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东北人讲了“一把锤子被包裹上毛巾的故事”，然后得奖了

        《锤子镰刀都休息》是耿军拍的第6部独立制作的电影。这是一个“即兴的创作”，用耿军自己的话来说，“有点类似回乡偶书”。他用一周的时间写好了剧本，整了10个人的班底塞进一辆金杯汽车，在家乡黑龙江鹤岗拍了16天，耿军的母亲大部分时间负责给剧组做饭……这部充满荒诞色彩的影片一举拿下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

        “熟悉的地方荒废掉了，有点伤感，于是想拍一个以荒废为主题的电影，荒废的地方，年华的荒废，人际关系自然也是荒唐的。”耿军说。

        12月14日，《锤子镰刀都休息》在上海曲阳图书馆放映，全场爆满，来晚的人更是站着看完了全片。或许是东北人自来的幽默感，无论是片中人物的对话，还是映后的交流，观众们不时地给予大笑和掌声。

        故事梗概里写道：“两个做坏事的人遇到一个做坏事的人，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做坏事，由于软弱他们做不成坏事。一个有信仰的人在几个做坏事人的周围生活着。”这个绕口令一般的故事梗概，对观众而言，就是“一把锤子被包裹上毛巾的故事”，随你任性解读；对耿军而言，他说他想拍的是一种软弱，而这种软弱随处可见。

        影片中，三个弱者组成了一个“劫道团体”，前一个镜头，他们还在设想最后的成功，音乐朝气蓬勃，后一个镜头他们遇上了一个女人，女人抢过包着毛巾的锤子将他们一一击倒，冻天寒地，三个人在孱弱的夕阳照耀下，滑稽中难免透着一丝悲凉。

        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很主观的镜头？耿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太相信明天会更好，影片中出现了两个女性，一个是勇哥初恋的回忆，多么美好，另一个是现实中的悍妇，砸碎了三个人的打劫梦，镜头缓缓升起，三个人就像三只小动物，在大自然里微不足道，夕阳是漂亮的，哥几个在那儿躺着，既有喜剧的成分又有悲凉感，我心里当时就暖了一下，这个设计是可以庆祝一下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去喝了一下！”

荒诞的事情荒诞的人情

        1990年代初，对俄贸易繁荣，耿军学了俄语，目的就是“能在口岸做做生意，找个俄罗斯女朋友”。 班上有个戴茶色眼镜的同学“语文水平很高”，经常带他去图书馆看陈忠实、史铁生、王朔的书。

        耿军19岁时就写了第一个剧本，也蓄起了长发，他和身边搞摇滚的朋友决定一起到北京，“搅动北京的文化市场”，为此，他骗父亲说要去沈阳的工地上班，于是拿剪了长头发换来的600块路费去了北京。

        北漂的生活里，他当过饺子推销员、宾馆服务员，还在杂志社、电视台待过，期间因为写剧本认识了北电的老师，才有了宝贵的两年多在北京电影学院蹭课的时光。直到2000年有了DV，耿军才开始正式拍短片。

        说到自己喜欢的导演，耿军说最早喜欢拍《西游记》的导演杨洁。这个剧看了很多遍，“它其实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耿军说。

        《锤子镰刀都休息》的拍摄地距离耿军家10公里，他小时候经常去那儿卖冰棍。“一箱冰棍7块钱，天气特别热的话，就能卖两箱，熟到幼儿园几点放学，幼儿园哪个阿姨长得最漂亮，全知道！”就连推着拉冰棍的自行车到公共厕所里避雨这样狼狈的时刻，也被耿军形容成“就是那样欢快的时段”。

        鹤岗是个煤城，因为采煤地下几近采空，变成塌陷区，地裂了，好多人就搬走了，“只剩下些付不起上路钱的人还住在那里”，影片里的主人公就是那些留守的穷人。鹤岗有半年都是冬天，在耿军眼里，东北人的嬉笑怒骂和天气的严寒有关。

        关于“劫道”，他讲了一个真实有趣的故事：“2007年经济危机，我朋友的父亲在上夜班的时候碰到一个人打劫，劫匪说‘我要的不多，就一袋面钱，50块钱！’他爸说，‘兄弟你要信得着我，我10号发工资我给你买袋面。’劫匪放他走了。第二天黑灯瞎火这劫匪又劫了一个，偏巧还是朋友他爸，他爸说，‘我不是昨天和你说了么，10号发工资！’劫匪一直道歉。后来几天，每次听声音碰上，他爸就喊‘10号’！他爸到了10号真给了劫匪50块钱，那个劫匪很不好意思，递了根烟说，‘大哥，真不好意思，劫了你这么多回！’”

        这样荒唐的事情也让耿军变相地描画在影片中。谈到荒唐的人际关系，耿军说，“我现在38岁，同学基本上都混到了副处、做生意的啊，一到聚会，每个人先往桌子上放一包软中华，下边一个大三星，或者下边一个小苹果，小谱一摆，而我就是一个诺基亚。那种人际关系其实很荒唐。当地煤矿也有文联，一个写诗的大哥过年总叫我过去吃饭，这位大哥总带着个小弟，酒喝到位了，小弟就咣几站起来背大哥的诗，也很有意思。吃吃饭又来了一个干部，别人介绍我说‘这是北京回来探亲的鹤岗本土导演’，这个干部已经喝了第二拨了，稍微有点大，他看了我半天说，‘咱们鹤岗本地还产这玩意儿吗？’他马上拿手机百度，一搜百度上有我的名字，马上说，‘百度有你，太神奇了，那一会儿合个影！’”

“勇哥、刚哥和小二”

        勇哥和刚哥是耿军的御用演员，在2002年拍短片时候他们就有出演。在《锤子镰刀都休息》里他们还是“勇哥和刚哥”。

        “这样的演员有质感，（与角色）生活细节都对，专业演员演不出来。我偷偷地鼓励他们，说他们是国家二级演员，他们问我一级是谁，我说那肯定是姜文、陈建斌了。他们又问我，那孙红雷几级？我说特级。其实都是鼓励，因为他们都是精华。”

        勇哥在残联上班，他小时候玩雷管，手指头被炸断两根，一只眼睛视力也有问题，他很熟悉残疾人的肢体语言。“因为身体的残废和环境的荒废是可以对照的，所以我就以这个人物做为支点、写了这个故事，用荒唐来解构荒废。写完剧本后我和勇哥、刚哥，还有‘宝鹤大婶’（剧中人、宝鹤经常男扮女装以探亲戚走丢为由向路人讨钱）讨论，他们有不满意的我再改剧本。开始会有抒情的想法，瞬间就pass了，因为冰天雪地，一抒情就想起赵忠祥《动物世界》里的解说词。”

        小二是耿军姨家的孩子，每年过年都会拎点东西来看他，特别是拎条鱼，“新鲜的、在路上冻死的”（剧中台词）。小二小时候生了一次病，智商没问题，就是口齿不清楚，在基督教会打点零工，春节时到耿军家会唱基督教歌曲。“我对当地的信仰的理解是含糊的，说不清的，我正好让小二说不清的这种特质来代表当地的这种信仰。”耿军说。

        耿军一直有个习惯，过年回家时候会带上摄影机，碰到纪录片好的素材就会拍下来。他当时本打算就用小高清拍拍，再问北京好友借个话筒。“他问我长片短片，我说是短片，写了47场戏，他说‘你这样做可惜了’，就帮我找机器、配镜头、搭人马，说‘咱们好好做一个’。我正好有个小兄弟的影视公司可以投点钱，最后凑了10个人，灯光师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位60多岁的灯光师，拍了16天的时间，剪辑了半年，47场戏剪了52分钟，很人性。（金马）影展上有规定，半个小时是短片，70分钟以上是长片，50分钟是中片，但没有中片单元，所以50分钟是很尴尬的。”

“侄子和诗人”

        片中有两个镜头让现场观众交头接耳，这两个镜头其实都是耿军纪录片中的素材。

        镜头一：一个身高不过1米2的小孩在街头唱卡拉OK，他的身后是一群好奇的围观群众，而孩子一手拿着麦，一手老练地叼着烟卷，不时猛吸一口。耿军解释说，自己当时是在广场上拍摄一个卖裤子的人，在这个大广场上，不仅有跳广场舞的，也有2元一首的点唱卡拉OK，这个小孩唱的声音很大，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每天都有钱唱歌，后来才知道，他唱歌是不要钱的，没人唱时他才唱，我拍了好多，一直没用，但每当想起来，都挺扎我的，在他身上有很多解读，他叼着烟很自在，唱的都是东北的好山好水。

        镜头二：一个戴眼镜的诗人，他在饭桌上用奇怪的声调朗诵《再别康桥》。耿军说他是哈尔滨本地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云游，他也是萧红的研究者之一，但他的本职工作却是在物流公司做快运，自己写的都是几百行的诗，很愤怒。很多人可以写诗歌，但写得好又有朗诵能力的人很少，云游在喝多之后，大家伙儿就会要求云游来一个。耿军说，“《再别康桥》有点像诗歌里的流行歌曲，他其实每次都朗诵这首，他开口特别小沈阳，但后面其实很用情，我就被震撼到了。我把这两个纪录片段落镶嵌在这部短片了，变成了刚子的侄子和哥哥，两个在南方温暖城市的亲戚。”

        耿军最后说，自己下一部片子名字叫《轻松加愉快》，听名字应该不那么悲凉了吧。