医生、面包师、普通纳粹党员、乡村警察等小人物的视角来阐述大众对纳粹运动的感受及参与。又如：“米斯堡的生活小品”一节描述的德国村民招待、帮助犹太囚犯、纳粹看守把囚犯不得已的行为说成是法国人毛病、苏联海军中尉请法国犹太人抽烟、趁火灾偷喝啤酒、保护破鞋等集中营里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性在这里被扭曲、被扼杀，但集中营也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机智、幽默。”。（P784-791）

另外，作者认为，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特点即在于它的政治化，“就是一切都可能与政治、与国家密切相关，就是到处都有‘领袖像’、时时都在喊‘万岁’。”。这方面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希特勒问候语”——口号“希特勒万岁”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在1933年7月成为公务场所的官方问候语，并迅速覆盖德国社交文化的全部。“希特勒问候语”体现了纳粹交往制度的核心要素，是党/国权力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途径。它之所以能被德国人自觉自愿地接受，不只是因为害怕或消极地服从，还源自一种对民族强大和克服民族自我意识危机的深切渴望。相比之下，在纳粹时代就已广为传播的“可笑的元首”之类的漫画——画中希特勒被描绘为小个子、大喊大叫的狂徒或小尺码独裁者，对帝国领导层不敬的笑话却会使读者感受到赫尔佐克所说的，“德国人绝不是宣传机器的任人摆布的牺牲品。广大阶层其实那时就已看穿了戈培尔及其同伙对他们玩弄的鬼花招，然而这还是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在很短几年里就被卷入了一个充满罪行的漩涡里去了。”。（P252-283）

显而易见，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绝不可能是按着既定的详细坐标亦步亦趋、畅通无阻。在摸着石头过河时难免误入可以没顶的深水区，在寻找正确道路时也必然会产生歧路亡羊式的焦虑与困惑乃至不得不经历曲折和反复。而更不应该被忘记的是，当历史事实被刻意歪曲、遗忘、忽略之后，非但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终将被遮蔽，从历史过往中寻找现实镜鉴的努力也必定会徒劳无功。作为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单世联先生长期致力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文化生产理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既不惮于对复杂的现实问题作出独立的、具有前瞻价值的“理论”回应，在其一系列相关论著中也始终保持了极富个人色彩的浓烈人文情怀。2011年3月，他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四年半之后，《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也是甫一推出就已受到诸多名家的好评。有理由相信，《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的面世不仅有利于向中国读者展示纳粹现象的全部复杂性，可以加深他们对纳粹文化兴起、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及其不同侧面的了解；更会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严肃地面对人类历史上那些被遗忘、忽略的“黑暗时刻”，并“从过去的苦难中学的聪明一些”。（P1121）

参考文献

[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268-271.

[2]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3）：16-1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586.

[4]邓小南谈宋史研究：宋王朝是“稳定至上”的时期[EB/OL].澎湃新闻网,2014-11-3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6]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J].学习与探索，1996，（6）：116-122.

[7]陈家琪.为什么偏偏是德国[N].南方周末，2012-01-31.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