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废止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正式施行
继2003年6月废止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12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中国再废止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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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该决定废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以及据此实行的收容教育制度。同时决定还明确规定，在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收容教育决定有效；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收容教育的人员，解除收容教育，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
收容教育制度实施20多年来，对于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法律责任的进一步完备，收容教育措施在实践中已经较少适用，收容教育制度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这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
需要明确的是，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后，收容教育制度不再实施，但卖淫、嫖娼行为仍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此外，刑法还规定了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等罪名，并规定了明确的法定刑，刑法的规定也是遏制卖淫嫖娼行为的重要手段。有关方面应当继续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予以查处；对于组织、强迫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故意传播性病等犯罪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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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教育制度的演进
收容教育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这一制度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收容教育的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
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该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1993年，国务院据此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建立了收容教育制度。2005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2010年，国务院又对《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进行修改，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收容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制止性病泛滥。在当时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上述决定，国务院制定上述办法，程序和内容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收容教育制度对于遏制卖淫嫖娼现象，匡正社会风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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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黄海波被收容教育，“法外之刑”再受关注
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和收容教育制度，是我国分别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和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制度，三者都属于未经制定法律而对人身自由实行强制限制，且在实施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随意性大、公民权利受损等问题，有人称之为“法外之刑”。
引发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案件，是2003年3月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之死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直接推动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代而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十年后，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后，有舆论认为与劳动教养制度有延习性的收容教育也该被废止。
一般来说，被收容教育的人员，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主要用于改善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生活和收容教育所的建设，对参加生产劳动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可以按照规定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但这个报酬是非常有限的。
对于被收容教育的人员的管制非常严格，在被收容教育期间，除非是遇到子女出生、家属患严重疾病、死亡这一类的正当理由需要离所的，才可以报经所长批准离所，而且离所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并且还需要由家属或所在单位担保并缴纳保证金。
收容教育制度施行20多年来，饱受诟病。最大理由是该制度可以限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至两年，是一种事实上的“服刑”，而且时间甚至比一些刑事判罚更为严厉，但却无需经过辩护和法院审判；这一制度规定也与宪法、法律关于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保障相冲突，是对国家法治的一种伤害。
20多年来，收容教育制度饱受争议。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就这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先行制定行政法规。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也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里面最严厉的行政处罚就是行政拘留，行政拘留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天。收容教育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最高可达两年，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这样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但具体规定收容教育制度的是《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该办法属于行政法规，与上位法立法法的规定相抵触，成为法治的一个“硬伤”。
2014年演员黄海波曾因嫖娼被收容教育半年，引发社会关注。当时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
2014年,黄海波因嫖娼被收容教育6个月。
近年来，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应该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全国人大代表高子程、尚伦生和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等，十分关注收容教育制度，并建议废除或修改。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2014年、2016年、2017年三次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呼吁废除收容教育制度。2018年，朱征夫委员依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精神，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是否符合宪法和立法法规定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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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是中国法治的重大进步
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提出，“近年来，收容教育措施的运用逐年减少，收容教育人数明显下降，有些地方已经停止执行。通过调研论证，各有关方面对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2019年12月2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议案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公安部副部长王小洪作了说明。王小洪表示，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法律法规对于卖淫、嫖娼行为已有相应的处罚和措施，实践中收容教育措施的使用逐年减少，收容教育制度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废止的条件已经具备。
12月2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议案进行了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普遍认为，收容教育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控制性病传播等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收容教育制度的功能逐步被相关法律制度所代替。因此，及时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有利于保障人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进步。
审议中，有的常委会委员建议，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后，有关方面应当做好相关法规的清理工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继续做好对卖淫、嫖娼违法行为的查处和性病防控等相关工作。
收容遣送、劳动教养、收容教育三项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来源：综合新华社、中国人大网、财新网、南方都市报等报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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