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小说的流行，以及这种流行所带来的关于伪考古知识的“普及”，部分公众对考古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妨碍了公众科学素养的不断提升。对此，尽管考古学界进行了澄清，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对“公众考古”与“公众理解科学”这两个具有某种相似性领域的分析，以及对各自领域的“伪知识”进行比较，寻找公众考古可能从公众理解科学发展过程中借鉴的经验，可以推动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推动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不断提升。

一、引言

近些年来，在大众文学领域中，盗墓小说一直是很为流行的类型小说品种，2006 年起，《鬼吹灯》《盗墓笔记》《盗墓之王》等小说相继开始连载。盗墓小说这一网络文学类型一经出现就吸引了大批读者关注。盗墓小说用奇诡的情节设计和充满意外与未知的探险历程吸引读者，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些小说语言通俗幽默，风格活泼生动，削弱了由其题材和情节设置所带来的恐怖效果，缓解读者在阅读时的紧张情绪。起点中文网在灵异频道甚至下设了“寻墓探险”子频道，供读者快速在分类下找到阅读资源。连带地，随着这些小说的流行，其中描述的诸多与盗墓场景相关的“伪考古”知识，也在读者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这些盗墓小说中，“下墓”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墓中，盗墓者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异空间：穿山甲爪子制成的“摸金符”是盗墓者们身份的象征;黑驴蹄子和糯米是克制僵尸的法宝; 黑狗血能够辟邪; 开棺前要在墓室东南角点上蜡烛，一旦蜡烛熄灭就要立刻从墓室中离开……一系列由盗墓小说作者虚构的看似神乎其神但是在小说中又能自圆其说的“知识”和“技术方法”，随着盗墓小说的流行和传播，被许多读者当成“标准的”考古知识和技术。一方面，盗墓小说为了合理化盗墓这一违法行为，在书中往往将考古同盗墓相提并论，有些小说甚至宣称“考古是官方盗墓”。在这样的影响下，部分公众对考古产生了误解，认为考古同盗墓确实性质相同，考古工作也是挖坟掘地，专业的考古人员也会像盗墓小说中描绘的一样使用黑驴蹄子、墨线、蜡烛等工具。这种认知偏差随着盗墓小说及影视剧的流行迅速传播开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公众考古学界该如何应对?纵观历史，除了考古学经历过普及学科内容、获得公众支持的发展时期，其他学科甚至广义上的“科学”同样经历过类似的发展阶段。其中，与公众考古学性质较为类似的莫过于“公众理解科学”。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曾针对有关科学的错误认识积极进行澄清，同时关注对科学的理解和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认知的传播。

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盗墓小说流行这一具体事例，通过对公众考古学与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与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总结探讨二者的异同，对我国公众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和展望。

二、盗墓小说中的伪考古知识

盗墓小说和影视剧拥有广泛的读者、观众群体。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构建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异空间。小说中的盗墓者们往往以“摸金校尉”自居，以拥有一块用穿山甲爪子制成的“摸金符”为荣。“摸金符”不仅是盗墓者身份的象征，也是盗墓者在墓中能够逢凶化吉的守护符。“摸金校尉”并非完全来自盗墓小说的虚构，其原型可追溯至三国时期陈琳写作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 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然而以穿山甲爪为原料制作的“摸金符”则完全是盗墓小说作者的虚构产物。这一技术物借助了小说流行之势，在读者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盗墓者在下墓前准备黑驴蹄子、黑狗血，一旦在墓中遇到僵尸，就将黑驴蹄子塞入僵尸嘴里以避免袭击。盗墓者把黑狗血涂抹在将要尸变的僵尸身体上阻止其尸变……这些都是盗墓小说里提到的技术物。

同时，盗墓小说中还虚构出了一套盗墓者使用的技术手段: 例如在进入墓室后，要在墓室东南角点上一根蜡烛，若蜡烛熄灭则盗墓者应立刻离开墓室，不得带走墓中的财物。选择墓室东南角则是因为“东南方为巽卦位，方位辰巽巳，为人鬼进出之门。巽，入也、顺也，宜平稳”。除此之外，盗墓小说中也常有用糯米拔出身上阴气、以墨线捆绑棺椁防止僵尸从棺椁中暴起伤人的情节。显然，这些考古“伪技术”，已经属于非科学甚至迷信的范畴。由于公众对考古的兴趣难以在公众考古领域得到释放，人们对考古技术和考古方法的好奇转而投射在盗墓小说中。依托惊险刺激的情节设计，盗墓小说里的种种技术手段得以在读者中广泛传播。

公众理解科学除对流行图书中的伪科学知识进行辟谣外，还关注其他传媒中容易引起公众误解的“科学知识”。如“谣言粉碎机”的公众号每年都会评选出年度十大科技谣言。2017 年上榜的科技谣言有“食品造假：紫菜塑料做，虾蛄注胶……”“地震云可以预报地震”“一滴血可以检验癌症，结果立等可取”等。这些科学传播工作者针对在公众中传播的错误的知识，在尽力地进行纠正，尽管其效果并非很理想，但其做出的努力却是有目共睹的。

三、公众考古的应对措施

与致力于科学传播的公众理解科学工的领域。“公众考古”( public archaeology) 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查尔西·麦克基米西( C R． McGimsy)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前，北美考古学界在原有的“文化资源管理”概念基础上开始关注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一个全面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这个计划被麦克基米西命名为“公众考古”计划。该计划强调，除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管理之外，还应增加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与教育等内容在内的其他措施。公众考古的最终目标是保护考古资源、教育公众进行此类考古资源保护的管理伦理。［8］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外公众考古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国外常见的公众考古类型有: 业余考古( archaeology by the public) 、公众考古机构( public sector archaeology) 、考古教育( archaeologi-cal education) 、开放的考古学 ( open archaeology) 、通俗考古( popular archaeology) 、学术交流中公众考古( academic public archaeology) 等。

但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建立在让公众具备正确的考古知识之上的。具体到我国，公众考古又同传统中所称的“考古学大众化”理念密切相关。中国的考古学以金石学为前身，在近代受到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后，我国的考古学家们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开始探寻中国文化的起源。公众考古宣传的考古是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考古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在考古的实际研究中运用到了各类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公众考古的核心概念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 public stakeholder) 、“解释”( interpretation) 与“交流”( communication) 。

我国公众考古的实践形式可归纳为以下主要类别: 以图书报刊与影视媒体为代表的传媒考古; 以大学通识考古教育、社会讲座、考古遗址博物馆教育为代表的教育考古; 以考古夏令营、考古探险活动为代表的考古活动; 以考古展览、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营造建设为代表的考古展示。

正如前面所讲，公众考古学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建立在让公众具备正确的考古知识之上的，也就是要让公众具备正确的而非错误的考古知识。但就盗墓小说中那些错误的考古知识随着小说本身的流行而被广泛传播而言，我国公众考古领域积极、正面的回应却并不多见。目前，公众考古的回应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回应从根本性质上区别了考古与盗墓。就盗墓小说来说，这只是一种背景的、间接的回应。例如，高蒙河通过报纸这样的大众平台发声，指出考古是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以及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与盗墓泾渭分明。他批评了将考古与盗墓画等号的行为。胡小伟撰文指出，盗墓行为首先窃取和破坏了墓葬中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墓时会对墓葬进行科学的清理、绘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墓葬保留的历史信息。盗墓者窃取墓中文物，破坏了考古工作者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盗墓者对文物的挑选根据市场价值多寡进行，往往破坏不为文物商看重但是却具有极大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文物。现代的盗墓者更是利用炸药对墓葬进行爆破，毁坏了墓葬形制、随葬品陈列方式等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这些回应往往讨论的是现实中的盗墓行为的危害，而不是纠正盗墓小说中流行的错误的考古知识。

第二类回应，从盗墓小说中传递的错误价值观念与文物保护意识角度出发，表达了对盗墓小说的流行现象的担忧。田萌撰文指出，盗墓小说的盛行容易使公众对考古学产生误解，甚至错误地将考古认为是“官方盗墓”。这给考古文博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增添了许多困难。其次，他认为，盗墓小说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往往较差，受到这种错误引导的大众，可能会对文物考古的价值产生误解，忽视文物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张涵发现，盗墓小说中充斥的盗窃文物、破坏文化遗迹的行为，不利于公众树立起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而盗墓小说中“一夜暴富”的情节，也是不正确价值观的体现。但这基本上还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涉及立场的和价值维度的回应。或者也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批判往往是针对盗墓同考古的性质而言的，少有针对盗墓小说中提到的盗墓技术同实际研究中使用的考古技术的差异进行分析的。公众对考古的兴趣难以在公众考古领域得到释放，人们对考古技术和考古方法的好奇转而投射在盗墓小说中。依托惊险刺激的情节设计，盗墓小说里的种种技术手段得以在读者中广泛传播。

公众考古针对盗墓小说的流行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公众考古的“公众”属性同考古学利益相关者紧密联系。公众考古的最终目的是在推动考古学与公众双向理解的基础上，保护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考古学家通过交流了解公众想要获得何种知识，公众通过交流理解考古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他们关心的知识。在澄清盗墓小说带来的公众对考古的误解时，公众考古往往从盗墓同考古的区别入手，表明考古同盗墓的性质不同。公众考古强调盗墓行为是以利益为驱动的，而考古是出于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开展的。在辟谣时，公众考古少有针对公众感兴趣的盗墓技术、考古技术进行解释的。这使得公众考古的解释与公众的关注点脱节，从根本上难以说服公众。

田野考古和学科研究的封闭性、专业性，使考古学在同社会公众的沟通上存在着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对称和语言差异等问题。公众考古的重点应在于推动公众参与考古过程，而不是考古工作者以“施舍”态度进行的单向教育。考古学界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并不能起到澄清考古学意义的作用，发挥作用的是考古学工作者如何对待考古学。

四、比较或借鉴

鉴于公众考古与公众理解科学的相似性，我们不妨在此进行一些比较。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其实是很关注科学的划界问题的，要在传播过程中明确传达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非常关心可能会损害科学形象的以科学的名义传播的非科学知识的问题。关于科学划界的讨论，始终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学者对科学的划界讨论为公众理解科学提供了传播范畴的限定，明确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具体传播内容。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这个领域中，面对在公众中传播的非标准的科学知识( 有时甚至被称为“谣言”) ，许多相应的澄清效果也并不都很理想。尤其是在早期，在传统的基于“缺失模型”立场的科学传播中，传播者高高在上地以权威的姿态向公众单向地灌输，其传播效果经许多研究证明是很不理想的。另外，还有公众的心理及需求的问题，在现实中，许多被认为是伪科学的知识反而对公众很有吸引力。其原因与机制，也是公众理解科学领域中更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靠更正和辟谣就能解决的。

因此，在面对来势汹汹的盗墓小说时，公众考古也要把握住大众最为关心的“伪考古知识”，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古知识的传播。类似黑驴蹄子辟邪、糯米拔阴气等“行规”在盗墓小说中常常出现，引发公众进一步的好奇，考古工作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会有所谓的“行规”吗? 实际上公众并非对盗墓与考古的根本性质差异全然无知，他们对盗墓小说中光怪陆离的盗墓工具更好奇。公众考古应能够同公众理解科学对待谣言一样对待盗墓小说中的伪考古知识，找准公众真正关心的伪知识根源，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回应公众的好奇与误解。但是，来自公众理解科学领域的经验却也在提示我们，即使如此，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正确考古知识的目标，尤其是那种基于“缺失模型”的传播，其效果就可能更要打折扣。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盗墓小说案例的特殊性。盗墓小说的流行实际上反映了公众对于某种娱乐性的追求。除更为一般的像惊险和恐怖要素对读者的吸引力之外，盗墓小说还使用大量网络流行语，夹杂着英文、歌词等流行元素，贴近年轻的读者群体。有时，为了营造氛围，角色也会说一些方言。类似的处理使小说更加真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趣味性。甚至在盗墓小说中也会出现生造词语的情况。如在盗墓小说界赫赫有名的“粽子”一词，就是《鬼吹灯》作者自己创造的，用来指代古墓中的“僵尸”。后来这个词成了盗墓类小说的“黑话”，读者读到这个词就能明白其含义。不仅如此，盗墓小说中还不乏拼贴艺术的运用。“拼贴”一词来源于绘画创作，指将不同的材料以聚合的方式合成为新的艺术作品。后来这一词被广泛用于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在盗墓小说里，常常会出现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广告词、公文、语录、标语的情况。当这些词语进入盗墓小说中时，由于语境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含义，大大消除了文学的严肃性，增加了文本的游戏性。这些都使盗墓小说呈现出后现代平面化的倾向。在这样娱乐精神的影响下，盗墓小说不免会对历史进行一些虚构，对盗墓行为进行想象，从而满足读者对于神秘事物的好奇与娱乐需求。盗墓小说在公众复杂的心理与娱乐性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公众考古如果过分苛责盗墓小说应该从实际出发，反而破坏了这种平衡。公众考古学在国内的发展主要还处在吸引更多的人群关注考古学的阶段，努力澄清考古的目的、意义。公众参与并不仅仅是在缺失模型指导下的考古学家单向灌输公众考古知识，或许也可以在分析读者阅读心理的基础上，以考古作为题材，创作出既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满足读者阅读兴趣的考古类小说，以传播正确科学的考古知识。

考虑到上述复杂的因素，无论是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还是在公众考古领域，几乎唯一可能的方式，也许就是加大正面的、对正确知识的传播的策略与力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